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国内所爆发出来的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无序发展的必然结果：一者，无序发展是粗放性的，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二者，无序发展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从而人为压低了必需品的价格。显然，如果不解决社会体制内在的缺陷，那么，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复发。
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如内需不足、房价飙升、产业结构失调以及贫困化现象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还会通过价格效应这一间接传导机制，产生周期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大幅震动。吉芬商品效应表明，在人们收入下降的时候，那些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商品的需求不降反升，从而促使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相应地，当社会收入处于两级分化状态中，由于一部分人的收入一直没有明显提高，这些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就不会出现明显转换，从而导致那些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不但不会下降，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可从这样两方面原因加以说明：一者，由于生产要素转换等种种因素，这些基本品的供给往往会发生长期或暂时的下降；二者，其他领域的商品因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价格不断下降，从而导致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相对上升的趋势。 事实上，正是基于收入两极化中潜在的价格效应，每一次社会经济变动或者价格调整都会导致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的上涨，甚至由此扩散而形成相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例如，1981年就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城市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以致国家只能给城市居民补贴、或者发奖金来提高工资从而导致通胀的产生；1988的价格闯关更是导致自1950年以来{zd0}幅度的物价上涨，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同样，在因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使得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经历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之后，2009年11月以来国内的CPI指数又重新呈现出上涨趋势；而且，这种转变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的，有研究表明，2010年{dy}季度指数涨幅中有74.5%的因素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所拉动。尽管，目前的物价上涨还是局部的，总体上还处于可控制的温和状态，但是，这也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面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未来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的发展历程窥见一斑：一者，2007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始于2006年下半年的这轮物价上涨，突出表现在粮油蛋等食品价格的飞涨；二者，2007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开始也是局部的和温和的，但后来却转变为全局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以本文重新回顾2007年通货膨胀的演变历程，并对其原因作一剖析，从而为现实提供启示。 二、2007年通货膨胀的演变历程 通货膨胀在2007年成为社会大众、政府、学界乃至国际社会所xx的主要话题，但如何认识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各界都一直众说纷纭，提出了结构性通胀、严重通胀等主张，直到后来中央政府提出了明显通胀这一定位。那么，如何理解这些说法呢，又如何理解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呢？而且，国内采取了种种的措施，为何一直没有多大成效呢？显然，这就需要对通货膨胀的历程作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引起通货膨胀因素的深层次考察。一般地，关于2007年通货膨胀的发展历程及其相应认识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阶段。 一是从物价上涨到通货膨胀。一般地，当最初出现明显的物价上涨时，政府甚至学术界都不愿把它看成是通货膨胀的开始。究其原因，从政府角度来讲，它总是试图维持市场的稳定和人们对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刚出现的通货膨胀苗头控制在自己的规划中。从学术界来讲，通货膨胀的典型标志是：一般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显然，除非在非常时期，任何物价的上涨都是非平衡的，都是由特定领域乃至特定产品开始的。正因如此，在通货膨胀初期，人们都会试图用暂时性因素解释。例如，2007年我国的物价上涨首先源于农副产品，而又源于猪肉的上涨，其中，促发事件是2006年夏天发生的“蓝耳病”疫情；因此，府官员将物价上涨归咎与饲料价格的上涨和猪疫病的爆发，并声称猪肉价格很快可以稳定，甚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认为，“目前并不存在商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条件。”然而，一年过后，猪肉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急速上涨，并引发了禽蛋、家禽和食用油等其他食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相信这一轮价格上涨不是短期现象，从而逐渐形成了存在通货膨胀的共识。 二是从结构型通胀到严重通胀。尽管社会各界已经广泛承认2007年中国已经存在了通货膨胀，但基本上还是坚持这种通货膨胀是温和型的，并且是结构型的；其中，温和型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是：通货膨胀率低而且比较稳定，而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典型特点是：在整个经济处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下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动而导致价格上涨。确实，目前物价上涨的趋势并不是由于市场商品短缺而造成，代表生产物价的PPI与代表消费物价的CPI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因而目前的通胀基本上还是属于结构型。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物价上涨无论是在幅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有加剧的趋势，从而有可能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性通胀：一是由食品类价格上涨的拉动，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已经从2007年1月的2.2%上升至8月和10月的6.5%，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也由1月的1.8%增长到10月的5.1%；二是能源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也已越来越明显，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成本推进涨价压力。