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让我找到创业激情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1990年9月，初到美国的我开始四处联系同学和朋友。听说我竟然放弃日本的博士学位，两手空空来到美国，他们无不感到不可思议。恍惚间，我仿佛经历了一次时光轮回，眼前的美国之旅就像我5年前初到日本一样，一切全然陌生，一切无所依凭。不过和4年前也有区别，去日本时我无论如何还是公派留学生，还有教育部发给我学费和生活费，现在我除了两只行李箱，一无所有。
　　我决心忘掉这些不快的感觉，尽快去了解我神往已久的美利坚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我买了张飞机周游券，一张票即可周游美国10个主要城市。
　　{dy}站我去了旧金山。从机场出来，我付了20美元，{dy}次享受到以往在电影里看大亨才坐得起的加长轿车，让司机一路拉我到宾馆。路上我惊讶于如此宽阔的路面，还有6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这样宏大的气魄，显然不同于岛国日本的精致景象。我一个人在旧金山玩了三天，四下溜达，随处浏览，只觉一切都很新鲜。在日本待了5年，已经习惯了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到美国，我才强烈地体会到呼吸自由社会的空气是何种感觉。虽不知以后路在何方，但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日本时，我联系了三所大学：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密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休斯敦的赖斯大学。这三所大学都答应给我博士后的研究职位，我需要定下来究竟选哪所学校。于是我第二站去了洛杉矶，在加州理工的一位同学那里落脚。洛杉矶是世界上{zd0}的城市之一，人口1500万，背山面海，气候怡人。有迪斯尼、好莱坞，还有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蒙特利公园城区就居住了10万华人，在那里吃中餐和在国内简直没有任何区别。我感觉洛杉矶对我来说是个极理想的城市，在那里整整待了10天，是这趟环游之旅中最长的。后来因为加州理工的老师没有敲定，我继续上路。
　　飞抵芝加哥后，我乘坐“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前往密尔沃基。到达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10月的密尔沃基已进入秋季，秋风劲吹，落叶飘散，景象甚是凄凉。从汽车站到入住的旅馆有四五百米远，一路灯光昏暗，不远处有几个黑人在晃悠，我赶紧加快脚步。从阳光明媚的加州来到这个美国中北部的阴郁小城，我颇不适应。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马凯特大学，那里的老师倒是不错，希望我留下。当地留学生帮我安排了一家学校旁的酒店住下来。谁知第二天半夜3点多，一个喝醉的黑人砰砰砰地乱敲我的门，门似乎都快被他打破。我赶紧给酒店保安打电话，才把这人拉走。我因此一夜没睡。多年后，易建联初加盟NBA时被密尔沃基雄鹿队选中，他一度不太情愿去密尔沃基，希望雄鹿队将自己交易到其他城市的球队，那种心情我十分理解。辗转反侧中，我认定自己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美国，况且学校也只是一般而已，我应该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乘“灰狗”我又回到芝加哥玩了一圈。接下来依次去了底特律、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迈阿密、休斯敦、丹佛等，然后又回到洛杉矶。这趟环美长途旅行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zh1}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继续我的博士后研究。
　　我的洛杉矶生涯就此展开，我常把洛杉矶称为我的第三故乡（{dy}故乡常州，第二故乡名古屋）。初进学校，只见满宿舍贴着“卖自行车”、“卖二手电脑”的小广告。随后我又发现，在美国注册自己的公司只需100美元，且手续简单之至。浓厚的商业气氛让我震惊，继而心痒。我切实体会到美国的社会环境真正是重视创新、鼓励创业，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加州理工的计算机房是对外开放的，我整天泡在里面，作一些自己的研究。我的{dy}项专利发明—卡拉OK计分器就是那时做出来的。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我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次失败。考大学是一次失败，留学日本读研究生又是一次失败。我和板仓老师发生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从日本到美国的人生环境转变，是我的主动选择，也为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新的契机。
　　当年和我同一届留学日本的100名同学，大部分都选择留日发展。绝大部分人至今还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当高级雇员，还有一些人在大学里当教授。由于日本这个民族相当排外，外国人进入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没有选择去美国，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职场定律，
