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传媒报导,富士康(02038)深圳厂房接连发生员工堕楼事件,造成10死3伤後,大股东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计划将部分工厂移至西部地区。

郭台铭表示,富士康的深圳员工有五分之一来自西部地区,将工厂搬到西部,希望让员工回到家乡工作,减少思乡之苦，降低他们的压力。

对富士康打算西进一事，反应不一。内部有员工认为是变相裁员，局外人认为是迫于内外压力，包括政府施压。

事实上，富士康西进是历史的趋势。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当大趋势逐渐形成时，必定会发生各种促成个体顺应大趋势的事件。或者说，所有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都是大趋势形成的一部分。

我们简单地把大趋势描述一下。

就东亚情况而言，加工出口（两头在外、三来一补）首先在日本出现，随着产业实力（技术密集型）的上升，人工成本的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体逐渐转移至“四小龙”，即南韩、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这是首次出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西部转移”现象。

大陆的改革开放，促成“四小龙”特别是香港经济突飞猛进，成本飙升。恰在此时，大陆冒出了“海洋观念”，沿海地区迅速成为“四小龙”转移工厂的接纳基地。这是第二次“西部转移”现象。

20世纪末的金融风暴首次令中国大陆产品的价格优势受到东南亚、南亚及南美、非洲国家及地区的强有力挑战。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大陆国家政策、经济冒进等因素的变化，出口成本大幅提高。这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第三次“西部转移”的前奏。

事实上，大批北美商家已经部署并实施了产品加工基地的“西迁”，即从台湾、香港、大陆沿海地区迁往越南、非洲等处。与此同时，大陆政府及内地厂家也都把眼光对准了自己的西部。胡温这届政府一上台时，曾大喊要加大对“东北”的开发，但那与大势不吻合，不可能有所造就。回过头来，还是“西进”有力度。

西进，西进。对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不西进，就没有继续竞争的实力（制造用于出口的，包括销往沿海地区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就是大势。

在这样一个早已为大商家所共识的大趋势下，像郭台铭这样地位的人物要是没有预先考虑西进，那是不大会发生的事。“十二跳”不过是个契机而已。郭台铭如果真的仁慈到会考虑让工人得到家乡的温暖，也不会发生“十二跳”。何况西部家乡不过关系到五分之一员工的温暖，一旦西进，那更多的员工岂不是更要面临跳楼的选择了吗？

这个大趋势就不多谈了。

现在，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西部地区的条件，一是西部地区政府的准备状况。

先说环境条件。运输是{zd0}的问题。很多人以为，不解决交通道路问题，就无法西迁。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如今，山西、内蒙等地一些新兴城市的道路宽到令人难以想像，但却基本废置不用。因为那是人为行为，而非经济行为。

“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车何必徒开路？沿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包括海运与空运）正是随着加工出口产业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改善的。各大沿海及发达城市要是没有那么多汽车挤在道路上，政府就不会下大本钱改善交通设施。大型企业要是不进入西部，西部也不会感到改善交通运输能力的压力。

其次，有人说西部地区政府还不懂得如何管理外来企业，或者会像当年沿海城市政府一样跟外商串通一气。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毕竟是得自经验的总结。担心就不必了。这是必经的过程，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管理外企。既然沿海地区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了，西部地区也会走出去的。外企西进对西部地区的百姓有大好处，而且政府也可以考虑适当调派有经验的管理干部“随军”西进。

大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西进，必定给原地带来影响。这个影响就像美国企业离开美国一样，会造成当地失业率上升，房地产经济下滑，餐饮旅店金融旅游商业等服务行业业务量缩水，政府税收减少，民怨增多等。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预先做好应对准备。

大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西迁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80年xx始的“出口战略”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也是世界经济大分工的必然结果。是东部沿海城市产业转型的有利时机，这是经济力量创造的转型时机，远优胜过政府的人为意志。

（图片取自网络：郭台铭与林志玲的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