正因如此，外界已经宣称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是中央有关“明显通胀”的定位。尽管2007年的通货膨胀潜伏着恶化的可能，但政府和学术界还是坚持认为，称它已是严重通胀显然是夸大其词的。究其原因，严重通货膨胀两个基本特征在当时宏观经济中并没有出现，这两个特征是：一是通货膨胀率较高并还在加剧，这往往被称为奔驰的通货膨胀；二是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并xx失去了控制，这往往又被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当然，不容置疑，当时中国社会存在诸方面的通胀压力：一是体现为能源诱导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体现为房市、股市引发的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三是由农产品xx的价格扩散的通胀压力。并且，在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看好甚至加速增长的预期下，以上种种因素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中央政治局2007年11月27日召开会议，把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定位2008年经济的主要任务。 通过2007年通货膨胀发展历程的树立，我们就可以发现，诱发当时通货膨胀的直接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粮食、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引起物价上涨的首要推动力，这方面的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两位数，这会进一步向其他消费品、服务品进行蔓延，并在市场预期的放大效应下可能出现消费品价格的恶性循环；2.、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价格的上涨是引发生产资料价格的主要因素，其产品价格水平直接影响纺织、塑料、家电，乃至整个加工业，在市场炒作和投机的情况下会使得粗加工产品的价格急速上涨。3.房价、股价的飞涨也是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直接因素，因为当人们看到房产、股票和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升高时也开始接受涨价，因而卖方也就可以在不牺牲销售的情况下提高价格，从而促使价格的持续增长。显然，如果说前两项导致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话，那么，通过房市和股市的传播，就会形成全面性的通货膨胀。正因如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对他们所宣称的“温和通货膨胀”或“明显通货膨胀”持高度xx的态度，并积极采取各种货币政策措施来缓和通货膨胀的发展；问题是，当时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真正起到了效果吗？ 三、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基于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情势，国务院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市场和货币信贷等领域的一系列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这包括窗口指导、发行定向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xx利率等；特别是尤其注重使用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如2007年以来央行先后加息5次，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幸的是，这些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经济过热趋势依然明显，通货膨胀压力不减。为什么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此失效呢？究其原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合理预期而达成目标的，而合理预期的形成则需要有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但我国市场机制却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事实上，大家一定还记得，1996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衰退，随后中央银行曾经试图通过一系列高强度的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这包括：将原先金融机构13%的法定准备金帐户和7%的备付金帐户合并为准备金帐户，并将法定存款准备金下调到6%；同时，在两年多时间内连续8次通过不同方式降低存xx率，使实际利率降到了1.88%。然而，尽管政府使用了各种措施来刺激消费、提高内需，但其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的；其关键问题在于，由于对前景预期不好，消费者不愿消费，企业不想借款，而银行则出现“惜贷”和“畏贷”的现象。当时的困境将在2007年的经济中再次得到体现，究其原因，尽管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货币政策也较以前更为健全；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制度根本上是不成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新因素。 首先，就经济趋热的成因而言。一般来说，利率政策对一个相对封闭或独立的经济体较为有效，而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则效果相当有限。显然，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还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但目前，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了，当前的经济过热也与世界经济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当前的经济过热基本上与国内的消费需求关系不大，而是与投资需求密切相关；而当前投资需求的扩张又与国际因素有关，从而难以通过利率政策也加以抑制。一方面，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一般原材料上涨，从而提高了生产的成本，而对成本继续上升的预期又驱动了进一步的过度投资，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前，由于世界原油越来越难以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产油国政治局势不稳定而导致实际产油量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油价具有较强的向下刚性，并产生了螺旋攀升的棘轮效应，从而形成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由于全球石油交易的{wy}计价货币是美元，而美元的持续贬值则间接促进了石油价格的上升，从而向全球输送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促进了外贸企业的大量投资，而这类企业的投资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外企。事实上，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配额的部分取消，外部需求旺盛产生了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了外贸企业快速发展；而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拉动的，如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去年58％的出口额是由外资企业所创造的，去年千亿顺差中的50.7％来自外资企业。既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分工格局，那么，利率政策对这些外企的影响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其次，就市场资金的供给而言。