　　当周围人沉迷于温饱时，你应该去发现新的机会所在。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感觉工作很安逸，你就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日本企业虽以管理规范见长，但弊病在于难以产生新的创意。更多的商业创意总是产生于美国，这就是文化的环境和氛围所带来的差异。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喜欢挑战、激情、创新，还有一点点冒险的性格，使我又获取了这方面的长处。
卡拉OK计分器：我的{dy}项专利发明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7年之后的1998年，我已回到国内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在场的人都轮流尽情地唱歌，每个人都毫不吝啬地为歌者鼓掌。歌声一完，卡拉OK的计分器就会显示一个或高或低的分数。每逢这时，都会带来许多笑声。也总会有人抱怨这个计分器的评分方式有问题，没有正确反映歌者的真实水平。更可恶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85以上的高分。
　　为了给这部受冤的机器“平反”，平时不怎么唱歌的我，“自信”地走到了演唱台，“深情”地演绎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起初的掌声不过是象征性的捧场，但等我一曲歌毕，掌声热烈了许多，还夹杂着情不自禁的惊讶声。只见显示屏上出现了当晚前所未有的高分—93分！这让我有些得意，这得意不仅是因为机器上的数字，更因为我的朋友们还不知道卡拉OK计分器的发明者就是我。
　　日本是卡拉OK的发源地。卡拉在日语中的意思是空，OK是日文交响乐的缩略语，意即有一个看不见的交响乐团在后面伴奏。我在日本和美国时都爱唱卡拉OK，我的专业又是语音信号处理，便自然而然有了做卡拉OK计分器的灵感。
　　开始时，我只是想随便做个小东西玩玩。我以自己的歌声作为评分标准，感觉唱得很好就调到90分以上，唱得不错就调在60分、70分，很糟糕就是50分以下。（后来我向朋友们总结唱卡拉OK得高分的诀窍：只需在KTV里模仿唐骏的声音即可。如果你没听过我唱歌，{dy}，让麦克风离嘴越近越好；第二，唱的时候，尾音稍拖长一点；第三，我的机器很在乎歌者是不是用情在唱，如果投入感情，声调跌宕起伏，一定会得高分。）
　　谁知几个朋友来试过后，都说这计分器既有趣又精准，很有商业价值。他们对一台机器竟然能给人的歌声打分十分惊奇，自然对于分数的准确性要求不会太高。
　　可是我那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800美元，一无资金，二无品牌，要把发明开发成产品谈何容易。我{wy}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这项技术卖给别人。当时卡拉OK机市场占有率{zg}的公司是日本先锋公司，第二名是韩国三星公司。但两者的市场份额相差10倍以上。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背景，本想把这项专利卖给先锋公司，谁料想他们丝毫不感兴趣。正好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他认识三星美国分公司的人。
　　那时候三星公司的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当我向三星公司的人陈述我的这套理念之后，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他们强调，卡拉OK机上多这么一个功能，用户并不会因此多付钱。我没有经验，一听觉得挺对。他们提出以8万美元买断我的专利，我的心理价位是3万美元，所以我就对他们说：“其实中国人对钱并不是太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技术可以得到应用。”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
　　我拿到这笔钱内心异常激动。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
　　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我与比尔?盖茨的差距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处境艰难，却因为拿到了我这项专利，卡拉OK机的市场份额从2％ 左右涨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dy}笔专利使用费就要了500万美元。而且以后先锋公司在自己的每台机器上使用一次专利，还要另付3美元！
　　这种商业模式也正是当年微软初创时的成功之处。1994年初，微软公司推出了xx的Windows操作系统，那时比尔?盖茨已经成为全球首富，是各大杂志封面的常客。我便去研究盖茨的商业模式。我这才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当微软公司刚起步时，盖茨并没有像我那样把它的MS-DOS操作系统整个产品卖给IBM公司，而是只出售了产品的使用许可证，这样便可以长期从对方获得收益。
　　这就是我与比尔?盖茨在初创业时商业思维上的差距。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而生动的一课，促使我由“做学问”向“做企业”转变。
