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青:光绪帝{zh1}的阅读书目2008年06月02日 星期一 08:44 P.M.莫之许 @ 2008-6-2 13:14:42 阅读(2016)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戊戌xx后，光绪帝又在晚清政坛上活动了十年。从一些曾经远远瞥见过他的西方人的记载中，或者从那些伺候过他的太监口中，我们所能产生的印象是，他似乎陷入深度忧郁状态，什么也不感兴趣。宫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光绪帝有精神失常的症状。有位伺候过慈禧的宫女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给光绪帝理发的太监老刘。宫女回忆道：老刘告诉她，"剃完头，请示皇帝xx不？大家知道光绪帝是个急脾气的人，对生活细节向来又不讲究，早就腻烦了，向例是摇摇头，更不挑剔奴才的毛病。奴才行礼时，皇上的眼皮也不抬，怔怔地在想心事。"老刘还偷偷告诉她说，皇上很少有喜笑颜开的时候，"可能有精神病……光绪像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听从下人的摆布。他们都知道光绪的脾气，赶紧伺候，赶紧离开。孤独惯了的人，决不愿有人在一旁打扰。在光绪爷面前当差的人，都是低着眼皮做事，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向的习惯。"(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278、301页)传教士何德兰(Isaac 几年前，我在中国{dy}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偶尔看到了一份档案，它可能是光绪帝{zh1}的一份读书单，当时很受震动。一般说来，内务府档案大多是些事务性的流水账，枯燥琐碎，很难引起人的遐想。只有经过大量的累积，这些碎片才能成为大拼图中有意义的组成。不过这份档案的意义不同，它多少告诉我们光绪帝死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尚未泯灭的政治抱负。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xx排斥对个人、哪怕是小人物的命运的xx，那么这件档案所透露的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琐事。 这是一份光绪帝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数件合成一件，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的购书单的记录。{dy}份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由内务府奏事处交出的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40种： 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的《宪法说明书》的译本。书前提要中说："博士，日本法学大家也。明治维新初，随使欧美。于各国宪法，既得其渊源，考其沿革，于本国国势民情，尤多经验……日本宪法之改良政体，国体益以尊崇。摧抑私权，君权愈以巩固。实熔铸欧美而成日本之特色。其中慎始防微之意，因势利导之方，博引旁通，时流露于意言之表，感情良匪浅已。"这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当时官报局的立场。———书目说明均为引者所加，下同)《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 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的严复的演讲集)、《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眆。此书在日本为畅销书。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国法学》、《民法原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富井政章，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1907年初版)、《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xx讲义录》、《日本xx讲义录》、《日本xx法述义》(作者为留日学生李凌云，1906年初版)、《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原作者为日本佐藤信安，1903年初版)、《万国国力比较》(书前注明译述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原著者英国人默尔化。1902年初版，次年再版)、《政治一般》、《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zx1}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以上每种呈四部，并嗣后官报局有新印出之书，即随时每种呈递四部。 两天后，内务府呈进了其中的27部，同时对未能进呈的书目陈述了原因： 政治官报局欠办书籍：《日本宪法说明书》，现在不齐；《日本宪政略论》，现在不齐；《译书提要》，现在不齐。 商务印书馆欠办书籍；《自治论纂》，尚未出版；《宪法研究书》，尚未出版；《政治一般》，现在不齐；《列国政治异同考》，现在不齐；《欧洲财政史》，现在不齐；《经济通论》，现在不齐；《日俄战纪》，现在不齐；《{zx1}战法学》，现在不齐；《各国宪法大纲》，现在不齐。共书十二种(引者按，应为十三种)未进。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908年2月17日)内务府又补进五种： 《日本宪政略论》四部，每部一册；《政治一般》四部，每部二册；《欧洲财政史》四部，每部一册；《日俄战纪》四部，每部一册；《战法学》四部，每部三册。 同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交给内务府他从《政治一般》一书中抄下的一份详细目录，要内务府查明出自何书，并索要这本书。这份目录的内容如下： {dy}编古代史。{dy}章总论，第二章三大国民，第三章低格里幼发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第四章希腊国民概论，第五章希腊人移住及斯巴达勃兴，第六章阿善之兴起，第七章波斯战争，第八章阿善隆盛及配洛帕纳色斯战争，第九章希腊之文明，第十章斯巴达德巴及麦西腾之霸业，第十一章达亚历山德及海伦世界，第十二章欧洲古代之形势，第十三章罗马王政时代，第十四章共和政府内讧，第十五章共和政府统一(意)大利，第十六章征伐外国上，第十七章征伐外国下，第十八章内乱，第十九章三雄执政上，第二十章三雄执政下，第二十一章罗马帝国概论，第二十二章传播耶稣教。 