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平：

各位专家，构建生命化课堂对教师的要求是教师要对学生的生命成长负责。我作为一线的语文教师，也努力朝这方面做，但是呢，我同时也是个刚才张老师所说的野蛮班的班主任。我自我感觉，我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要求但决不严厉。但是我所任的两个班，在上课时候感觉就xx不一样。所以，我的困惑是：班主任方面各项规章制度的严格要求与生命化课堂所要求的师生平等和民主等方面产生了冲突。作为我们一线的教师，难得有这个机会请专家指点迷津。

张文质：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对大问题我肯定回答不了。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在大班环境下的教学，这是西方近代很多的教育家所证明的，大班化教育是具有缺陷的。昨天我进入通州，也可以叫苏南吧，到处广告牌林立，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些高楼大厦都是我们建党和建国后所追求的理想都不是这些，核心的问题也都不是这些，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理解可能会更理想，个人审美和喜好，所以呢，我说的可能是一个教育的话题。我们教育了几十年，我们学校建立了这么多年，我们进行了这么多的教育改革，现在呢，重新又回到了以人为本，重新回到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

这次在杭州参加一个研讨活动，我那天听了一课叫《倔强的小红军》，讲的是一个十三岁的一个小红军，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这么一个光辉的事迹。我就产生了很多的感慨，我们是刘胡兰教育的，雷锋教育的，黄继光教育的，董存瑞教育的，都是一些死得很悲惨的人教育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冒出这种理念，有时会冒出所谓国家利益、国家财产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生命的这样一个概念。我家没搬家之前住在一个高校新村。有{yt}，外面房子着火，我一看火光就赶紧往外冲，我老婆一下子喊住我：“你干什么？”她一叫，我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我就想去救火吧。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国家财物要比生命个体还重要。所以，我们这种教育，像刘文学，刘文学是为两个辣椒死的，有一地主到生产队偷了两个辣椒，被刘文学发现了，一把抓住他，要押送他到生产大队去了，那地主先求他，然后利诱他，{zh1}又威胁他，但刘文学都没放过他（笑），{zh1}那个地主就把刘文学变成“英雄”了（笑）。

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眼里装满了这种东西，你看孙老师坐在这儿非常感慨。其实，也跟岁数有关，他很多多都是信手拈来。你现在叫他背《花木兰》，不信你可以叫他试一下？（孙：等一下，我不仅会背《花木兰》，还会背元素周期表。）就是啊，他不是人，他是神。（大笑）我上午跟师母说，我说这个孔子，我们的“孔子”是刘文学，我读的{dy}篇课文就是《xxx万岁》，这是我们的“童子功”。而他老人家学的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不是指《三字经》这些东西。所以，在童年这种文化背景下，这是最根深蒂固的。

昨天，一个南京出版社的社长，他说，所有老师都是病态，虽然我没有承认，但是我扪心自问，我肯定发现我们真的都是病态。他说，不仅病态而且还变态。“病态”是一种疾病的状况，“变态”是一种精神状况；“病态”是一种身体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麻烦。当我们很麻烦的时候，我们思考交流问题的时候，他就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有时候确实现实迷茫，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有一种超越出来去看交流，超离出来去看课文，超离出来去看我们的生命。这种精神能力，或者这种思维能力比较欠缺，所以，这种的欠缺，或者自我的弱化或者自我的爱化，自我的格式化会不会影响着我们在面对具体困难的时候那种生命的勇气。有时候，当面对这种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很难回应的。在杭州，我跟一个老师说听课真的很痛苦，结果他说什么，我本来想安慰他的，他说听课不痛苦，上课才痛苦呢。孙老师听完课回福州去了，回到他很舒适的乡村别墅去了，你还要留在教室里，还要面对学生。

刚才秦老师，孙老师都提到，有时候，一个人有理想的妥协，那是一种境界。他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他面对具体教育处境，他看的很透彻。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妥协充满着智慧。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放弃，不是不做，而是这种妥协的背后蕴藏着他改善的方向性。

