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胡耀邦（前排左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对于"包产到户"，中央高层领导人开始公开支持的比较少。在为"包产到户"激烈争论之时，胡耀邦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要吃米，找万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1月31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华国锋持反对态度，在他讲话后xxx也讲了话。xxx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无准备，不好回答。

     1980年5月31日，xxx表态了。他在与胡耀邦、姚依林、万里等书记处书记谈话时，在谈到当前的农村政策的时候，肯定了凤阳县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xxx在关键时刻的讲话，推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那时起，胡耀邦与赵紫阳、万里等就这个问题不断交换意见。

    当时华国锋是主席，中宣部与国家农委不能不听华国锋的意见。家庭联产承包被视作资本主义象征，而受到压制和批判。然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新闻界从1980年秋天报纸已开始推开"包产到户"的报道。我们当时发往北京的报道写的是"包产到户"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到编辑手里都改成农业生产责任制，把家庭联产承包这几个字都抹掉了。尽管本来应当"合法"的报道被迫以"不合法"的形式进行，"包产到户"犹如地下热火在冲压着，在一线的少数新闻记者亦如"地下党"般在冒着危险进行工作。然而这些报道还是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我本人就因为报道鲁西北包产到户受到社会指责，被来信中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吹鼓手。

    当时新闻单位负责人多次直接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新闻界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由于受到来自上层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1979年的3月15日刊登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受到全国各地数千封来信的强烈反对。耀邦同志要求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胡耀邦（右一）、聂荣臻（右二）与叶剑英（左）在休息室里。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在最初的农村改革过程中，耀邦同志是我们听到指示最多的领导人，是对新华社报道批示最多的领导人。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耀邦同志总是思潮如涌，思想是那样新鲜活泼，总是那样敢作敢为而且能站在农村改革的前列、站在农民的一边呢？

    从历史渊源看，胡耀邦同志出身贫苦农家，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直到他去世前，他哥哥仍是普通农民。胡耀邦与农村联系最有影响的是1961年的安徽调查。在连续三年饥荒期间，许多地方出现吃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的情形。三年中{zd1}估计是饿死了上千万人。发现事态严重后，xxx派出工作组到各省访查。胡耀邦去安徽后写了一个报告，承认安徽一地饿死三百万人，这就是有名的"安徽报告"。这个报告对xxx是有影响的。

    从指导思想上看，耀邦同志在那一阶段是自觉把农村改革当作中心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zd0}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所以他在解决政治、组织和思想路线以后，一个时期内就集中精力解决农业问题。

    从政治实践上看，从1979年到1982年分为两个阶段。胡耀邦是1979年1月担任中央秘书长的，1980年2月担任总书记。1982年6月前，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他对包产到户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就决定胡耀邦前期是以拨乱反正为主要任务，而在后期胡耀邦则是名正言顺地为包产到户"上了户口"。中央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在耀邦主持下制定的，农村改革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在耀邦同志指示后源源不断传到我们新闻记者中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两个农业文件、四中全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1980年的75号文件和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制定的，这四个文件像四个里程碑，一个比一个思想解放。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指挥者，在中央{zg}层，是胡耀邦同志直接指挥了农村改革。当然还有从四川、安徽上来的领导，然而耀邦同志处于总书记位置上，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耀邦同志决策拍板的，xxx、陈云等领导的思想也是到耀邦同志这里得到实施的。在那个转折时期，胡耀邦同志的主帅作用是极为明显的。

1986年4月25日胡耀邦遗墨：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就多次得到他的批示，就我知道的，家庭联产承包、农民买拖拉机、雇工、专业户、农民长途运销和精神文明这些事都是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肯定的，而后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后来从耀邦同志对新闻单位负责人谈话中得知，他认为"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内参清样很注意。"显然，耀邦同志是有意运用新华社内参来指导工作的。当时形势很怪，对农村改革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反对声音。新闻报道从下面发起，从一个一个口子突破，最终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潮。耀邦同志始终站在农村改革潮头前面，哪里难点集中就打通哪里。

    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这件事便是在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推动发展起来的。反对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有个重要的理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力水平下降，社会主义优越性被破坏乃至被扼杀。

