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山 垃圾突围战
网名“驴屎蛋儿”的黄小山让人有三个想不到：一是很难想象这个竖着朝天红发穿着靓丽潮服的人已经48岁了，职业是律师；而是想不到这个住别墅打高尔夫的男人会自学成才变身为垃圾方面的“民间专家”，并且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展开了一场一年之久的“非典型维权”；三是作为闻名遐迩的“反对派”，他是被政府邀请去日本和澳门参观考察垃圾处理情况{wy}的市民代表。2010年4月12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在600个居住小区里试行生活垃圾分类，分类的方法和他的建议如出一辙。
垃圾处理作为现代城市必要的职能和每个居民息息相关，在主题为“北京市每天产生的1.84万吨垃圾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舞台上，黄小山毫无准备地成了主角之一，而在其后充满戏剧感的戏码儿，则让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当我们把手中的 丢进垃圾筒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编辑 王洋 采访 文 高碎 摄影 马诺
“镇政府女厕所外的公示”激起千层浪
因为“上风上水”和地下的温泉，北京城北边的小汤山已经成为多个xx别墅区的“驻地”，而故事就从一位别墅业主在镇政府女厕所外偶然发现的三页纸开始。
2009年7月，家住保利垄上的陈女士去小汤山镇政府办事，发现在女厕所外有块小黑板，上面贴着一份《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而此时距公示结束只有几天时间。很快，这个消息在别墅区一带不胫而走。
“那时候什么都没想，说白了，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气愤，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公示贴在那么一个地方儿，就算这不是几百万的房子，你的{dy}反应肯定是会想‘为什么要建在我家边上啊’？”黄小山此前对垃圾处理一无所知，他只模糊地听说过，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这种90%来自于城市和工业垃圾焚烧的气体，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xx的900倍，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和纳帕溪谷、保利垄上、橘郡等别墅区的业主们一起，黄小山随后开始了漫长的“反建”之路，“我们也合理合法地给环保局、信访办已经市长热线投诉，没有人搭理我们，那我们就只能自己跳呗。”这其中，包括要求面见镇长，在网上开设反建网站和“奥北论坛”，已经2009年8月1日，贴着“坚决xx二噁英危害”等标语的58辆私家车车队的冒雨巡游。
不管是黄小山这样的律师，还是居住在奥北地区逐个别墅区的投资银行家、外企高管甚至煤老板，在普通人眼里，这些人共同的身份是“有钱人”，这个与一般维权者弱势群体截然不同的“身边标签”此时成了“双刃剑”，一方面，这种“与众不同”吸引了媒体的xx，“用钱打发不了”也使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惯用的经济补偿之外的解决之道；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黄小山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其实，在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厂址旁边，就是亚洲{zd0}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这也是政府决定在此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最主要原因。而在这周边，除了别墅区，就是离垃圾填埋场更近的阿苏卫村、二德村、牛房圈和百善村等几个村庄。在10多年中一直忍受着垃圾臭味的村民们因垃圾焚烧厂的建立正要整体搬迁。等待搬迁的村民们正在为了争取更多的补偿，有人将自家的平房翻盖成三四层的简易楼房。
“奥北论坛上有很多帖子就说，你们这些有钱人真不要脸，政府要拆迁，我们几十年守着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终于能拿钱搬走了，你们就闹着不让建。然后咒‘你们死啊，下地狱啊’之类的。”黄小山说。而在更远处的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社区，居民也毫不客气地说：“和我们没关系，我们还离着十几公里呢。有钱人活该，就该让他们受受罪。”
得不到政府回应，又得不到群众支持，双重的压力让业主代表们决定做点什么。2009年9月4日清晨，“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开幕前，几十位身穿统一制作的T恤，系着绿丝带的奥北业主安静地出现在北京市农展馆门口，黄小山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拿着“坚决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横幅。“我这个人，概括起来说就是非主流，傻大胆，不怕事。”这也正是黄小山后来成为反建派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小山颇为“黑色幽默”的口气回忆当时的情景：“下大雨，我9点多就被拿下了，我这么帅的小伙子，淋得和落汤鸡似的，鞋、袜子、连三角裤衩都湿透了，头发本来是立着的，也全塌下来了。”