　　1992年，伴随卡拉OK计分器专利费的到账，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喜讯—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签证失败后，小兰终于签证成功，来美国和我团聚了。
　　这期间，我们俩甚至担心会永远见不了面。因为我的学生签证虽然是无限期的，但一旦离开美国就会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也来不了美国。为此事，小兰经常在越洋电话里失声痛哭。我甚至一度有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移民的想法，这样小兰签证比较容易成功。谁知1992年4月1日愚人节，她又一次去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当时就签给她了。她立刻给我打来电话，我激动得无以言表。
　　之前我和别人合租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夫人来了之后，我们搬家去了一家位于好莱坞山上的酒店式公寓，每月租金1200美元。这在留学生中是一种无法想象的xx行为，周围人都难以理解。但对于我来说，这是对我和小兰一年多来备受煎熬的日子的一种补偿。
　　住所周围环绕着好莱坞xx的电影公司，公寓里时常进出一些三四流演员。他们来好莱坞拍电影，往往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偶尔我去公寓附近的街头篮球场打球，和我打篮球的人后来又会出现在新上映的电影里，那种感觉十分有趣。
　　住进“豪宅”之后，我又买了“香车”。一辆崭新的日本产马自达323，花了1万美元整。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后来我进入微软，又买了更好的新车，我就把它搁进家里的车库好好地保养着。我太太一直让我卖掉它，我就是不卖。日本车性能很好，随时上路没有一点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对它有感情。这辆车{zh1}脱手的时间是在2005年。
　　五手车也升值：创业时期强势的重要性
　　买马自达之前的一年，我开的是一辆600美元买来的“五手车”。新车买好后，旧车打算卖掉，不然是种资源浪费。我花了5美元请一个墨西哥人将车洗了，照片一拍贴在学校的走廊里。广告上的话写得很简单：车很好，价格面谈。来了一个美国人，想买这车。我说：车的性能非常好，只是因为有了新车才卖掉。我让他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如果觉得好回来交钱，觉得不好就把车送回来。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性能一定很过关，不然我不会这么自信。他试开了一圈回来说车真的不错，不好意思开价。我说尽管开价好了，我不会还价。他开了一个价，900美元。不错啊，“五手车”开了一年居然升值50％。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出：
　　在创业时，强势有时很重要。而且务必记住，价格永远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永远应该强调的是自己的产品质量。
双鹰软件公司、感情速配机和大头贴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我开始了正式创业。我的研究主业是计算机软件，我一直没有放弃做软件的梦。1992年10月，我注册了自己的{dy}家公司，我没有多想就给公司取名为“美国双鹰软件公司”，意为“夫妻一起做比翼双飞的雄鹰”。
　　当时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开公司还是门槛很高的一件事。而在美国，填一份简单的表格，交100美元就可以拿到正规的公司许可证。洛杉矶华人的圈子里只有做贸易和印刷的公司，像我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是{dy}家。
　　公司的注册地点就是我和妻子租的酒店公寓。在卖卡拉OK计分器时，我认识了很多在美国做企业的日本人。有一家日本公司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想让我做些软件开发。他给了我一笔价值12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这是公司接的{dy}个订单。我就是在这种xx不赔的情况下开始了公司的经营。这家日本公司承诺这个活儿做出来以后，会继续和我合作。还有另外两家公司和我签约，要我做他们的独立承包商。一切都发展得比较顺利。
　　刚开始，公司就在我家里，后来搬到一处面积很大的三室一厅的公寓。租金很便宜，每月1500美元。美国的创业环境着实不错。公司最初的三名雇员，都是我的朋友，也是当地留学生中非常优秀的人才。一个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当年高考陕西省{dy}，全国第二。一个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才生。还有一个是浙江大学的，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硕士。后来公司发展到二十几名员工，但核心技术团队还是这三个人。我既是产品推销员，又是软件设计师，还兼管财务和人事。典型的民营企业小老板。
　　我为何成了公司发展的瓶颈
　　我创业时碰到的{zd0}问题是不懂管理。当时公司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虽然我也设了一些小经理，但其实我根本就不听他们的，所有大的决定都由我一人做主。技术部门的总监是我，营销部门的总监是我，人事部经理是我，财务部经理也是我……