    1979年出现个人买拖拉机的，干部们全部持反对态度，认为私人购买大型农具，是违反原则的。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省有些部门与地县发了文件命令禁止个人购买拖拉机。我在菏泽县发现不少农民买拖拉机的事，当时县里也不同意报道。我来到黄河北的商河县张坊公社刘安邦大队找到3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线索，在妇女用手抚摸拖拉机时按下快门，开始编辑也不肯发稿。后来见到新华社安徽分社写的内参材料，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批示，肯定了安徽农民买拖拉机的举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1月18日的头版就用"三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标题，发表了这条图片新闻。这是全国较早反映农民购买拖拉机的公开报道。耀邦同志在内参上一批示，公开报道就发表了。

    这些报道，推动农民购买拖拉机形成了热潮。1981年初全国私人拖拉机达3.8万台，1982年达到38.4万台，增长9.l倍。

    再一个大问题是农民走进流通问题。当时各级政府对农民走进流通领域普遍持反对态度。采访中，我了解到商河县张坊公社白集大队农民走进流通领域，在市场与农民间搭起桥梁，一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公斤新鲜羊肉，其中运销北京市的就达75万公斤，闯出一条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他们是通过发展养羊到形成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羊肉xxx的经营方式，闯开商品经济禁区的。

    这件事在县里阻力很大，县里不肯评白集大队为先进单位。白集农民心里很有意见，他们向我反映不少问题，希望上面能有个答复。一是发展道路对不对，二是体制对不对，三是经销范围能不能扩大。带着这些问题，我写了调查报告。 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出，胡耀邦同志在12月24日作出批示："启立同志看后，转万里、润生、刘毅同志。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山东省政府很快以文件形式，将胡耀邦的批示精神与调查报告转发全省各县，要求各地学习白集农民经销羊肉的经验，引导农民搞好流通，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肖俊熙很快打电话来，要我立即把调查改写成一条消息。l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用了，很醒目，加了编者按，配了图片，仅仅标题便用了61个字。编者按指出：白集大队一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公斤新鲜羊肉，说明农村有很大的经济活力，只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办事，打开思路，疏通渠道，就可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白集羊肉入城进京，是一个很生动、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值得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领导认真思考。这些话便是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写的。当时，人民日报不少编者按便是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改写的。

    当时，我和同志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一个大队的材料作出批示，可见农村流通问题的重要。而且他批给的是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负责同志及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使人值得琢磨的是胡耀邦认为"许多问题值得思考"这句话。

在农村改革的许多关头经常首先表态的胡耀邦同志(李锦/摄)

1981年1月，胡耀邦同志就农民买拖拉机的调查批示后，山东省高河县张坊公社刘安邦村三户农民联合买拖拉机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李锦/摄）

1982年1月，冠县兰沃公社大曲村的农民写信给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求稳定农村政策，胡耀邦委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右）来大曲村看望农民们。（李锦/摄）

    用现在眼光看，胡耀邦的"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已经感觉到市场经济这一步了，只是当时没有人讲这个意思。

    "雇工"禁区也是在胡耀邦支持下获得突破的。山东在1980年出现了这样的事，但是报道未能发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又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焦点反映在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陈志雄这个承包大户上。他承包鱼塘后，雇工两人，临时工1500个工日。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印发了广东社科院经济所两位同志写的调查报告。认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后，胡耀邦当天作了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杜润生于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是"请注意并提醒"，一个是"请酌处"，这种温和、商量的语气，能使下面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这事搁下两年，在1984年会议上，对文件是否写允许农村党员雇工的问题，再一次发生了争论，很多人仍然反对，而胡耀邦赞成允许，主张雇工党员多交党费。陈云说：我赞成雇工，看两年再说。至于党员雇工问题，另议。xxx说：雇工问题，再看几年，暂时不作结论。雇工出点问题，不怕；但党员雇工要慎重，文件{zh0}不写。{zh1}，大家同意都没有写。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思想解放的程度。

    到了1982年，农村改革的热点转向新出现的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具、私人开办工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现象，社会上争论热烈，其中的焦点是政策上允许不允许私营经济的问题。一些人担心放宽这些政策，会引起两极分化，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此期间，胡耀邦8月5日对陕西养麝困难情况反映材料批示："总喜欢办农场、吃大锅饭、赔本，为什么不搞专业户或联户养殖"。他8月10日又批示了"要放宽贩运政策"的材料。针对说农民长途贩运是搞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胡耀邦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胡耀邦的批示，对放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取得共识，起了促进作用。