作了半辈子律师的黄小山，那{yt}拿到了警方“行政拘留5天的通知书”，和他一样遭遇的还有其他6位业主。“这件事让很多人从此退出了，那真是革命{zd1}潮的时候。我的家人也担心得要命。”
但在拘留所里，黄小山的心思也开始变化，他开始琢磨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垃圾处理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
“激烈对抗，结果惨重，毫无成效。你就不得不开始反思。”从单纯“咽不下这口气”的“条件反射”，黄小山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垃圾产生是事实，就算您再烦，您自己也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必须要去找出路，提出一个可替代的方法。”
也许是律师的口齿和思维帮了忙，黄小山拿这个道理说服自己的邻居们。在那之后的整个秋天，奥北诸个小区里，垃圾处理成了最集中，几乎也是{wy}的话题。大家在互联网上查找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咨询各国有关方面的专家，摸清了目前世界上各种主流的垃圾处理手段和方式。自学成才的业主们成了民间垃圾处理专家，“连60岁的老太太都能脱口而出MBT（机械分拣）、RDF（垃圾衍生燃料）、厌氧发酵这些专业词汇。”黄小山笑着说。
2009年11月8日，一份署名为“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被提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委），从1.0版本开始不断添加新内容，这份报告到4.1版本，已经有了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业主们提出了一整套垃圾末端处理的解决方案。
黄小山这是已经成为阿苏卫“反建派”的积极分子，研读了大量垃圾处理文献后，他拿着这份研究报告，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兼“敌人”——北京市政府参事、高级工程师、固体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
当初他俩解释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中，在节目上，他们持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在节目间歇，俩人却在摄影棚门口，抽着烟闲聊了一刻钟。
没有人知道这一刻钟他们聊了什么，但从我们和黄小山的接触中却可以揣测出一二。他永远精力充沛、兴高采烈地说话，他客气的和家里的园丁、小区的保安、咖啡馆的服务生说谢谢，态度自然亲切，与我们知道的面目狰狞孤注一掷的“维权者”截然不同。他自恋得不是一般二般，喜欢拍照，客串演戏，自夸英俊，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尊重和礼让，合作精神{jj0}。
那期节目以后，黄小山继续他极有个人标记的办事风格，他两次把王维平请到社区吃饭聊天，坐陪的是少数几个 ，话题虽然依然不离垃圾，但私人聚会的气氛相当轻松。
拿着研究报告，黄小山问王维平：“我们认为垃圾焚烧是靠得住，禁得起考验的技术，问题是，它是否符合北京市、甚至中国生活垃圾的实际情况？”
拿着这份研究报告，他多次去向市管委的官员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最频繁的时候一周去三四趟。办公桌前的官员们渐渐也不再拒他于千里之外，甚至会和他打个招呼：“黄律师，又来上班啦？”
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官方声音对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评价，但在研究报告递交之后，开始有相关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来拜访奥北诸小区，对抗之外的另一条“非典型维权之路”渐渐显现出成效。
2009年年末，正在埃及度假的黄小山接到王维平的电话，邀请他作为“市民代表”参加政府对日本和澳门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高兴啊，想从金字塔上跳下去！”
博弈：“要双赢”不要“零和”
2010年2月22日，7人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先赴日本，然后转道澳门。除了黄小山之外，还有北京市管委的官员、专家和两名记者。作为反对派的“意见{lx}”，也就是这10天，让黄小山真正变成了xx的焦点，他不得不在每天晚上的考察团例会上中途退席，“我就跟他们说，哟，实在对不起，我那儿还有二三十个电话等着接呢！”然后回到房间继续用兴高采烈地语气和记者们汇报{yt}的见闻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早再继续一整天的考察。“到后来，嗓子全说哑了。”
在这样紧张的日程中，黄小山还“失踪”了三次。一次是刚到东京他托辞要去见朋友，其实见了两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我问他们，接下来的几天到底应该注意看什么、问什么”，果然，之后几天的行程，他交出了一份相当专业的“作业”，让王维平深感意外。“你要来报考我的研究生，免试！”