第二编中代史。{dy}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上，第二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下，第三章东罗马帝国，第四章回教之势力，第五章郄尔曼帝国，第六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上，第七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下，第八章日耳曼人种之神圣罗马帝国，第九章中古上半期之欧洲风化，第十章罗马教皇之xx，第十一章十字军上，第十二章十字军下，第十三章十字军之功效，第十四章英吉利及法兰西，第十五章日耳曼皇权衰颓，第十六章罗马教皇之势力衰颓，第十七章东欧之形势及东罗马之灭亡，第十八章百年战争，第十九章西欧诸国集权于中央，第二十章航海，第二十一章人智之开明。 第三编近代史。{dy}期宗教改革时代。{dy}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第二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续，第三章宗教之改革，第四章宗教之改革续，第五章宗教之改革续，第六章荷兰共和国之独立，第七章英吉利新教之兴，第八章法兰西宗教之乱，第九章三十年战争，第十章英吉利之革命，第十一章欧洲人之文明及其殖民事业。 第四编近代史。 此系《政治一般》书内之目录，与原书所叙者不合，当系何种历史之目？应将此种历史向商务印书分馆问明。购取四部呈递。再，近来商务印书分馆又有新印各书，一并购呈。每种四部。《瀛寰全志》一册，附图一册(此书的英文书名为Complete 两天后，内务府将除《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之外的其他书籍进呈，并禀告了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答复："据云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政治一般》是一个月前进呈的27部书中的一部，光绪帝不仅已看过，还一字不漏抄下了误订其中的目录。从他列出的商务印书馆新书来看，他似乎很清楚商务的出版情况。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是张元济。张氏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散馆后任刑部主事，戊戌前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据张后来回忆，戊戌期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明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张元济：《戊戌xx的回忆》，1949年9月)xx发生后，张元济也被革职xx叙用，从此告别官场。不久，张离京到了上海。应盛宣怀之请，先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入商务印书馆主持业务，1905年商务在北京琉璃厂设分馆，这就是光绪帝提到的商务印书分馆。我们已无从知道，光绪帝是否意识到这些新书正是在当年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主持下出版的，或者他知道后有什么感想。 内务府继续购买{zx1}出版的书进呈皇帝(包括那些被指定的书目)。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呈进《日本宪法说明书》、《译书提要》及《帝国主义》三种。二月初八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政治要览》等六种书，两天后被进呈光绪帝。二月十五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议会诂法》，连同从商务印书馆续购的《宪法研究》和《列国政治异同考》，三书一并于二月十七日呈进。三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法国政治要览》、《比国政治要览》、《日本丙午议会》、《日本宪法疏证》，翌日呈进。三月初七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书《英国财政要览》，三月初九日进呈。三月二十四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官制通览》，连同商务出版的《自治论》于三月二十四日一并呈进。我所见到的这件档案记载了光绪帝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提出要看的书目，总共超过50种，这时离光绪帝去世仅隔半年。 在晚清史的研究中，有关光绪帝与新政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庚子年底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各项改革举措陆续展开。两宫回銮后，虽说"母子同心"，但是此时的慈禧则一变而成热心新政的开明者，光绪帝却显得默默无闻，跟着太后亦步亦趋，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心想法。这份读书单中有大量书籍是关于立宪方面的，足见他仍在积极自我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当然，光绪帝的内心是孤寂的。他自幼体弱多病，戊戌后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正如朱金甫、周文泉两位先生指出的："综观光绪帝一生，乃在疾病与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中度过，疾病与失意两者互相影响，尤其是失意促使其病情日益加重……迨至戊戌事败，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斯时精神痛苦更促使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氵恬之死》，载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81、2382、2389页)从清宫医案可以了解到，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光绪帝病发，直至十月二十一日去世，其病情并无明显好转，哪怕是短暂的恢复也不曾有过。内务府的{zh1}一次呈书是三月二十四日，在光绪帝三月初九日发病之后，大概此时他已无精力阅读了。(摘自《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附： 李书磊：说什么激进