    在此期间，针对农民中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增多的情况，胡耀邦于7月2日建议中宣部、农研室联合筹备年内召开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的涣散软弱状况；8月4日指示农研室研究马列合作制理论；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所作政治报告中重申"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形式"。这是党的文件从1958年以后，在农村只提"集体经济"，不提"合作经济"，即时隔24年后，又重提农村合作经济。

    值得一说的是，以上讲的胡耀邦的批示，很多是在新华社内参上批示的。新华社有一大批记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提出新鲜的材料，报道送到领导同志那里，批示最多的是担任总书记的耀邦同志。有人说，1978年的春天以后是一个文章救国的季节，日后文人谈起这段历史，一定会为自己那些文章的震撼力感到自豪。此前从来没有如此的引人注目。那时候所有的争论，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多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在1980年至1982年则是新闻救国的时代，新闻记者们谈论这段历史，也会为新闻震撼力量感到自豪。此前的新闻很少能如此引人注目，一则新闻很快为总书记批示，很快的推向全国，尖锐的矛盾由此被化解，农村改革由此被推向前进。

李锦/摄

    在这五个一号文件中，影响{zd0}的是1982年的"一号文件"。1981年l l月离开高唐王庄时，王本跃母亲的一席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拉着我的手问："你能不能找邓副主席和胡总书记说一说，定个不变的政策。"大娘讲的是实话，使人觉察到农民怕变的心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怕变？恐怕主要是几个原因促成的。

    一是农村政策在前二十多年，变来变去，朝令夕改，群众总是被折腾，使他们难以相信。有人说："问题来了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二是上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同看法，影响形势的稳定。群众议论为"上头神仙吵架，下面凡人遭殃"。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文件认为"在一般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这是一部分人敢于继续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根本原因。

    从1980年秋到1981年底的一年，"双包到户"责任制仍然是在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搞的，在政治上是冒风险的，在实践中是有起伏的，困难仍然不少。我们的一些报道，受到社会的责难与反对，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号文件的内容是丰富的，有5个部分，25条。我记住了印象最深的是三句话：{dy}句话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最重要的，是文件的纲，纲举目张，其他话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讲的。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为"双包到户"正了名，这一长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终于取得正式户口，也为"双包到户"姓"社"不是姓"资"的大辩论画上了句号。第二句话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第三句话是讲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问题，提出探索的方向。

    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有双重意义，首先是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了句号，为沿海地区可以不可以搞"双包到户"作出回答。其次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己经由大规模的群众自发运动成为上面有组织地推广的运动，从以民间为主进入到以官方为主推行的新阶段。

    后来了解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是胡耀邦同志起了决定作用，这是他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干的{dy}件大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便开始加紧进行农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在1981年10月1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接见代表时指出：有一个问题文件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有"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zh1}，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讨论，再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通过后，杜润生当场找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1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全国重视。他们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dy}个中央1号文件便产生了。

    1号文件发表后，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个突出的说法，便是农民吃上"定心丸"了。鲁西北有名的万元户"王三万"王本跃到县城专门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说如今能睡个安稳觉了。

    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是胡耀邦同志建议并主持制定的。胡耀邦于9月15日批示农研室准备"年底召开一个各省的农业书记会议"；10月9日再次批示要农研室准备"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的座谈纪要"（即中央的一号文件）。

    1983年7月16日，胡耀邦在赴燕北视察临行前询问了开专题座谈会的情况，叮嘱必须搞好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9月7日，胡耀邦同万里、赵紫阳交换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意见后，亲自参与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知的拟定。这就是第三个"一号文件"。

    总之，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耀邦同志提议或主持下制定的。这些文件基本上突破了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创造出了一个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模式：家庭联产承包，土地集体所有。

    胡耀邦极为重视新闻工作，特别是耀邦同志在担任党中央主席前，他运用新闻工具为农村改革大造舆论已达到相当成功的地步。我们这些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本着为胡耀邦总书记写内参的。在调查时就总想着这是写给总书记看的，是为总书记来调查的。

    正当一些人如泻如注地谴责新闻媒体时，耀邦同志的充分肯定，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的话，令新闻工作者感到xx的温暖、慰藉和鼓舞。耀邦同志实际上是在新闻界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动员令，新闻记者的胆更壮了。