另一次则是在澳门的垃圾焚烧厂里，他借口要上厕所“消失”了一个小时，然后飞奔出门，打车去了最近的居民区，调查居民对焚烧厂建在家附近的真实态度。
还有一次则和主题毫不相关，他到底没忘了在日本买几件高尔夫球装备。“人家的东西做得真好！”这个狂热的高尔夫球爱好者遗憾地说，“可惜你们不懂，要不肯定会觉得我打球的姿势特别帅！”
前两次“失踪”似乎是黄小山和考察团其余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写照：客客气气，又藏着点小心思。在临行前他也恶搞了《红灯记》选段写了这样的帖子：“临行喝大家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阿苏卫垃圾臭，乡亲们要把门窗关紧喽……”但在考察结束后，他也坦承：“从头到尾，没有人逼迫我，甚至暗示我，这可是政府出的钱，你小子要有良心。没有人限制我对媒体说什么，这至少是一种勇气，而且说明一个态度，就是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双赢’而不是‘零和’。”
为什么是黄小山？曾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业主代表们并非全无怀疑，在考察途中，2月26日，奥北论坛上，有业主发帖“我们被利用了”，“你发回的博客内容和在媒体上的回答的问题我们很失望”，担心他已经被政府“招安”了。
“我现在是太温柔了。这是我和政府在博弈中发生的变化，我是理智的，我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对政府指手画脚，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理论，但是我也是OPEN的，我也接受对的东西。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沟通的前提条件。”黄小山客观评价之后哈哈一笑，“换句话说，我是自恋，但我在自恋得同时，也不讨厌别人。”
北京垃圾分类正式启动
日本和澳门的考察让黄小山的生活真正和垃圾纠缠在一起，更坚定了他“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理念。喝过了邻居们的“接风酒”，3月19日，他跟着环保NGO组织参观了安定垃圾填埋场、南宫堆肥场和马家楼分选转运站，了解北京垃圾终端盒末端处理环节。
3月21日，他又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带着阿苏卫周边十几个社区的居民代表开了会，他向各社区代表通报了成立阿苏卫周边社区居民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的计划，希望这些居民社区主动成为垃圾分类的试点，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前后的各项数据，将上报政府部门，为北京市全面推广垃圾分类提供参考。”
比起考察时论坛里的暗潮汹涌，这次有更多人反对他，说他是越俎代庖，那是政府该管的事。“我们是垃圾的制造者，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项实验。”黄小山依然带着笑容继续他的说服工作，并且最终成功。
“我由衷的高兴，这是大好事。如果年底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条例真能出台，我驴屎蛋儿就立功了。”
但垃圾分类如何才能确保实施？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总数多，流动人口也多的特大城市，真的能像大家设想得一样美好吗？
“首先肯定是宣传力度要大，要全民教育，铺天盖地地进行。拿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情况，去日本留学，你下了飞机去办暂住证，拿申请表格的同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垃圾分类手册，其中的内容包括每天几点收什么垃圾，怎么堆放，用什么样的垃圾袋。我们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不是也做到了吗？如果能把垃圾分类，提高到奥运会的高度，欧美国家20年干成的，我们5年一定能干成。”
黄小山的朋友们、和他打过交道的记者，都纷纷祝贺他“创造了历史”，也有更多人吧他当做“行家”，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焚烧厂会不会建，他也接到高级领导的电话，表示想听听他的意见。民间觉得他知道更多的官方消息，官方觉得他代表着民间的呼声，媒体们则在等着看事情的进展和结果。
结果究竟如何？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到底建不建？黄小山也只能等待。毕竟，和简单、低廉、随意的垃圾填埋相比，垃圾焚烧是目前对不可回收生活垃圾减量xxx地终端处理方式之一，在土地稀缺的大城市周边，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适合垃圾填埋的地点。“还是要焚烧，至少它热值提高，对我们的危害也就相对少一些。分类，是焚烧的前提。”黄小山说。
从一无所知到成了民间专家，黄小山略带豪迈地应对着各方各面，但他也坦承：“本来，我根本没必要成为这样的人。”
北京的春天终于淡淡地来了，黄小山说：“我这一年都没干本行，我那些老客户啊……”一边又接了电话：“那成，您定时间地方，我去找您，跟您讲讲我们的想法！”