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谈教育有两个东西不能谈，一个教育不要把人做比喻，一比喻啊，这痛苦的个体性就不存在了。比如，经常说，如果你是棵树，你怎么怎么，如果你怎么怎么，你就应该怎样怎样。这种比喻不能，因为这种个体性真的没办法。有时候，一些人过得很辛苦，他还是活下来，而可能一个人几天没睡觉而跳楼。你就不能跟他说，你看人家几年都没睡好觉都没跳楼，你才三天不睡觉就跳楼。比如说，还有一个人遇到不幸，你对他说：哎呀，你不要难过了，你这孩子没救了，你就再生一个吧，某某就是这样的。这一类方式都解决不了真实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还有一个看法就是你也不要用大的数据或统计的方式来思考教育。因为这个大的数据对整个国家或地区有意义，但对个体不行，个人必须面对非常具体的个体性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认识到，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他个人来说是完xx全的失败，但对大的数据来说，这个个体性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教育就变成当你直接面对的时候非常沮丧，比如答这个大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就会想，包括孙老师说的要主动的妥协。我经常想的是，你的孩子的孩子，还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因为物质的东西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学校改善了厕所，改善了很多的环境，但制度的改善就要困难，那文化的改善就难上加难，它是需要缓慢的，在流动中逐渐的沉淀下来的一种新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讨论，我觉得与其谈要建构什么东西，不如说让我们重新来理解，现在可能还没到建构阶段，可能还处于能不能获得一些理解，或者是获得一种新的思维的理解。

这几年我听了孙老师很多的讲座，我今天上午突然有个顿悟，有些话题已讲过的，我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但是我不会认为他是在重复，而是看上去他是在重复自己的时候，我产生了新的思考。在他这样的一种文化场里面，好象看是一种重复的文化场里面，我受到了新的刺激，就形成了对文本新的理解。我今天上午听课{zd0}的一个收获就是，我理解了李白的某种在很豪迈很浪漫的这种情怀底下本性的一种东西。我感到非常开心。当然，这也是我们老师带给我的这样一种体会。那么，说出来就很简单，如果你靠自己，在别人的帮助下，你悟到了这么一个人性的特质，你感到非常开心。可能我们需要不断的投入到这样一种新的理解，通过新的思考，你获得了这样一种新的理解，新的思维。慢慢地就把我们自身的生命带出来了，也把我们建构课堂的能力在这样的奇迹下可能生成。我说了半天，不知道是不是已离题目越来越远了。

王灿明：

我对生命化教育了解的很少，但是我对这位老师提出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最近刚刚写过一篇文章，就在关于在上个星期一，在靖江的外国语中学，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初二的学生用刀捅了自己的班主任。直接导致班主任手上的神经全部切断了，但是没有死掉，这是非常幸运的。但是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你在百度里输入学生杀老师，出来的{dy}条就是这起案件，江苏电视台都是播放的是这个案件，而且全国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这个新闻已经成为本年度的年度事件。因为在三年之中，我们国家发生了四起学生杀老师的事件，去年没有发生，前年，大前年都有，人们天真的以为这个事件可能不会发生在身边，但偏偏今年在江苏的靖江发生了，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校园。

那事件的起因是怎样的呢？我随便讲一讲。一个记者把我拉过去，探究这个事件的起因。我就在一个晚上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给《光明日报》，他们立刻打电话过来了，说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对教育的负面影响太大了，现在呢，我估计也不发表了。

但是，这个事件是真的值得我们思考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个初二的一个班上，有一个学生莫名其妙的上午上了个早读，上了{dy}课、第二课，第二课之后这个孩子上了个厕所，上完厕所就看不见了。这个老师就到处找，找遍整个校园就是找不到，到了下午临放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了。回来呢，老师不在，学生在，没有学生报告老师。第二天，这个学生照常的回到了学校，老师就问，你昨天到哪儿去了，学生不做声，老师就说，你不说我就打电话给你妈妈了，叫你妈妈来问你，你到底到哪儿去的，我要处理这个事情，你缺课肯定是个错误了。结果这个妈妈立刻赶到了学校，正当这个老师和妈妈去交流这个孩子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从书包里抽出一把刀，对着老师就砍过去。还算这个老师蛮厉害的，往前遛了一步，不然的话还不知道砍到哪儿。幸亏这个老师跑的快捡了一条命，但是杀了一条手臂。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人民日报》华东版有个记者找到我让我谈谈，因为我最初不了解这个事件，所以我说，能不能让我到现场看了一下再说，我不能说错，说了这个学生不对，说了这个学校也不对，说了这个老师也不对，到底怎么样也不清楚，我要去现场，结果没有采访我。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是到了这个学校。在这个星期里，我做了一件事情，看看学生杀老师到底有几个。结果惊人的发现，还有三个案件都是把老师杀死的。07年在浙江的一个学生一刀把老师杀死了，起因也很简单，这个学生犯了错误，老师找他谈话，学生拒绝回答。班主任说，你既然不和我谈，我就和你父母亲谈。在路上呢，孩子说我爸爸妈妈不在家，但是我爷爷奶奶在家。爷爷奶奶在山上干活，结果就把老师带到了山上，然后把老师活活掐死了。过了几天，发现老师不在了，到处找老师，而这个孩子已经在教室里上了两个xx的课程，若无其事的。