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要起作用首先必须能够对市场资金的供给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当前，市场资金的供给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国内银行xx资金，二是境外流入资金。一方面，就国内银行的xx资金而言，小幅度的利率上调并不会对银行放贷的冲动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这有这样几个原因：1.央行的再贴现率仍为3.24%，而2007年市场转贴现利率已经升至3.53%；显然，从再贴现到转贴现，银行有30个基点的利润空间，因而有动机进一步通过票据放贷。2.2007年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2.25%提高到2.52%，上调0.27个百分点，而一年期xx基准利率由5.58%提高到6.12%，上调0.54个百分点；显然，利息上调不仅会使得个人存款增加，而且存贷利息差距的拉大也使得银行有积极性吸收更多的存款并进行投放。3.迄今为止，各商业银行都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例如，建行深圳分行闲置资金已有数百亿元人民币，而整个建行存款的20%～30%都闲置着；显然，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银行会积极投放这些资金以谋取{zd0}盈利。另一方面，就境外资金的流入而言，我国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的，显然，在中国出口形势良好和的形势下，这些外资企业不但会把投资利润继续留在中国，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投资，这些都可以增加市场上的流动资金。 {zh1}，就市场资金的需求而言。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要起作用还必须能够对市场资金的需求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当前，引起经济趋热的资金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则主要体现为对房地产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一方面，就生产的投资需求而言，投资主体主要有两类：自由企业和各级政府。自由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收益－成本的衡量，在市场远未达到xx竞争的条件下，中国企业的投资往往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超额利润。事实上，尽管我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资本却获取了绝大部分收益：资本收益约占我国GDP的40%，而劳动工资收入则仅占21%；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以上，高的达到60%。显然，就企业的投资需求而言，主要在于存在过度的超额利润，这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中国还有一个非市场化的投资主体——各级地方政府，它们考虑的并不xx是成本－收益，而是政绩和税收，因而往往会对表面经济增长产生过度需求；事实上，正是在GDP考核标准和现行财税体制框架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盲目上马“税高利大”的项目，这也是当前各地都对钢材、电力、房地产等行业产生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显然，就政府的投资需求而言，主要不是经济引导的问题，而是社会制约制度的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就房地产的需求而言，由于市场不xx导致了分配严重失衡，社会收入差距正急速拉大，房地产已经不是一般百姓所敢期望，而那些有能力购买者则根本不在乎利息成本，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需要通过xx来购房。譬如，尽管山西私营煤炭企业的工人每月只有七八百元，但一些煤老板往往对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一买就是十几辆，而且，这些人大量到北京买房，往往一买就是上千万元；而且，他们买房也根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先放着”，因而利率政策也无法对当前的大宗需求产生有效的调控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在2007年上半年就断言：当时推出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对抑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效果是有限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我国的通货膨胀还将会继续加剧，直到政府在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来进行移植，从而实现经济的硬着陆，于是从经济过热转变为经济紧缩。而此次物价上涨的原因与2007年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还有另外一些更严峻的情形：一者，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孤立的信贷投放导致了过多货币供给；二者，政府投资成为需求的主体而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更为有限；三者，富人积累的大量资金会到处寻找机会（如温州资金对蒜头的炒作）。 四、通货膨胀源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市场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小幅度的利率上调所增加的那一点成本无法抑制投资主体的投资冲动，从而对宏观经济调控作用也就相当有限；可以说，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xx，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超额利润持续存在以及投资主体错位不清。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利率上调将导致国际资金的加速流入，从而进一步产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人民币升值将通过财富分配效应进一步拉大社会收入差距，又进一步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失衡问题。实际上，人民币之所以存在长期升值的压力，根本上也正在于因市场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工资长期低下的结果；因此，要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利率传导畅通，就必须对市场机制正本清源。正因如此，尽管2007年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都出现了不少对温家宝政府在宏观经济上的调控能力进行责难的声音，但显然，体制的完善根本不只是这一届政府的任务和责任，而是长期以来对健全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忽视，以致经济调控一直都无法取得真正良好的效果；即使以大刀阔斧著称的朱镕基政府面对1996至1998年的经济疲软也是毫无办法，只不过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当前这么突出罢了，因而一直拖到2000年以后因加入WTO产生大量外需而得以自然解决。 事实上，我们应该注意：源自西方的宏观调控仅仅是微调政策手段，是以整个市场运行比较平稳为前提的，仅仅是对良性市场机制的适当修补；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市场机制本身不是健康，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是在无序状态下取得的。笔者一再指出，社会经济无序增长的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形成社会两极化的趋势。显然，就资源推动的供给制约型通货膨胀压力而言，除与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有关联外，其余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和基本生产资料大幅涨价均系供求关系变化所致，根本上源于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发展的结果，从而根本不是短期的宏观政策可以根除的；同时，其他类型的通货膨胀也都与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或者由此而来的流动性过剩有关。