几次三番，黄小山跟我们将他有所怀疑——“漂漂亮亮的杂志做一期臭烘烘的垃圾好吗？这不够时尚吧？”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多数人对垃圾处理的全部知识xx于“不能随地扔，要扔进垃圾桶”，黄小山的思考和举措走在了大家前面，可谓时尚。他叮嘱我们：“几时你的小区还没有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至少你可以尽量把金属盒纸张卖给废品回收，让它们能重新回到社会物资循环体系，同时把电池、日光灯管、过期药品这些有毒垃圾单独处理，不要混合在一大包垃圾中扔掉。”
插播一下：读懂垃圾处理
黄小山为什么主张“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很据北京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的生活垃圾中60%以上是厨余垃圾，厨余垃圾比例之高是全世界xxxx的。而厨余垃圾的60%以上是水分，这使其在焚烧时，炉温很难达到850度，而低温焚烧正是二噁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目前所有采取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无一不是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从建设成本到运营维护成本非常高昂。同时，中国因为垃圾结构原因，热值不够，如果要避免产生二噁英，就必须在垃圾焚烧是添加煤或柴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也会越来越贵。
*垃圾焚烧以后，还会产生残渣和飞灰，拿飞灰来说，因为剧毒，他必须要以1:4的比例添加水泥来固化，然后还不能放在普通的填埋场。1吨飞灰处理起来怎么省也不能低于1000元，不分类就焚烧，又是一笔巨额开销。
黄小山的垃圾处理意见是什么？
*在垃圾处理环节，必须首先进行干湿分类，就是将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分离后的生活垃圾再进行分类，将纸张、金属等可循环再利用的部分先提取出来，其他再进行处理。而对于厨余垃圾，则进行堆肥或者厌氧发酵，将它转化为有机肥或者有机土。“即使肥分不高，至少能用来改善北京周边沙漠的土质，真正实现垃圾的循环利用。这套方法在技术上不存在操作难度，而在实际应用上，也有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填埋、堆肥已经焚烧三种垃圾处理方式中，中国主要采用填埋处理。据统计，2008年中国城市的垃圾产生量是1.55亿吨，其中填埋占82.7%，焚烧占15%。
分类后的垃圾能实现资源再利用：回收1吨废纸可以再造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日常的厨余垃圾，只要经过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也可以生产0.3吨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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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和澳门，给黄小山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首先是垃圾分类的全面实施。“即使都采用垃圾焚烧的技术，但日本和中国 炉子里的东西不同。从整体上看，在日本的居住小区里，包括金属类、塑料类、厨余、纸张和布类垃圾都有不同的回收时间，除了固定的回收时间外都不能扔垃圾。具体的物品也有规定，拿一个饮料瓶来说，你必须把包装纸撕下来搁在一个垃圾筒里以供回收。”
*此外，黄小山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因为垃圾分类的推广和普及，日本和澳门都出现了生活垃圾总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各个垃圾分类普及的国家和地区，垃圾总量都会下降，台北有三个垃圾焚烧厂，现在已经关了两个了。垃圾分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那我就会想，北京一猛子要上9个焚烧厂，将来没的烧了，现在这么大的投入不是浪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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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日，北京垃圾分类正式启动
*今年，北京将在600个居民小区、30%的党政机关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明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在北京市4000余小区中，实现垃圾分类的小区将达到3000余个。垃圾分类的原则，正式奥北业主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干湿分开”，即将厨余垃圾和其他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不但如此，后面的运输和堆放环节也采纳了黄小山们的意见，也就是说，厨余垃圾有自己的堆放点和运输车，和其他垃圾实现分类运输，分类堆放。毕竟垃圾分类不是给每家分俩不同的垃圾筒就能实现的事情，这需要在整个垃圾处理过程中一以贯之。