    当时，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表达当时受耀邦同志讲话鼓舞的感受。我写道："三中全会精神在农村的巨大胜利是多么广阔的报道天地啊！再过五十年后当我们翻开这页历史时是无言的愧对，还是自豪的回忆？宣传责任制带来的大变化就是宣传、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场战斗。作为历史大变革中的新闻记者就应该站在它的前头，敏锐地抓住那些本质的变化，哪怕是萌芽状态，哪怕是万中之一，也要竭尽全力去大喊大叫，以事实去论证真理，激发亿万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参见新华出版社《新闻论丛》第三辑）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下，仅1981年我就下乡315天，我相继跑了800多个村庄，发出大批歌颂"包产到户"的文章和照片。

    1981年12月至1982年7月，新华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组织多次座谈会，全国各报刊发表数十篇学习李锦的文章，穆青同志题写了"庄户人家的好记者"，使得"庄户人家好记者"这一评价在新华社和全国宣传战绩广为流传。这场学习活动与耀邦同志的表扬有直接关系。

    最早是由鲁西北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农民一封表扬信引起的。1980年，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由于新闻舆论上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局面，理论上也缺深入的总结与引导，思想上比较混乱，不少新闻报道一发出去就在社会上议论纷纷，甚至受到指责。1980年10月，我在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了解到农民杨成海承包棉田获得2206元奖金的事。在分配xx会上，杨成海领奖时情态比较好，我就发稿了。图片说明中有一个"包"字，便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短短几天收到13封读者来信。

    南京xx某部有一封来信，署了11个人的名，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信是这么写的：我们认为这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不能不说话。显然认为新华社的报道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应该及时进行纠正，总社摄影部编辑在收到这些来信后，来信到茌平县委调查。当时，在聊城一带农村传说，"搞包产到户的李记者犯错误了"。茌平县也摸不清底细，非常紧张，做了紧急设防，做好"不认账"的思想准备。我则陷入一种无奈，做好受批判的思想准备。

     整个局面发生了变化后，杨庄村党支部觉得我宣传包产到户为老百姓着了难，受了罪，他们给新华社写了材料，称赞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在困难时候为庄户人讲了话。我因为在鲁西北农村报道时间长，发稿量大，在农民群众中留下较好影响。在这阶段，鲁西北地区有5个县写信给新华社、山东省委和党中央，赞扬我深入农村调查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2年1月7日，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在《中直内部情况》看到高唐县委写的"千里单骑采访，留下一路新风"的材料，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与新华社，"请考察核实后，看是不是能公开表彰和在你们这一行中作为先进工作者典型介绍。"

    中宣部和新华社领导非常重视，朱穆之、赵守一、曾涛、穆青等分别作了批示，派了调查组在包产到户的村庄核实。1982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新华社藉此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高潮。

    学习活动也在山东省委、中直机关党委和共青团系统展开。我受到胡启立、王兆国、xxx等领导的接见，并被推选为共青团十一届中央委员，出席团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刊登了蔡东士写的长篇通讯《焦点在时代浪尖上》。

    后来得知，就在耀邦同志对我作出批示前三个月在新闻界有一个重要讲话，那是面对社会上对新闻界攻击而讲的。他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在10月份，分社也传达了这个讲话。有人说，党中央主席专门批示表扬记者，是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这表明胡耀邦同志对新闻工作的倚重和肯定。耀邦同志在农村改革中，对新华社的工作，对新闻记者是非常重视的。我有时想，自己的成长实是得益于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风起云涌、陵谷交替的时代。是耀邦同志为我们报道创造了机遇，没有耀邦同志的正确指挥，当时形势也不会发展那么快，也不会有我们那些报道。如果"包产到户"最终站不住脚，像我们这样不要命的摇旗呐喊的人可能是另一种政治命运。因此可以说，农村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胡耀邦的表扬促使我走上一条艰苦奋斗、调查研究的正确道路，这影响我一生的成长轨迹。

    1982年12月24日，我正在山东商河县农村采访，接到新华总社电话让我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团代会。在胡耀邦同志表扬后，我被当作典型宣传，年底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代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接见部分代表。xxx同志召集我们开个会，说你们是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一定要向中央领导汇报好。他还特别说，"李锦，你是耀邦表扬过的，应该向耀邦同志汇报，耀邦同志很关心农村基层情况。"中直团委书记刘胜玉当晚与我谈话时说，你一定要向耀邦同志问好，听听他的指示，耀邦同志记忆力很强，会记得你的。