　　{dy}，我不可能懂这么多，根本不专业。第二，所有决定都由我来做，公司运转的速度变得很慢。这样就使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我又对下面的人不放心，觉得别人做事不如我有经验，不如我能把握全局，总是不肯放权。别人得不到发展，能干的人也离开了，又再招新人，公司陷入了难以做大的恶性循环。
　　但可叹的是，当时的我还自以为懂管理，面对公司很难发展的状况，总是百思不得其解。
　　企业架构的奥秘：民营企业做不大的原因
　　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企业架构的缺失。
　　很多企业和我当年创业时的情形一样，永远是按老板个人的魅力来进行管理。有些企业的老板缺乏个人魅力，管理效果只能达到10％、20％。有些企业的老板个人魅力很强，在创业阶段可以达到了80％甚至是更高的管理效果。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因此非常迷信个人魅力，但实际上个人魅力可以管理企业的{zd0}上限也就是200~300名员工。当公司变大的时候，个人魅力不能笼罩公司所有的员工，公司一下子便走了下坡路。所以必须通过架构式的管理，企业才能有可扩展性。
　　双鹰公司独立开发的{dy}个软件是与感情婚恋有关的，而且不同凡响。当时个人电脑刚刚出现了多媒体功能，我把其中的“摄像”和“录音”功能作为工具，做出了适合日本人传统“相亲”模式的街头男女感情速配游戏机。通过机器里的“感情配对游戏软件”来帮助青年男女成功交友。
　　如果说“摄像”、“录音”是个人电脑在技术方面的创新，我的“感情速配机”则是应用方面的创新。围绕爱情这个主题，将家庭娱乐的游戏、征友、个人声像自我欣赏三套方案合而为一，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经济效益。
　　这种游戏机事先存进男女各500人的照片、个人情况和征友条件。玩游戏者只要投入500日元硬币，软件就马上进行搜索速配，提供三种选择，玩游戏者可以给选中的对象留言，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之后过几天，可再投500日元硬币查询对方是不是看过留言，是不是也留下一句半句有所表示，看看能不能继续交往下去。
　　这种“街头速配机”面市后，瞬间在大阪成为最火暴、{zlx}的互动游戏，给日本的游戏软件市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过去的游戏软件是人与机器对话，而我的软件实现了人与人对话。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此外，喜欢想象的我还发明了另一种广为世人所知的软件产品—大头贴。大头贴的概念是我做速配游戏机的时候衍生出来的。因为配对男女的照片需要打印，后来又觉得光打印出来不过瘾，就拿一张粘纸打印出来然后贴在铅笔盒上，这个产品就是大头贴。
　　我当时的想法主要是针对儿童市场。做出这个产品后，我非常兴奋，曾想找国内企业投资生产。但得到的回馈都说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太低。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了最初给我提供软件外包业务的那家日本公司。他们极感兴趣，以给我另一笔价值50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为代价，将大头贴的专利发明权买了过去。
　　双鹰公司还开发了不少别的产品，都和我的专业有关。其中有个产品是智能机器人，类似一个小玩具，用于放在各家公司的门口。在这个机器人里，我设置了一个感应器。上午8点到9点，如果有人经过，机器人就会发出“早上好”的声音。如果你有回应，它还会说诸如“天气不错”、“希望您有个好心情”之类的话。9点到12点，我设计的是另外一套言辞，比如“您要出门啊”、“欢迎您光顾本公司”等。有个温度计在它肚子里面，它还可以作天气预报。如果你问它今天气温是多少，它会告诉你是多少度。如果空气湿度很大，它会说“明天可能下雨，要带伞哦”，非常温馨。
狂热滑雪爱好者 观看老布什竞选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创业之余，我近乎疯狂地爱上了滑雪。美国有许多景色非常优美的滑雪场。从山顶一路呼啸而下，雪景不断变换，在一片洁白中飘来飘去，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滑雪时的那种刺激感让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滑雪道是按难度高低来分级别的。初级的是一个圆形标志，方形的是中级，钻石形的是高级。我一般都滑高级，高级的难度相当大。有时还有两个或三个钻石，代表着双高级或三高级。三个钻石是职业选手的滑道，不让一般的爱好者进入，但我有时还是偷偷去滑。那种滑道坡度极大，积雪很深，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速度和节奏，很容易会陷在里面。还好我从来没有出过事。
　　美国的所有滑雪场，我基本上都去过。丹佛的滑雪场是美国乃至世界{zd0}的，从顶峰滑到山脚有8公里的路程，耗时45分钟左右。为了去滑雪，xx的时候我甚至不惜从洛杉矶坐飞机去丹佛。
　　我更常去的滑雪场在洛杉矶附近。洛杉矶位于地中海气候带，即使冬季也相当温暖，但是往内陆两个小时车程就进入了山区，那里气温很低，时常下雪。如果洛杉矶市区的温度是20℃，到了滑雪场就只有0℃左右。所以在洛杉矶滑雪经常会看到光着膀子的滑雪者。洛杉矶附近有6个滑雪场，我每到xx都必去无疑。清晨时分，我一个人开车到山里面滑雪，太阳落山才开车回来。太太来美国后我才把她拉上一起去，但是她也没提起太大兴趣，只是为了陪我。有一次凌晨3点多就起来，开了6个小时车去旧金山山沟里一处很远的滑雪场。至今我仍想不明白，当年的那份狂热从何而来。