还有一个事件发生在湖北的一个高中，一个学生在上晚自修的时候，那个班长在班上收班费，其中有个差生不交，班主任正好到了教室里，就问班长，班费收的怎么样了。班长就告诉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收好了，唯独那个学生没有交。那老师看看那个小孩，坐在座位上抽烟，那个老师还蛮好的，走过去把他的烟给掐断了，然后把他桌上的香烟盒子交给了班长保管，然后继续巡查教室。10分钟以后，那个抽烟的孩子拿出一把刀从老师背后砍过去，老师死了。

一共四个案例，三个被杀死的，一个靖江的老师差一点被杀死，都一样的，杀的都是班主任。xx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学生。我们把四个案件拿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教育部颁发了一个文件，关于班主任工作的，教育部赋予每个班主任有批评每个学生的权利，现在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结果是xxxx了。规定上还有一个，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这是班主任的责任，但是班主任的安全谁来保证？学生犯了几个错误，班主任找你谈话或者叫你家长，在教育理论上讲都是说得通的，在学校规章制度上说这个老师没有什么不负责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师、班主任频频的被学生杀呢？这就是一个难问题了，这也反映了我们学校班级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非常为难的问题。

讲生命化教育，这就是生命化教育，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分析，比如说师生关系不良，比如说学校纪律松弛，学生带刀学校没人知道，几个学校发生的案件共同点是学生把刀放在书包里面就没有老师发现，也没有学xx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学校管理松弛，门卫根本形同虚设。学生把刀带过来多少天根本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也反映了这四个学生的共同之处都是上网。靖江的那个孩子逃出去以后就是上网，在家也是上网，手机短消息到处发，网络肯定对学生有影响，积极的影响、消极的影响同样都很大。

这些案件有很多共同点，我个人认为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学生仇恨老师。学生为什么恨老师？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原因。那个靖江的老师把家长找到学校里来，在同学面前批评这个孩子，尽管他犯错误了，尽管他是差生，但是他也爱面子，他是人啊，差生也是人啊。那个老师把学生的香烟掐掉，把烟盒子交给班长处理，对不对呢？那个老师不应该处理这个学生吗？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弄伤了学生的自尊。那个去学生家里，被学生掐死的同样也是这个道理，要回去叫家长。现在的学生最怕的就是家长，最怕老师教师叫家长。为什么这种传统的做法受到挑战呢？这给我们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在于学生的自尊，没有得到老师的尊重。我可能讲，差生的自尊主要由什么来看待？是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像照镜子，你怎么看我的，我就怎么看你。这就是差生爆发问题的导火线。在独生子的孩子中，要面子，宁可砍伤老师也要这样的面子。今天的学xx展到这一步，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有法律监护人，教育本身也有问题，学生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刚才那个老师讲到的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民主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到底怎么处理好，我可以通过这几个案例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严格要求在今天和在过去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的要区分，要重新考虑。如果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所谓的严格要求，已经危害到老师的生命。像靖江的这个例子，像这种杀害老师的事件，我估计不是在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出现。所以啊，用刚才哪位老师讲的一句话，要警惕啊！老师要更多的考虑你的教育方法，更多的关怀学生的心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口口声声讲我们要了解学生，我们口口声声讲要走入学生的心灵，我们口口声声讲要怎么教育的民主化，但真正有多少老师知道学生在心理上的伤痕，有多少老师知道了学生上网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行为，又有多少老师知道我们的差生或者双差生他们心理的纠结，心理的焦虑，他们的痛苦。

所以呢，我们教育理论上的一些简简单单的原则在今天是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加强班主任工作业务水平，更好的适应现代教学，现代班级管理的新的要求，那是非常重要的。以上呢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掌声）

季勇：

感谢孙教授，张老师，成老师，王老师，以及秦主任精彩的回答和点评。特别是孙教授这么大年纪了，和我们青年教师一样，陪伴我们半天了，感谢您！还有张文质老师昨天刚刚从南京做汽车到通州，应该旅途比较劳累，而且旁边还坐着孙教授，压力特别大。我明显地感觉到没前几次这么健谈。

学生的生命因为有了生命化课堂而绽放精彩，生命化的课堂因为基于学生生命，课堂建构而绽放精彩。我们二甲中学的师生很幸运，因为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有孙教授，张老师这样的大家xx，也有像凌校长这样的领导父辈般的关怀；我们二中师生很幸运，因为我们是在一条正确的符合学生生命发展的教育之路上摸索前行，而不是极端的追求应试教育，追求升学率；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在慢慢的改变一所学校，一种教育的观念，一批学生的人生。再次感谢你们，我们一定会在生命化教育道路上绽放属于我们二甲中学的精彩！

文字整理：邱 磊、张 叶、岑洁萍、曹伟娟

核对：凌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