网名“驴屎蛋儿”的黄小山让人有三个想不到：一是很难想象这个竖着朝天红发穿着靓丽潮服的人已经48岁了，职业是律师；而是想不到这个住别墅打高尔夫的男人会自学成才变身为垃圾方面的“民间专家”，并且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展开了一场一年之久的“非典型维权”；三是作为闻名遐迩的“反对派”，他是被政府邀请去日本和澳门参观考察垃圾处理情况{wy}的市民代表。2010年4月12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在600个居住小区里试行生活垃圾分类，分类的方法和他的建议如出一辙。
垃圾处理作为现代城市必要的职能和每个居民息息相关，在主题为“北京市每天产生的1.84万吨垃圾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舞台上，黄小山毫无准备地成了主角之一，而在其后充满戏剧感的戏码儿，则让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当我们把手中的 丢进垃圾筒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编辑 王洋 采访 文 高碎 摄影 马诺
“镇政府女厕所外的公示”激起千层浪
因为“上风上水”和地下的温泉，北京城北边的小汤山已经成为多个xx别墅区的“驻地”，而故事就从一位别墅业主在镇政府女厕所外偶然发现的三页纸开始。
2009年7月，家住保利垄上的陈女士去小汤山镇政府办事，发现在女厕所外有块小黑板，上面贴着一份《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而此时距公示结束只有几天时间。很快，这个消息在别墅区一带不胫而走。
“那时候什么都没想，说白了，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气愤，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公示贴在那么一个地方儿，就算这不是几百万的房子，你的{dy}反应肯定是会想‘为什么要建在我家边上啊’？”黄小山此前对垃圾处理一无所知，他只模糊地听说过，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这种90%来自于城市和工业垃圾焚烧的气体，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xx的900倍，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和纳帕溪谷、保利垄上、橘郡等别墅区的业主们一起，黄小山随后开始了漫长的“反建”之路，“我们也合理合法地给环保局、信访办已经市长热线投诉，没有人搭理我们，那我们就只能自己跳呗。”这其中，包括要求面见镇长，在网上开设反建网站和“奥北论坛”，已经2009年8月1日，贴着“坚决xx二噁英危害”等标语的58辆私家车车队的冒雨巡游。
不管是黄小山这样的律师，还是居住在奥北地区逐个别墅区的投资银行家、外企高管甚至煤老板，在普通人眼里，这些人共同的身份是“有钱人”，这个与一般维权者弱势群体截然不同的“身边标签”此时成了“双刃剑”，一方面，这种“与众不同”吸引了媒体的xx，“用钱打发不了”也使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惯用的经济补偿之外的解决之道；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黄小山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其实，在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厂址旁边，就是亚洲{zd0}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这也是政府决定在此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最主要原因。而在这周边，除了别墅区，就是离垃圾填埋场更近的阿苏卫村、二德村、牛房圈和百善村等几个村庄。在10多年中一直忍受着垃圾臭味的村民们因垃圾焚烧厂的建立正要整体搬迁。等待搬迁的村民们正在为了争取更多的补偿，有人将自家的平房翻盖成三四层的简易楼房。
“奥北论坛上有很多帖子就说，你们这些有钱人真不要脸，政府要拆迁，我们几十年守着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终于能拿钱搬走了，你们就闹着不让建。然后咒‘你们死啊，下地狱啊’之类的。”黄小山说。而在更远处的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社区，居民也毫不客气地说：“和我们没关系，我们还离着十几公里呢。有钱人活该，就该让他们受受罪。”
得不到政府回应，又得不到群众支持，双重的压力让业主代表们决定做点什么。2009年9月4日清晨，“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开幕前，几十位身穿统一制作的T恤，系着绿丝带的奥北业主安静地出现在北京市农展馆门口，黄小山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拿着“坚决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横幅。“我这个人，概括起来说就是非主流，傻大胆，不怕事。”这也正是黄小山后来成为反建派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小山颇为“黑色幽默”的口气回忆当时的情景：“下大雨，我9点多就被拿下了，我这么帅的小伙子，淋得和落汤鸡似的，鞋、袜子、连三角裤衩都湿透了，头发本来是立着的，也全塌下来了。”
作了半辈子律师的黄小山，那{yt}拿到了警方“行政拘留5天的通知书”，和他一样遭遇的还有其他6位业主。“这件事让很多人从此退出了，那真是革命{zd1}潮的时候。我的家人也担心得要命。”