　　1994年底，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公司，以一名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加入了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微软公司。也许有点好笑，滑雪也是我选择去微软总部工作的原因之一。比起洛杉矶，西雅图更是一个滑雪的天堂。在洛杉矶还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滑雪场，而在西雅图只要20分钟车程就可以。之前我在专业滑雪杂志上早就听闻这里滑雪场的大名。入职微软公司后的{dy}个xx，我就立即动身去当地的滑雪场。
　　但在那里连续两次滑雪的经历都让我很失望。西雅图的冬天降雪量很大，两次去都遇上大雪天。四周全是雪雾，10米之外的景物根本看不见。戴的滑雪镜上也堆满了雪，眼睛会晕，像晕车一样。再加上身体也冻得一塌糊涂，简直是受罪。这一下让我对滑雪爱好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我第二次也是{zh1}一次在西雅图滑雪是1995年1月初，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再也没滑过雪。
　　最有趣的是，滑雪这种追求刺激、个人独享的喜好，和我充满冒险、一个人打天下的创业历程几乎同步。加入微软后，我的主要爱好便改为了篮球，一种更讲究团队配合的运动。如此想来，人生颇有它的奇妙之处。
　　来美国之后，我的另一大爱好是关注美国的政界，也因此对美国大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的夏天到秋天，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之间为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加州是选票大州，向来是总统选举的必争之地。竞选期间，老布什到加州演讲4次，我开着车去现场看了4次。有时还能挤个好位子，离他只有二三十米远。尽管每次他讲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我还是要去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
　　我特别感兴趣的不是竞选演讲的内容，而是演讲的排场、程序和现场安排的种种细节。我不仅观察到美国选举制度的严谨之处，而且研究总统演讲的方方面面，甚至细致到总统保镖的类别。老布什的保镖有好几种，有贴身保镖、引位保镖、路况保镖，还有专用于撑场面的保镖。老布什的演讲台前，总有8个体形魁梧的黑衣保镖叉手而立，大大的墨镜让人无从窥测其表情。其实就安保效果而言，真正管用的不是这8个彪形大汉，而是混杂于人群之中的那些不戴墨镜、相貌普通的便衣特工。但光这阵势，就让人心生几分敬畏之感，很好地烘托了总统演讲的庄严感。
　　我还会特别留意，老布什讲话之前，是谁把他引见出来的。有一次老布什在一个xxx区演讲，并没有请当地{zg}地位的政界人士，而是请了一个华人参议员做引见者。这个参议员在加州的华裔圈里相当有影响力。我据此分析，老布什会在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人作为引导人，这是因为美国人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喜欢和自己贴近的人来演讲。
　　我从总统演讲中学到的东西
　　我很早就对时政感兴趣，所以经常劝别人说做企业不能只局限于企业本身，还要关心政治。当上管理者之后，我的演讲里也有很多从当年布什总统演讲中学来的东西。
　　据我的观察，老布什每次演讲时的台子也是特地空运过来的，上面有总统的徽标。大家谁不认识老布什，但他演讲时为什么还要把总统徽标特地展示出来？这就是作秀，让你体会到威严与气势。做企业也好，做人也好，这种架势有时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个特别注重仪式的人，因为仪式会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同时也让人觉得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重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现实派，很多人不注重仪式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其实，仪式就是作秀，是体现企业各方面实力的标志。
国际走穴，写给议员们的信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我的软件公司，所有开发出来的软件都卖给了日本公司，由他们制作成终端产品推向市场。我的公司不具备生产任何硬件的能力，这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利润空间和发展潜力。软件开发的周期很长，还要养二十几个人，我做得非常累。
　　我渐渐感到自己在软件产业做不大，再加上身处好莱坞，整日里耳濡目染梦工厂的种种奇迹，我便开始把目光投向利润空间大得多的娱乐产业。我注意到，其时正值中美关系的霜冻期，两国的文化交流很少。在美国的中国人思乡心切，我认识的一些国内演艺圈的朋友开始搞起了“中美文化民间交流”—把国内明星拉到美国“走穴”。
　　1993年，我此时手里已有些资本，便瞅准时机，和国内演艺圈的朋友合作，将姜昆、宋祖英、黄宏、蔡国庆等中国{yl}明星都请来美国演出。在我的计划里，这些中国艺术家将去美国xx城市进行巡演。我非常看好这个市场，把做软件公司得到的所有利润都投了进去，在美国所有的华人媒体上做了广告，把巡演城市的所需场地全部办好。我的商业模式非常明确，认定这是一桩xx不赔的事情。