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不断拉大是中国社会中潜藏着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例如，就农产品引发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而言。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品或行业的价格会有相对的上升，因而价格持续上升也是长期的正常的现象。但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困境：如果农产品不涨价，那么农民的收入就无法提高，况且原来农产品的价格本身就不合理，西方社会的农产品价格往往都很高；但农产品价格提高却会损害工薪阶层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恩格尔系数{zg}，食品的需求弹性最小。显然，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涨价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工薪阶层受损问题；为此，根本途径是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社会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况且长期以来纯粹以供求势力决定的市场工资是如此低下。再如，就房市、股市传导的全面性通货膨胀压力而言。中国的房市、股市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波动，也就在于中国存在非常庞大的流动资金，而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处于如此低的情况下又如何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呢？这又是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结果，因为按照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收入两极化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高储蓄率；同时，在房价、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储蓄资金也必然会不断取出来而投入到股市中去，从而必然会使得整个股市潜藏着越来越严重的泡沫化危机。 可见，中国目前所显露出来的各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与长期以来的无序增长以及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或者由此而来的流动性过剩有关。即使就资源推动的供给制约型通货膨胀压力而言，除与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有关联外，其余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和基本生产资料大幅涨价均系供求关系变化所致，根本上源于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发展的结果，从而根本不是短期的宏观政策可以根除的。正因如此，不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无序方式，不解决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那么，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然会长期存在；即使使用高强度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只会使得宏观经济大幅度、高频率波动，而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情形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2007年国家不断地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好不容易使得通胀有所缓和，却不料2007年下半年通货紧缩马上就随之而至了，政府、学界又开始忙着研究如何解决通缩问题，还没把通缩研究完2009年下半年通胀又要来了。显然，如果不能揭示中国社会中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就无力提出治本的措施，通货膨胀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出现。 五、简短结语 近年来我国不断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根本上源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一者，正是由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导致适用于发达市场体制下的传统货币政策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实上，发达国家很少使用的调整储备金率这一工具，却成了当前我国政府最乐意采用的政策工具。二者，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导致农副产品这些必需品的价格长期被压低；事实上，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中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比要与我国相差好几倍。正因为我国的农副产品的价格严重偏低，从而就潜伏着上涨乃至诱发全面性通货膨胀的能量，这是我国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爆发的通货膨胀之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讲，当前无论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实质上涨还是投机炒作，都揭示了这一深层的因素。中国人民银行3月16日发布《2010年{dy}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综述》就显示，当下中国居民认为物价、房价偏高，对未来通胀预期明显大幅上涨：其中，认为目前物价“高，难以接受”的居民比例达51．0％，是自1999年调查以来的{zg}值；而七成以上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指数达65.6%。然而，由于我国收入差距的两极化，因而作为必需品的农产品稍微上涨对那些低收入者都造成极为沉重的生活负担，从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就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两难困境。 然而，尽管国内绝大多数的经济困境都与社会体制有关，与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有关；但是，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试图通过伦理实证主义而将实然上升为应然而将现状合理化。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国内那些经济学家普遍从供求角度强调房价上涨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问题是，符合何种经济学规律呢？是那种赤裸裸的以力量决定的市场规律吗？在当前收入极端悬殊的情况下房价确实有不断上涨的需求基础，问题是，这种上涨合理吗？一般来说，社会制度设立所依据的是正义原则，因为它要体现人类交往的合理化问题而不是强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果。因此，尽管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供求博弈均衡来设定制度，从而体现为效益原则，但这种体现了强者利益的设计原则显然扭曲了社会制度设计的目的；事实上，社会制度的设立恰恰是要缓和基于力量博弈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以照顾弱者利益，是对人们应得权利的保护。例如，霍布豪斯就写道：“如果去掉所有的社会约束，任何人都可能获得{zd0}的自由。（但）这儿就成了武力的天下，最强壮的人拥有无限自由，对弱者为所欲为；很显然，强者的自由越多，弱者的自由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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