但在拘留所里，黄小山的心思也开始变化，他开始琢磨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垃圾处理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
“激烈对抗，结果惨重，毫无成效。你就不得不开始反思。”从单纯“咽不下这口气”的“条件反射”，黄小山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垃圾产生是事实，就算您再烦，您自己也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必须要去找出路，提出一个可替代的方法。”
也许是律师的口齿和思维帮了忙，黄小山拿这个道理说服自己的邻居们。在那之后的整个秋天，奥北诸个小区里，垃圾处理成了最集中，几乎也是{wy}的话题。大家在互联网上查找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咨询各国有关方面的专家，摸清了目前世界上各种主流的垃圾处理手段和方式。自学成才的业主们成了民间垃圾处理专家，“连60岁的老太太都能脱口而出MBT（机械分拣）、RDF（垃圾衍生燃料）、厌氧发酵这些专业词汇。”黄小山笑着说。
2009年11月8日，一份署名为“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被提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委），从1.0版本开始不断添加新内容，这份报告到4.1版本，已经有了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业主们提出了一整套垃圾末端处理的解决方案。
黄小山这是已经成为阿苏卫“反建派”的积极分子，研读了大量垃圾处理文献后，他拿着这份研究报告，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兼“敌人”——北京市政府参事、高级工程师、固体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
当初他俩解释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中，在节目上，他们持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在节目间歇，俩人却在摄影棚门口，抽着烟闲聊了一刻钟。
没有人知道这一刻钟他们聊了什么，但从我们和黄小山的接触中却可以揣测出一二。他永远精力充沛、兴高采烈地说话，他客气的和家里的园丁、小区的保安、咖啡馆的服务生说谢谢，态度自然亲切，与我们知道的面目狰狞孤注一掷的“维权者”截然不同。他自恋得不是一般二般，喜欢拍照，客串演戏，自夸英俊，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尊重和礼让，合作精神{jj0}。
那期节目以后，黄小山继续他极有个人标记的办事风格，他两次把王维平请到社区吃饭聊天，坐陪的是少数几个 ，话题虽然依然不离垃圾，但私人聚会的气氛相当轻松。
拿着研究报告，黄小山问王维平：“我们认为垃圾焚烧是靠得住，禁得起考验的技术，问题是，它是否符合北京市、甚至中国生活垃圾的实际情况？”
拿着这份研究报告，他多次去向市管委的官员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最频繁的时候一周去三四趟。办公桌前的官员们渐渐也不再拒他于千里之外，甚至会和他打个招呼：“黄律师，又来上班啦？”
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官方声音对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评价，但在研究报告递交之后，开始有相关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来拜访奥北诸小区，对抗之外的另一条“非典型维权之路”渐渐显现出成效。
2009年年末，正在埃及度假的黄小山接到王维平的电话，邀请他作为“市民代表”参加政府对日本和澳门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高兴啊，想从金字塔上跳下去！”
博弈：“要双赢”不要“零和”
2010年2月22日，7人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先赴日本，然后转道澳门。除了黄小山之外，还有北京市管委的官员、专家和两名记者。作为反对派的“意见{lx}”，也就是这10天，让黄小山真正变成了xx的焦点，他不得不在每天晚上的考察团例会上中途退席，“我就跟他们说，哟，实在对不起，我那儿还有二三十个电话等着接呢！”然后回到房间继续用兴高采烈地语气和记者们汇报{yt}的见闻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早再继续一整天的考察。“到后来，嗓子全说哑了。”
在这样紧张的日程中，黄小山还“失踪”了三次。一次是刚到东京他托辞要去见朋友，其实见了两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我问他们，接下来的几天到底应该注意看什么、问什么”，果然，之后几天的行程，他交出了一份相当专业的“作业”，让王维平深感意外。“你要来报考我的研究生，免试！”
另一次则是在澳门的垃圾焚烧厂里，他借口要上厕所“消失”了一个小时，然后飞奔出门，打车去了最近的居民区，调查居民对焚烧厂建在家附近的真实态度。
还有一次则和主题毫不相关，他到底没忘了在日本买几件高尔夫球装备。“人家的东西做得真好！”这个狂热的高尔夫球爱好者遗憾地说，“可惜你们不懂，要不肯定会觉得我打球的姿势特别帅！”
