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为“晓群书人”专栏，已经写过8个人物。在此过程中，有一个人，我一开始就想写，却始终不敢提笔。他就是王云五先生。
说到“不敢”，人们一定会想到历史问题。此言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立志追随王先生的出版思想，也一直为他陷入政治漩涡或曰错位从政而惋叹不已。但是，我时常扪心自问，写60年中国的出版家，不提王云五，行么？
我不死心，就向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求助。他送给我两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和《十年苦斗记》，我认真阅读；回过头来，再重读王建辉先生《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我发现，在王云五先生的一生中，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更表现着某些人性的冲突。下面，我从王先生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摘出几个“争议”的结点，罗列出来，供我们做一点阅读的联想。
1．学识。早年，王先生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原因是他的大哥18岁考取秀才，几个月后突然病逝。家人觉得，依风水与家运，王家子弟不易读书，经商会好些。所以王先生只读过一点私塾；为了经商，还读过英语夜校。不过，他有学习的天分，读记飞快，并且在19岁时，用三年时间通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同年被聘为中国公学英语教师，他的学生中就有时年17岁的胡适先生。胡先生曾称赞王是“有脚的百科全书”，胡还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xx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但那只是胡适先生的看法，人们对王先生“学识”问题，始终争论不休。直到1979年王先生逝世，争论也未停歇。台湾朱文伯先生称，王先生不愧为当代奇人、社会好人、学界通人和企业界巨人。茅盾先生却说：“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有什么学问。”胡愈之先生也说过：“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两方评价，竟有如此霄壤之别。
2．进入商务印书馆。1921年，在胡适先生的举荐下，王先生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年仅34岁。胡适先生始终把推荐王先生进入编译所，当作他对商务印书馆{zd0}贡献。他还称赞商务能够接受他的举荐。他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写道：“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内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反过来，茅盾先生却说，这是胡适的计谋。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继续当教授，又可以通过王云五操纵编译所；也是商务当局保守派中意王云五。还有观点说，王云五靠他的学生胡适，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使他不但跃上中国出版高位，拿着高薪，还让商务接盘他的小书店“公民书局”，使其中一部分资产，做了他在商务的股金。这不是飞来的好事么？连胡适都说，云五号岫庐，此次真是“云无心而出岫”了！
3．编译所“7年之痒”。王先生出任所长后，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各个部门，二是用三年时间调整人员。他将旧人淘汰三分之二，引进新人有朱经农、周建人、周鲠生、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黄宾虹等。2005年，编译所9个专业部部长，有7位换了新人。张静庐先生评价，这次改革，确然“是商务印书馆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跃的年代”。有观点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也有人称王云五是“袁世凯”，说他引进新人是任用私人和亲信。
1929年，王先生辞去所长职务。他说自己经常需要超出职权，帮助馆方调节内部工潮，有一次竟然跪在地上向军阀求情，不要逮捕工人。如此疲于应付，故而辞职。有人却说，王的辞职，是因为他自编《王云五大辞典》，给自己开稿费，与张元济先xx生争执；或曰编辑《百科全书》未果；或曰出版“万有文库”积压，云云。
4．科学管理法。王先生辞去编译所所长之后不到一年，又被商务印书馆请回来做总经理。他上任前出国考察半年，回来后抛出《科学管理法计划》，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等。他由此获得“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美誉。但是，这个计划一公布，立即引起全馆职工的强烈反对。编译所的反对之声最激烈，他们发表“宣言”说：“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求王云五辞职。代表职工与王先生谈判者有郑振铎、郑贞文、胡绍绪、杜亚泉，甚至外部的邹韬奋先生也著文质疑科学管理法。在此重压下，王先生只好宣布撤销了他的改革计划。但他并没有死心，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把他的“科学管理”在商务一点点实施下去。
5．两年苦斗。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一位日军司令不无得意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此时，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xx，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最鼓舞人心的是，商务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破了日军司令的预言，也成为商务至今沿袭的传统。为“两年苦斗”的胜利，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