　　对于中国演员来美的签证问题，我付了近2万美元律师费，委托洛杉矶极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办。他们向我保证说{jd1}不会有任何问题。离{dy}场演出还有10天，我已经付清了所有场地的费用，总共10场演出的门票也已卖出了上万张。这时我突然接到姜昆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尽管有那家洛杉矶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出面，但所有中国演员的签证，还是被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官拒绝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我简单地计算了一下可能的损失，仅广告费加场地费就有几十万美元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已经卖出去那么多票，遇事就喜欢起诉的美国人肯定会告我商业欺诈。我不仅面临倾家荡产的窘境，而且甚至会有牢狱之灾。就剩下10天时间，我还能做什么？
　　在出过一身绝望和恐惧的冷汗之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有无解决危机的方法。根据我日常的观察，美国是一个尤其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各级议员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忽然灵机一动。加州是一个大州，有54个众议员2个参议员，我把所有议员的人名都拿到手，然后给他们写信。我在信中写道：
　　作为您忠实的选民和支持者，我特别关心您和您的同僚们提倡的法律法规。你们提倡并且一直在实施的法律精神之一，就是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你们认为下一代是你们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美国的未来。这也是我和所有善良的人们xx选你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这次我邀请了许多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歌唱家和艺术家来美国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为何，他们的签证至今仍未签下来。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接到很多小孩子的电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艺术家来不成美国了，美国不是很民主吗？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来回答他们，我又不想找理由来骗他们，请您给我一个解释好不好？
　　在信的末尾，我还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这封信抄送到《华盛顿邮报》、《xxxx》、《洛杉矶时报》等所有这些大报纸备案。写完以后我把这封信打印了56份，抬头的议员姓名和我自己的签名用笔手写，每封信贴上31美分的邮票寄了出去。
　　这封信发出后，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议员立即给美国移民局、白宫办公厅，甚至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写信，将我遇到的麻烦加以转述，请他们调查一下。这些机构，包括总统本人在内，最怕议员找麻烦，所以纷纷发传真到北京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使馆的签证官，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头不小呀。
　　但签证官不会当即承认错误，那样他就太没面子了。他给我发来一份传真：现在我正重新审阅贵公司的申请，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有世界上{zyx}的演员才能到美国进行商业演出，但您的资料中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说明这些人是世界上{zyx}的演员。
　　收到传真，我意识到，他是在找台阶下。我在回复的传真中采用了这样的说辞：中国有11亿人口，真正会说相声的只有6个人，其中姜昆是{zh0}的，所以全世界说中国相声{zh0}的就是姜昆。中国湖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只有53户人家，其中能唱本民族歌曲的只有3个女孩子，唱得{zh0}的叫宋祖英，所以她是演唱那个少数民族民歌的当仁不让的世界{dy}人。每个演员我都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把这份“证明文件”传真过去。不到两个小时，签证官给我回复：经过判断，他们确实是世界{yl}演员，签证即刻发给他们。
　　因时而动：融合中美日三种思维方式
　　我到了微软之后，很多中国人向我诉苦，他们父母来美的签证往往被拒签。我又把这招教给他们。只要给西雅图当地的议员写信，他们的秘书就会打电话给大使馆，没有一个签不出来的。写一次信成功一次，我至少帮助了十几个微软的中国员工。