前两次“失踪”似乎是黄小山和考察团其余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写照：客客气气，又藏着点小心思。在临行前他也恶搞了《红灯记》选段写了这样的帖子：“临行喝大家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阿苏卫垃圾臭，乡亲们要把门窗关紧喽……”但在考察结束后，他也坦承：“从头到尾，没有人逼迫我，甚至暗示我，这可是政府出的钱，你小子要有良心。没有人限制我对媒体说什么，这至少是一种勇气，而且说明一个态度，就是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双赢’而不是‘零和’。”
为什么是黄小山？曾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业主代表们并非全无怀疑，在考察途中，2月26日，奥北论坛上，有业主发帖“我们被利用了”，“你发回的博客内容和在媒体上的回答的问题我们很失望”，担心他已经被政府“招安”了。
“我现在是太温柔了。这是我和政府在博弈中发生的变化，我是理智的，我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对政府指手画脚，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理论，但是我也是OPEN的，我也接受对的东西。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沟通的前提条件。”黄小山客观评价之后哈哈一笑，“换句话说，我是自恋，但我在自恋得同时，也不讨厌别人。”
北京垃圾分类正式启动
日本和澳门的考察让黄小山的生活真正和垃圾纠缠在一起，更坚定了他“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理念。喝过了邻居们的“接风酒”，3月19日，他跟着环保NGO组织参观了安定垃圾填埋场、南宫堆肥场和马家楼分选转运站，了解北京垃圾终端盒末端处理环节。
3月21日，他又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带着阿苏卫周边十几个社区的居民代表开了会，他向各社区代表通报了成立阿苏卫周边社区居民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的计划，希望这些居民社区主动成为垃圾分类的试点，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前后的各项数据，将上报政府部门，为北京市全面推广垃圾分类提供参考。”
比起考察时论坛里的暗潮汹涌，这次有更多人反对他，说他是越俎代庖，那是政府该管的事。“我们是垃圾的制造者，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项实验。”黄小山依然带着笑容继续他的说服工作，并且最终成功。
“我由衷的高兴，这是大好事。如果年底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条例真能出台，我驴屎蛋儿就立功了。”
但垃圾分类如何才能确保实施？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总数多，流动人口也多的特大城市，真的能像大家设想得一样美好吗？
“首先肯定是宣传力度要大，要全民教育，铺天盖地地进行。拿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情况，去日本留学，你下了飞机去办暂住证，拿申请表格的同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垃圾分类手册，其中的内容包括每天几点收什么垃圾，怎么堆放，用什么样的垃圾袋。我们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不是也做到了吗？如果能把垃圾分类，提高到奥运会的高度，欧美国家20年干成的，我们5年一定能干成。”
黄小山的朋友们、和他打过交道的记者，都纷纷祝贺他“创造了历史”，也有更多人吧他当做“行家”，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焚烧厂会不会建，他也接到高级领导的电话，表示想听听他的意见。民间觉得他知道更多的官方消息，官方觉得他代表着民间的呼声，媒体们则在等着看事情的进展和结果。
结果究竟如何？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到底建不建？黄小山也只能等待。毕竟，和简单、低廉、随意的垃圾填埋相比，垃圾焚烧是目前对不可回收生活垃圾减量xxx地终端处理方式之一，在土地稀缺的大城市周边，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适合垃圾填埋的地点。“还是要焚烧，至少它热值提高，对我们的危害也就相对少一些。分类，是焚烧的前提。”黄小山说。
从一无所知到成了民间专家，黄小山略带豪迈地应对着各方各面，但他也坦承：“本来，我根本没必要成为这样的人。”
北京的春天终于淡淡地来了，黄小山说：“我这一年都没干本行，我那些老客户啊……”一边又接了电话：“那成，您定时间地方，我去找您，跟您讲讲我们的想法！”