但是，在此过程中，王先生实行减少股本金、全馆停业、解雇4000余名职工等一系列特殊举措，与股东和职工会方面发生激烈冲突，使之备受压力。同时，王先生在商务复兴过程中，又将《科学管理计划》落实下去，更加激化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当时胡适给王先生来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那时，王先生只有40几岁，为这一段经历，换得满头白发。此后，王先生无奈地写道：“我以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
6．四角号码检字法。自古以来，汉字检字法有三次发明。一是东汉许慎创立部首检字法；二是16世纪都俞和17世纪《康熙字典》创立部首加笔画检字法；三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先生受到电报原理启示，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功劳直追古人。他的专著《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时，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高梦旦等分别作了序言。胡适先生还专门为之编了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此法流传极广，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据此为中文图书检索。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中，竟然称王先生为“四角号码王公”。
但是，这样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权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章锡琛、叶圣陶等许多人说过，实际上，这个方法是高梦旦先xx明的。陈原先生也写道：“传说商务推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本来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只不过使之完善罢了。”当此法名满天下时，王先生对高先生却只字未提。当然，高先生也没说话，因为他历来抱有“成事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的宗旨，正如胡适先生所说，高先生是把名利视同尘埃的“圣人”。
7．四百万。人们在总结王先生的功绩时，经常说道，他{zd0}的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但是，你知道么？这个“四百万”最初也是一个贬义的说法。当时王先生入主编译所，启动一些创新项目，引来旧人非议。他们说，王先生的这三大计划，耗费了商务500万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万”之称。
8．《王云五大辞典》。王先生一生都对编纂词典情有独钟，并且乐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930年始，出版《王云五大辞典》，接着出版《王云五小词典》、《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但是，他出版这些书是要提版税的。比如，《王云五大辞典》一年抽取版税达5000元；加上小辞典和字汇，三种词典每年付版税不下20次。王先生认为，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有人指出，王的词典一旦出版，馆内的同类词典就不再上市了。再者，张元济先生在商务35年间，主动辞退应得款项达20次，与王先生的行为形成鲜明比照。
9．辞职。抗战期间，王云五先生一直领导商务印书馆，历经“十年苦斗”，坚持到战事结束。但是，1946年他却辞去总经理职务，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究其原因，王先生说，在上海沦陷期间，商务参加所谓“五联出版公司”，承印伪组织核定之教科书。此事虽然与在重庆的他无关，但身为总经理，“自揣八年抗战，商务艰苦备尝，坚贞自守，今当胜利伊始，竟有此项恶评，精神殊感愤懑。”所以坚决辞职。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王先生从政之意已决，上述原因只是在为辞职找借口。因为他离开商务当月，即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zg}经济委员会委员。
列罢以上9点，读者会问，你是在褒扬王先生，还是在贬抑王先生呢？都不是。它们仅仅是一些客观存在的罗列。其实，在出版方面，在出版经营方面，我一直是王云五先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我尤其喜爱他的“四大丛书”，喜爱他的“科学管理法”，喜爱他的“汉译世界名著”，喜爱他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喜爱他的东方图书馆。为了出版，他还做过许多细微的工作，比如，抗战时期，他创造所谓“战时版式”，把每页500字增为1000字，还选用轻型纸，利于运输；他利用四角号码的原理，改造排字架，发明“云五式中文字架”，省工、省人、省铅字、省培训时间；他组织发明化学翻印法，使战时许多重要词典和大学丛书恢复供应；他提出“库存图书调剂法”，提出“调货重于重印”的概念，等等。实言之，这样的内容，我在其他出版家的文章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王先生的学问，不太喜欢他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处事态度，不太喜欢他事无巨细、喋喋不休的文字风格。我很理解，为什么老商务人称夏瑞芳先生为夏老板，称张元济先生为菊老，对王云五先生则直呼其名。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其中写道：“为什么一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呢？”此刻，这样的疑问依然在我的心头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