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则以爱，一则以恨。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xxx是高兴的。他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大家”，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这下他xxx终于可以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
了，他敢讲话了。至于想问题，他倒是历来都敢想的。在这层意义上，xxx对赫鲁晓夫满心感激。
可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xxx不仅不喜欢赫鲁晓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赫鲁晓夫用别的甚么名目否定斯大林，xxx也许就不会那么恨他了。xxx是一个打从骨子里喜欢个人崇拜的人（当然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在中Gong八大上，对刚刚开过的苏共二xx，做了一下姿态，应付了一下门面以后，很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违背列宁关于群众、阶阶、政党、{lx}的理论的，并且提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历来是独Cai统Zhi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独Cai者实行统Zhi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独Cai统Zhi，就是反对独Cai者本人。这是毛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都耿耿于怀。
同样，苏共二xx和赫鲁晓夫，同中国xx的关系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惊醒了xxx，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独Cai者身后会有人鞭尸。斯大林便是前车之鉴。如果不想（当然不想）改变独Cai制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尸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早早地消灭掉。xxx发动xx，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免死后被鞭尸。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被xxx用来充当发动xx的“稻草人”：他用赫鲁晓夫的恶名来胁迫人们跟着他去反对和xx他所要反对和xx的人。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发动xx，xxx已经把赫鲁晓夫妖魔化了十年，在中Gong党内外，赫鲁晓夫早已被认定为一个背叛马列主义，出卖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天字{dy}号的坏人。现在，中国党内也出了这样的坏人，岂不应该赶快起来反对吗？实际上，这就是xxx发动xx所宣示的逻辑，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参加xx的人的思维定势。xxx狠命批判赫鲁晓夫如何如何，其真实意图，就是要利用赫鲁晓夫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赫鲁晓夫早在xx发动前两年已经下台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不过是一种姿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尤其是做给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的人看的。
xxx发动xx，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zg}权力，他不惜以七十三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彻底xx，把已经旁落的大权从新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xxx发动xx的最直接的起因。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题。实际上，一开始成立中央xx小组，就夺了中央的权。xx小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实际上隶属于xxx一人之下。接着，就是xx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待到该xx的都xx了（其实，不该xx的也xx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真是昏了脑，竟把台湾给忘记！记得当时特别发行了一张邮票，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大出洋相，急忙收回来。这张邮票，后来成了高价抢手货）。
总而言之，xx就是xxx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夺权运动。
夺谁的权呢？夺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在xxx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全国上下的党政部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xx系统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xxx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党政机关统统砸烂、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连同他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一起xx。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deng小ping，居然幸免于难。其实，xxx本来就没有要xxdeng小ping的意思，这从后来xxx一次又一次对他网开一面，留有余地，可以看出来。当时把他放进刘少奇的“司令部”，不过是让他陪绑而已。光刘少奇一个人，怎么能成一个“司令部”？deng小ping当时是总书记，在工作上和刘少奇联系较多，把他同刘少奇捆在一起，正可以壮大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声势，以表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样，deng小ping便扮演了半个黄盖的角色（一个愿打，一个不愿挨）。至于后来林彪也被xx了，那不是xxx发动xx的初衷。林彪是xxx发动xx的{dy}号帮凶，后来xxx怀疑他有二心，才把他xx。xxx死后，江青也被xx了，那更不是xx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dy}声惊雷。
综上所述，xxx发动xx，无论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还是为了防止死后被鞭尸，都紧紧围绕一个“权”字。xxx一生视权力为生命，这一点xxx看得最透彻，最懂他的心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xxx生病（大概是在林彪出逃以后），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xxx俯下身子大声对他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研究xx的起因，一定不能忘了这个
“权”字。否则，就会如堕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五里云雾。
有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迷惑，那就是过分看重xxx所标榜的那些东西，甚么路线斗争呀，反修防修呀，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把它们都当真的了。一位哲学家曾经提醒世人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这是很对的。xxx打出这些旗号，只是他对自己进行的斗争所作的一种解释，是他的自我表白，是不能作为判断他真实意图的根据的。在这些堂而皇之的旗号后面，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是权力斗争。甚么叫政治？说到底，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这里没有这阶级那阶级、这党那党之分。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制度下，斗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在独Cai制度下，取决强权，特别是xx。在决定性时刻，谁手里有xx，谁就稳操胜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xxx夺取了xx大权，从此以后，不管进行甚么样的“路线斗争”，他都是“正确路线”，而且百战百胜。中Gong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说过，一部中Gong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为旗号的权力斗争的历史。这是真正的高明之见。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这样看。
有没有“路线斗争”这回事呢？要说有也有。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参加者，理想主义者居多，那时候，内部斗争往往真的是为是非而斗，即使这种是非并不像当事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彼此之间也争得很真诚、很执着。这大概可以算作路线斗争的雏形吧。及至后来，见到了权力，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情况就不同了。把“路线斗争”弄到性命相拼的地步，是苏共的发明，xxx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目的当然为了争夺权力。xx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权瘾比赌瘾、毒瘾还要强烈，还要难解。染上了权瘾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头来都是独Cai者。这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为了保住并扩大已有的权力，他不断制造各种理论、提法和口号，以便把他视为敌手的人一个个装进去，然后宣布一次又一次路线斗争，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一个个xx，并从肉体加以消灭。然后宣布，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就是用这套把戏把一个个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的。xxx也是这样。所谓xx，不过是莫斯科大审判的中国版。区别只在于，中国版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花样更翻新、害死人更多，因而更残酷、更丑恶、更荒诞。
如果看不清这种所谓路线斗争的虚伪和险恶，那就太善良，太纯真了。在中国，所谓路线斗争，除了独Cai者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还是有一个巧妙用途，那就是用来进行自我辩护。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出了多大乱子，都可以推到错误路线上，自己一贯伟大正确。可是，这一回他们遇到了难题：文化大革命是xxx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是一次全局性的、持久的错误。即一次极其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又怎么办呢？他们自有高招：例如，被deng小ping称之为“党内{dy}支笔”的胡乔木，就装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这次就不提路线错误了吧？”为甚么？据说“xxx也没有说过路线斗争”（其实，xxx不止一次说过）。既然xxx没有说过，为甚么几十年来把路线斗争提得那么高，认为一部中Gong党史就是一部路线斗争史？现在事情落到xxx头上了，“就不要再提路线错误了”。这表明，甚么路线斗争，防修反修，都不过自欺欺人而已。能用来打人的时候，是路线斗争，自己碰上了，不过儿戏而已，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Xing的权力斗争。至于这么荒谬的xx怎么能搞起来，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那是一个需要从文化、历史和制度背景上另行研究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误导了几十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让下一代不再被误导。总结xx的意义，恐怕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相信，当年轻的一代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再人云亦云（确切地说，不再官云亦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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