几次三番，黄小山跟我们将他有所怀疑——“漂漂亮亮的杂志做一期臭烘烘的垃圾好吗？这不够时尚吧？”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多数人对垃圾处理的全部知识xx于“不能随地扔，要扔进垃圾桶”，黄小山的思考和举措走在了大家前面，可谓时尚。他叮嘱我们：“几时你的小区还没有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至少你可以尽量把金属盒纸张卖给废品回收，让它们能重新回到社会物资循环体系，同时把电池、日光灯管、过期药品这些有毒垃圾单独处理，不要混合在一大包垃圾中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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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山为什么主张“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很据北京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的生活垃圾中60%以上是厨余垃圾，厨余垃圾比例之高是全世界xxxx的。而厨余垃圾的60%以上是水分，这使其在焚烧时，炉温很难达到850度，而低温焚烧正是二噁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目前所有采取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无一不是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从建设成本到运营维护成本非常高昂。同时，中国因为垃圾结构原因，热值不够，如果要避免产生二噁英，就必须在垃圾焚烧是添加煤或柴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也会越来越贵。
*垃圾焚烧以后，还会产生残渣和飞灰，拿飞灰来说，因为剧毒，他必须要以1:4的比例添加水泥来固化，然后还不能放在普通的填埋场。1吨飞灰处理起来怎么省也不能低于1000元，不分类就焚烧，又是一笔巨额开销。
黄小山的垃圾处理意见是什么？
*在垃圾处理环节，必须首先进行干湿分类，就是将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分离后的生活垃圾再进行分类，将纸张、金属等可循环再利用的部分先提取出来，其他再进行处理。而对于厨余垃圾，则进行堆肥或者厌氧发酵，将它转化为有机肥或者有机土。“即使肥分不高，至少能用来改善北京周边沙漠的土质，真正实现垃圾的循环利用。这套方法在技术上不存在操作难度，而在实际应用上，也有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填埋、堆肥已经焚烧三种垃圾处理方式中，中国主要采用填埋处理。据统计，2008年中国城市的垃圾产生量是1.55亿吨，其中填埋占82.7%，焚烧占15%。
分类后的垃圾能实现资源再利用：回收1吨废纸可以再造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日常的厨余垃圾，只要经过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也可以生产0.3吨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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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和澳门，给黄小山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首先是垃圾分类的全面实施。“即使都采用垃圾焚烧的技术，但日本和中国 炉子里的东西不同。从整体上看，在日本的居住小区里，包括金属类、塑料类、厨余、纸张和布类垃圾都有不同的回收时间，除了固定的回收时间外都不能扔垃圾。具体的物品也有规定，拿一个饮料瓶来说，你必须把包装纸撕下来搁在一个垃圾筒里以供回收。”
*此外，黄小山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因为垃圾分类的推广和普及，日本和澳门都出现了生活垃圾总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各个垃圾分类普及的国家和地区，垃圾总量都会下降，台北有三个垃圾焚烧厂，现在已经关了两个了。垃圾分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那我就会想，北京一猛子要上9个焚烧厂，将来没的烧了，现在这么大的投入不是浪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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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日，北京垃圾分类正式启动
*今年，北京将在600个居民小区、30%的党政机关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明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在北京市4000余小区中，实现垃圾分类的小区将达到3000余个。垃圾分类的原则，正式奥北业主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干湿分开”，即将厨余垃圾和其他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不但如此，后面的运输和堆放环节也采纳了黄小山们的意见，也就是说，厨余垃圾有自己的堆放点和运输车，和其他垃圾实现分类运输，分类堆放。毕竟垃圾分类不是给每家分俩不同的垃圾筒就能实现的事情，这需要在整个垃圾处理过程中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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