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场馆亏损两千万，事业企业之争，还是政府理念错位

    今天，新浪新闻网一则“深圳掀起审计风暴：4家体育场馆亏损逾两千万”的信息终于将我国体育场馆建设中问题推向了公众面前。在昨日闭幕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四届三十四次会议期间，深圳再掀“审计风暴”，根据深圳市审计局公布的对深圳体育场、深圳体育馆、深圳游泳跳水馆以及深圳网球俱乐部4家市属体育场馆的审计报告，2007年4家体育场馆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后，截至今年6月合计亏损超2324万元。

    体育场馆负责人则回应称，将4家体育场馆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经营，难以兼顾企业的“盈利需求”和服务全民健身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建议市政府对“公共体育场”进行重新定义，明确其“公益性”并将场馆划回事业单位，否则亏损难以避免。表面看来，是体育场馆事业企业体制之争，其实，更深次的问题是政府投资建设理念的错位。

    深圳游泳跳水馆是深圳福田体育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被暴亏损场馆之一，是为迎接2002年12月在深圳市举行的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54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1167平方米，拥有观众座席4000座，总投资约3.5亿元人民币。深圳游泳跳水馆主体设计由澳大利亚考克斯公司完成，获得2003年度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号称硬件条件仅次于“水立方”。

    作为一座现代化建筑，游泳跳水馆从设计之初便在环保上倾注了大量精力，池水的净化使用国际上{zxj}的臭氧xx法，在国内，这样大型的游泳场馆设施使用臭氧xx法的，屈指可数。臭氧xx对于人体xx无害，而对水中的xx则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消灭，深圳市体育局场馆建设管理处处长郭苏淮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泳池的水不仅是清澈，而且干净到可以喝。”

充满现代感的深圳游泳跳水馆

    然而，现代化的大型场馆带来的却是高昂的运营费用。2008年一年，深圳游泳跳水馆创纪录地涌进了20万“游客”，加上培训班、物业租赁等其他收入，共创收900万元——但2008年游泳馆的总支出是1400万元。1400万的运营费用，意味着每个“游客”分摊了70元的费用，而每张门票售价仍然是2004年确定的30元，亏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以北京“水立方”门票价格50元，仍有每年400万的亏损。

    而每人30元的门票要占深圳市2008年平均2860元月工资收入的1.05%。2003年,新加坡分两次上调了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属下的体育设施收费，其中以游泳池的收费涨幅{zd0}。当中，星期一到五的成人收费，将从原来的一新元，上涨到一新元五角，然后再调高到两新元。儿童和老年人收费，将从原来的五角，调高到八角，然后再调高到一新元一角。周六、xx和公共假期的新收费率则是涨幅介于五角到七角钱不等。以2007年四季度新加坡平均月工资4000新元计，调价后的游泳收费仅为月工资的万分之三点八。深圳和新加坡游泳收费占月工资百分比的差距达到2763倍。更为重要是，在深圳，如果按照体育人口的概念来衡量，每周2-3次参与体育活动，以其中一次参与游泳活动统计，则每月游泳费用将达到120元，占月工资收入的4.2%。

    对于劳动力和服务成本远高于中国的新加坡为什么会提供如此低的收费？难道是新加坡政府提供了高额补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称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一般只向其下属体育设施提供60%的补贴，其余自行负责。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新加坡体育设施能为大众提供如此低廉的服务价格呢？也许简单、规模适度的设施是其中重要因素。

    目前，新加坡全国基本形成了以20个社区体育中心为框架的社区体育设施网络，拥有24个水上中心、17个体育场、2个专用足球场、16个体育馆、9个网球中心、4个壁球中心、2个无板篮球中心、5个足球或橄榄或板球场。社区体育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不大于5千米，在人口密度比较大的东南部地区，大部分在2-3千米以内。每个水上中心拥有2-3个室外泳池，或者室内泳池，泳池规格也许不同，还有冲浪水道等游憩设施。虽然新加坡气候远比深圳湿热，但是，室外泳池一样可以提供满足水上活动需要的设施，而且，不论建设成本，还是运营成本都远较大型室内游泳设施低。

盛港体育中心水上中心室外泳池（白天无需灯光、空调、xx设施，以及大量用房的运营维持）

盛港体育中心水上中心室内泳池（规模小，无大量观众席位、室内低，运营成本低）

盛港体育中心水上中心戏水设施

    2007年1月，随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争办帷幕的落下，深圳大运中心开始启动建设。它将成为举办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主场馆区。