     在农村改革的日日夜夜，我虽在农村，但遥念北京，按照耀邦同志指示去做，总想着还有什么事应该让耀邦知道，他还想知道什么？在接见时，我向耀邦同志讲起"我是报道包产到户的记者，你表扬过我"。"喔"，耀邦掏出一支烟，一边掏打火机，一边思索，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他回头对我看了一眼说，"你是骑自行车跑了很多县的那个记者，很能吃苦的，我知道。"因为在6天前耀邦同志刚刚在我写的调查上作了批示，我就讲起商河农民xx羊肉的报道，农村有很多想不到的新事，现在都冒出来了。耀邦同志说："这是很生动的事例，很说明问题。"他接着说，"新事很多，都发生在下面，记者要到老百姓中才能发现新鲜生动的材料。你很能联系群众，你为老百姓说了话，老百姓不就表扬你了嘛。"耀邦同志还说："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是这个说法吧？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很重要，你们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反映了真实情况，很多是中央关注的问题。"我还汇报高唐王庄一带流传的"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娶新娘，全村一片喜洋洋"的顺口溜，耀邦同志说："很有意思。你再说一遍。"当时我还讲了王庄有个"王三万"，要搭伙到北京来看你，那里人都知道好政策是你制定的。耀邦同志忙说，是小平同志，还有其他领导。他问"老百姓关心什么？"我说"就是一条，政策不能变！"耀邦同志说："这个知道了。"

    后来还发生一件事，我常去的王庄党支部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谈对农村形势看法，里面有我汇报的"粮满仓、油满缸"那段话，耀邦同志批转给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使得几句顺口溜走向全国。

    那次与耀邦同志谈话是短暂的，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耀邦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关心农民，他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他关心与表扬记者，不是说我个人做的有多好，而是对新闻界的表扬，是对那一阶段新闻工作的肯定与鼓励，因为记者的调查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在那个时代急中央所急，想中央所想，在历史转折时刻发挥了前哨尖兵的作用。

    在那以后的3个月，胡耀邦同志在十三陵参加植树节劳动，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看到我，招了一下手说："你也来啦。"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人家称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怎么跑到上边来了。很久，我心里总是不安。 

     第四次见面是在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专门到会讲了话。他说老汉今年70岁，"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身体大不如前，有种悲凉情绪，使我们也受到感染。那次他强调干部年轻化，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清楚记得在这次讲话中，他深刻分析了当时苏联与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我们知道，在1982年后，他把相当精力投入到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踏进充满荆棘的新领域。

    后来，发生了许多事，大都与农村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有些人借否定胡耀邦同志否定改革开放成果。作为胡耀邦同志表扬过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政治压力。在我生活周围也曾出现过"胡耀邦出问题，李锦是他抓的典型，也该批了"的说法。我知道，胡耀邦如果倒了，很多人就不敢为胡耀邦讲话了，更不肯为胡耀邦表扬过的典型讲话了。但我内心坚信，中国农村改革，如果没有胡耀邦做义无反顾的努力，形势决不会变化的那么快，那么好。胡耀邦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思想是先见于人的，为以后的二十多年证实，是正确的。中国历史应该铭记：胡耀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元勋，是中国改革源头的伟大的发动者与{ldz}。那阶段，我们能够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报道得到他的肯定，工作得到他的表扬，这是我终生的荣幸。

    十六年前的今天，耀邦同志走了，心中涌起无限的悲痛。我在家中为耀邦同志祭奠，与家人良久无言，在耀邦同志象前默默坐着。

    胡耀邦对农民、对青年、对新闻记者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人们永远记得他。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耀邦同志领导开辟的农村改革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辉煌业绩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中国农民永远感激耀邦同志，中国的新闻记者永远怀念耀邦同志。

    1978年胡耀邦同志在给郭小川家属的信中曾经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确实是这样的。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人物的评价，心里是有一本账的。伟大的政治家是依靠自己做出的事情，依靠自己的人格，在人民心中凝结成丰碑。这个丰碑是永恒的，不会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这座丰碑前，我谨掬心香一瓣，敬奉给胡耀邦同志的英灵。我要告诉耀邦同志，中国有一个记者在16年后，在默默地奠祭你，为您献上一朵洁白的花。

    这样的纪念，是我们从深深心底里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