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xx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xx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xx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zlx}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萧功秦文章的题目是《戊戌变法的再反思：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其首节有一段话云："因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另一种前景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戊戌变法正是沿着第二种前景发展并导致最终失败的。"这种分析看来言之凿凿、通情达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又可疑得很。积我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我知道凡是经人这样轻松指明的、好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选择的道路都是可疑的。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你在现实的决定下别无选择，所谓道路和两分法仅仅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根本就不具有事实上的可行性。就戊戌维新而言，维新者面临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被"做"成"激进党"四处碰壁而最终走向毁灭。
其实，就晚清众多满汉权要的状态来说，按正常的历史分析眼光来评判变法的温和与激进是无稽的。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变法都是"激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能准备接受任何改变。由于中国文化至此时的衰败，作为大清朝统治主体的实权官员们思想昏迷、人格沦丧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不惟作为强盛王朝的深谋远虑已不可追问，即使一个政权正常的统治意志也已经丧失。"英国驻北京公使某，常语醇亲王云：'贵国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御之？合早图矣。'醇亲王曰：'吾国之兵将以防家贼而已，非以御外侮也。'英公使喟然而去。"权贵中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极言。就连大儒张之洞也留好了亡国后做"小朝廷大臣"的退路。这样的政权已不复图谋国家正常的生存，官员们仅以个人眼前的利益为念，多是拔一毛利国家而不为者，对他们来说任何变法就都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就其作为应对时弊的措施而言是太温和了，不仅政治中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设立国会，就连经济上极端束缚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触及，更谈不上以"满汉不分"来达成民族和解了。变法之所以成为不可接受的"激进"乃是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可以改良和变法来拯救了。
百年之下揣度古人，我相信决意变法必是年青的光绪反省权衡、一朝发愤的结果。戊戌年光绪二十八岁，已受慈禧"归政"十年。这十年虽云亲政，但朝廷任官与行政大权仍操于慈禧之手。国家凋败盖因慈禧，但一项项割地赔款的条约却都须光绪"用宝"。有其名而无其实对于一个被尊为万乘的皇帝来说大概是最痛苦的事了，何况无其实还意味着无救国之柄，有其名还意味承辱国之耻。以慈禧长期执政的xx及私人满朝的实力，她假若有意革新是会势如破竹的，但这昏愦的老人却恰恰无意于此。不惟无意，而且敌视。光绪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乞慈禧"行新政，屏老臣，用才士"立即触怒慈禧，被革职"xx叙用"。依后权变法无门，重振皇权是维新{wy}的可能之途了。光绪在等待十年之后肯定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决定亲自动手了。但他也不会不明白，要战胜后权希望是多么渺茫，他从四岁即位就跌入慈禧的罗网之中，他从来只是慈禧的傀儡而不是她的对手。他很想以谦恭而换取慈禧变法的容忍，所以他在维新百日中十二次赴颐和园向她请安。他同时也肯定明知慈禧的不能容忍，四月二十三日国是诏下，二十七日慈禧即黜退他{wy}的亲臣帝傅翁同龢，并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京畿三军：没有比这更明白信号了；但他仍然硬着头皮坚持下来，一道道变法诏令雪片似地下达。大概是对国家与天下的责任感在支持着他，是皇帝名器的尊严支持着他；支持他的或许还有置生死于度外的烈士情怀，这应该是翁同龢先生以儒道教诲的结果了。他在七月三十日变法的危急关头只能将决战求胜的希望托咐给杨锐等无实权无实力的四品新官，说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无法求胜，托咐杨锐也不过是聊胜于无的医死马之策。或许他本来就没有想求胜。历史中每有知其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壮士，每有为求败而必作的大英雄，我以为光绪皇帝应算其中之一。知必败而必作，乃是要显示一种精神的力量，要显示一种人格的光荣，要使那些只知较利害、计成败的人物显得渺小；乃是要在绝望之处留一丝希望给后人以安慰，是要在最黑暗之所薪传光明给后世以信心。看光绪皇帝在动辄得咎的险恶处境中所下的定国是诏是何等地语气凌厉："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讬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尚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在变法败局已现的七月十九日，光绪皇帝没有向慈禧投诚乞怜，面对顶风违诏礼部官司员他坚决地予以全部革职，显示出一种英武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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