    项目占地约87.4公顷，建筑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5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成为深圳全新的地标性建筑群。项目包括主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大运村以及全民健身广场、体育综合服务区、新闻指挥中心等体育设施。只是这个代表深圳体育场馆{zg}最水平的场馆位于深圳市东北部，距离市中心有15公里之遥。也许体育局在自豪之后又要为其经营苦恼了。

    那么又是什么让我们的政府愿意投此巨资，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兴土木，还要挂上个“全民健身”的“羊头”，实际确是浪费大量资源，重复投资哪？答案就在政府的理念错位，把大型场馆的建设当作提高我国体育设施水平的根本途径，在于政府中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利益瓜葛。

    领导愿意脸上有光，突出政绩；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愿意上大项目，管大项目；体育部门自然也愿意接受大型场馆设施，认为是提高自身实力的重要手段，并为此敲锣抬轿。可实际上，政府xx没有“全民健身”的正确理念，不想为老百姓建设身边的社区体育设施。

    政府注重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理念，还在导向上起到了追求奢华和高运营成本，无法降低服务价格的现实，与服务全民的理念相违背。因此，政府需要把建设重点转向社区体育中心，把实用、服务和跨部门资源整合做作为创新的源泉。实用性设施应该以降低使用成本为主要目标，因地制宜，把满足使用前提下的简单作为手段；服务则是全面考量社区居民的需要，以休闲游憩为服务目标，改变只注重体育的，低层次的服务理念，为社区提供服务范围广、综合性强的社区设施，毕竟社区居民需要的不是天天进行高水平的比赛，也不是天天看到定尖水平国际赛事，需要的是就近参与体育活动。所谓跨部门的资源整合就是将体育、教育、城市绿地、社区服务，以及商业化体育设施，在土地、既有设施和未来发展上综合考虑，降低政府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为纳税人省钱，为老百姓省钱。

    所谓“全民健身”应该是各个年龄、各种性别，还有最关键的是各个阶层。如果所有的场馆最终都推想社会，实行企业化经营，显然社会底层民众将失去体育健身的场所，也就无法实现健身的目标，所谓什么全民健身的条例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显然，政府为体育设施提供补贴，或者说购买服务还于大众是必需的。但问题是，对于每年运营费用以千万记的大型体育场馆，政府又打算负担多少？以我们现在各省市借全运会之名大力建设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说，南京奥体中心自打上届全运会后就难再听到什么“有名”的赛事了，而运营费用是必须要花的，根据北京奥体中心每年四千万以上的费用，南京奥体中心估计不在其下，不知道游泳馆对外开放能够挣几个子儿，够否弥补运营费用之多少？现在济南奥体中心也在喧嚣之后清净了下来，估计也再难有出头之日，下一个是沈阳了......不知道我们还要建多少这样的“纪念碑”式的“全民健身用”的体育设施，而每年几千万的费用可以维持多少社区体育设施为全民健身服务。

    而且这些作为城市标志的建筑是不能遍地开花的，否则何谓标志，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它要为多少人口服务，是周边的居民，还是整个城市，有一定时间和金钱的民众服务，让他们从十公里以外无论是自驾车，还是乘公共交通，都一定大大会加重城市交通的负担，更不要说他们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所以，就近建设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才是解决全民健身缺乏体育设施的根本途径，而这样的设施也不是几个健身路径，或者篮球场、网球场这样不成气候的玩意能代替的。它需要整合整个城市土地资源，有系统地利用城市绿地、教育设施和体育设施去搭建，结合步行、自行车等老百姓不花钱，或者花钱少的活动，点线结合形成城市体育设施网络，而这些正是国外解决社区体育设施的方法。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我们也存在着重大的制度缺陷，在《体育建筑设计规范》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空缺，也就是城市次级体育中心的建设规模，在百万人口的城市或者区县和五万人口的居住区之间，我们需要一个或者几个次级社区体育中心，这样的体育中心应该怎样建，建什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人口300万人，远不是海淀体育中心能解决的，它需要的不是一个，也许是几个社区体育中心。其实，深圳市已经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备重新划分了一个居住地区的层次，它是一个15-20万人口规模的地域，但是，如何配置体育设施还是空白。

    还以新加坡为例，全国通过20个社区体育中心的配置，为全部人口就近健身提供的一个均衡、覆盖面广的网络，在人口稠密区域服务半径不超过3公里，服务的人口基本为20万人。每个社区体育中心基本配置是一个几千人的体育场，一个水上中心，一个小型体育馆和一个健身房，至于室外网球场、橄榄球、无板篮球场等就看具体情况了。这样的配置是真正以全民健身为理念的，远不是我们说的多，做的差所能比的。

新加坡碧山社区体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