　　在解决这次签证危机之后，我总结了中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做事的三种风格：遇到这样的困难，中国人{dy}个会想到的办法是，能不能通通关系，找找什么亲戚、朋友是移民局的。如果找不到关系，多半会一筹莫展。而日本人可能会教你，再坚持不懈给大使馆发几封信，反复声明演出的重要意义。但这样也肯定行不通，因为美国人的性格{jd1}不会轻易否定已经作出的决定。美国人的处理方式则是另辟蹊径，寻找不同的思路。我懂得，从表面上看是政治家们在主导着美国，但是下一任总统谁来当最终是由选民来决定的。我以一个选民的身份和议员进行交涉，政府部门必然会非常认真严肃地来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
　　这次经历令我变得“狡猾”起来，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会先看我身处何处。我没有只用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来做事，既没有xx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没有xx按照日本人或者美国人的。现在这三种思维方式在我身上已经xx融合，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这显然对我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利。
　　我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什么时候需要另辟蹊径打通关节，以及更重要的，我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来寻找机会。
　　成功举办演出之后，我觉得这个生意还是不错的，又能赚钱，又能结交演艺圈的明星。然后还能开发衍生产品，给他们拍摄MTV。再加上我的软件开发能力，各方面就互动起来了。我顺势成立了一家名头听上去很吓人的“好莱坞娱乐影视公司”，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军娱乐界。
　　我和一个朋友以合作伙伴的名义共同投资了近30万美元，买来全套的前期拍摄及后期制作设备，并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作团队。当时MTV很火。香港、台湾一些娱乐公司做卡拉OK的伴奏带，需要拍摄美国的外景风光，但他们来美国很难，就将业务外包给我们。我们拍好外景后加上歌词，就变成卡拉OK带了。
　　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zh1}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dy}移民律师事务所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作者：唐骏、胡腾
　　在成功举办中国演员的美国巡演之后，我又开始琢磨起了另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花了近两万美元请{zh0}的律师没有办成的签证，我却以一己之力办成了，这岂不是巨大的商机？
　　对于美国律师业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我有切肤之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最讨厌三种人：律师、医生和汽车修理站老板。留学生通常买不起新车，二手车又总是容易出故障，将车送去修，老板一下子就叫人将你的车顶得很高，把所有的零部件拆下来，心情好让你付200美元，心情不好就300美元。你说“不”，他都已经将车拆掉了。美国的药不贵，但拿到药很难。美国的医生很讨厌，知道你感冒了，哪怕你连病源都告诉他了，就让他开一下药，他还要从头到脚作一遍检查。本来是小小的感冒，这样一折腾就变成了重感冒。所以中国留学生随身带去最多的就是各种常用药。至于律师，则更是人见人怕。他们和你一说话就要开始收费，什么事还没有做，就把钱拿去了。但美国偏偏需要法律咨询的事又特别多，还不得不咬牙上门给这些律师送钱去。
　　所以，我花100美元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和上一家好莱坞娱乐影视公司一样，为了显出气势，我也给新公司起了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美国{dy}移民律师事务所。事务所专为来美的华人解决签证问题。
　　但美国的律师市场已十分成熟，有竞争力的律师，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而我却只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博士，xx说不出口。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别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无论事情办不办得成，谈一个小时就要付一个小时的钱，这是行规。对我来说，我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模式。我采取的方法是把价格透明化，这是我最核心的竞争力。我在广告上明确注明：从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转绿卡（{yj}居住许可证）1500美元。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不成功不收费！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而我则说：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100％—因为我只办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