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无影灯下，刀不走偏

要不是“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你能设想，一个村长或一个车间主任，也会成为“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他不再有理屈词穷的时候。实在不占理了，他也能狡辩说：“我看，这事得一分为二，得辩证地看”，继续着他的强词夺理。有了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学生再也难不倒老师了。因为，老师掌握了谁也问不倒他的诀窍：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也能做出全知、全能的回答：“实践出真知嘛，我们没有实践，怎么能知道”？“学哲学、用哲学”的普及程度，你随时都能验证。比如气象预报，至今用的还是哲学语言：“各位观众，下面是具体的天气预报”。拜托了，你前面报的，是抽象的天气预报吗？我说中国的天气预报，怎么都是天气后报呢，不用专业语言嘛。

还有更可笑的，发生在军营内。学完哲学，到了开饭时间。每天都为上司打饭的小兵，习惯了连长不亲自打饭；饭替他打好，不见了连长。跑去厕所，碰上连长出来。小兵一个立正：“首长好！首长亲自上厕所来了？”你猜连长怎么回答？“先解决主要矛盾嘛”：他说的是先解手，再吃饭。

鉴于满世界都在歪曲自己，xxx生前就否认过自己是xxx主义者。要是他看到自己的哲学，在中国普及成这个样子，那又该怎么撇清自己？

革命哲学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思维。但真正留下恶果的，除了多了些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总是有理”，更是xx并铲除了中庸之道，倡导并助长了极端主义。什么叫极端主义，就是说过头话，干过头事。把传统的中庸之道弄没了。怎么弄没的？大批特批。怎么批？从推崇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开始：打狗已经是虐待动物了，打落水狗是消灭同情心，因而要痛打。仅就这个例子，你就能看出极端主义有多么极端。常识、良知与人道主义，成了需要痛打的落水狗！

极端主义，把我们带入无颜向孩子解释的历史尴尬中。不信，你听听这些如雷贯耳的公众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狠斗私字一闪念”，“党对xx的{jd1}领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斗则进，不斗则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8亿人口，不斗行吗”，“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谁烧山，谁坐牢”，“随地丢垃圾，全家死光光”，“科学证明，偷花者易患脑溢血半边瘫”。

我们全体考生当年考试时，全都被鲁迅《立论》的要旨烤糊了。为什么糊了，就因为当时反对中庸，鼓励极端。

xx照录如下：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he，he he he he！’”

要考生填写的答案8分：用四个字归纳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大家想来想去，头都想疼了，这四个字也只能是：“说真话难”。阅卷结束，8分扣尽，谁也没答对。正确答案是“中庸之道。”这场考试，让我彻底领教了革命哲学对中庸之道的深仇大恨：能把除了两个极端之外的广谱世界，全都纳进“中庸”这个小瓶子里来，真是要烤糊人了。

不愿说假话，又不能说真话，只能打哈哈。我们生活中常有的一种尴尬与微妙。唯其尴尬与微妙，才有了狡黠与幽默。相声、小品、喜剧，卓别林、憨豆，所有那些令人发笑的段子，都是这些狡黠、幽默的结晶。这怎么能扯上中庸之道呢？照此答案，如果不搞中庸之道，世界就得是个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友即敌、非顶即砸的两级世界。人类面前，岂不只有两个选择？人的思维，岂不退化得像个孩子。

学哲学，用哲学，原本是助人摆脱幼稚思维。而革命哲学，用极端主义否定了相对主义，导致了中国人认知结构的简单、僵硬。这个通病，已经形成我们思维方式的深层病灶。

人类的认知结构，有着类似提灯照物的特点，观照角度不同，所获得的面相也不同。从不同视角、不同认知意向出发，人们对事物的知觉，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然不存在一种“全息”地、兼容并包地穷尽对象的感知结构，那么，每一种信仰、主义、学说、学派，都不具{jd1}真理的性质。正像各自坐在不同方位，为同一个模特儿写生，背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各具不同的表现手法，所交作业，必定横岭侧峰。人类为要尽量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必须避免{jd1}主义的认知方法，就像要准确操作手术，就需要避免单一光源下必有的阴影与盲区，必须采用能够多方位照射的无影灯。

无影灯能淡化但不能xx阴影。不但不能xx阴影，光源的增多，还会增多阴影，就像相对主义方法中充满辨别和选择的复杂性一样。尽管这样，两害相较取其轻：由于无影灯能xx单一光源下的盲区，人们终究还是选择它来做手术。

解剖社会同解剖生命体同理。许多自然科学方法，成功地入植人文与社会科学，证明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相通。作为互为条件、互为输出输入的系统，这两个过程都有着生命体那样的、链式的或多米诺骨牌式的结构与功能。没有方法上的复杂性、多样性、关联性、相对性和可变性，人们无法认识世界，更无法改造世界。

革命哲学喜欢“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坚持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根本原因”，“根本规律”，“归根结底”，“原理告诉我们”，“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那样”，“只要这样，就能那样”等，这类语汇使用频率的畸高，折射出中国人极端主义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于寻找根本法则、{zj2}决定因素、单一因果、单一条件的{jd1}主义趋向，实质是一元化政治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派生物，也是我们思维幼稚化的表现。一元论，就是要避开复合光源下的繁杂阴影，宁要单一光源下的黑白分明、简单明了。看似明了，实有大谬。为了明察秋毫，就要加大照度，单一光源的照度越强，盲区就越是浓重。就像自古的“罢黜百家，独尊一术”，失去参照系，手术注定失败。

把xxx列宁主义、xxx思想作为“xx彻底”的理论方法，认定它“洞察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夸大其为全能主义，包治百病。其实，越是夸大其功能、效用、规律适应性和原则不变性，它就越是难以适应，难以生效。一个极端的例子，是xx中对xxx思想的运用。xxx语录不再是特指具体事物的言论片断，不再具有条件性和局限性。在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方法下，变成必须牢记在心的万应箴言。例如，“要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几乎变成不受时空、对象限定的符咒，也变成姜昆相声里的笑料。别忘了，“战无不胜的xxx思想万岁”还贴在新华门旁。这种简省、粗鄙的思维，不能像水贴着容器那样贴近事实，反而要扭曲事实，来注解理论原则。主题先行，按图索骥，成了通行的思维方法。至今打开报纸，满版仍是先立论点，再找例子的新闻。

多元交互的思维，像是采用了无影灯。仅仅依赖马列主义“望远镜”或“显微镜”，视野就被限制在单一光源内，无法xx盲区。任何一种主义、学说、理论框架，都不可能涵盖人类认知领域。单一的思维框架，不但不能用来研究各个对象，还会产生偏好性和排它性。把马列主义夸张成{wy}的、“战无不胜的”的思维方法并奉为独尊，有着中国传统的习惯。以学说大一统为权力大一统服务，实现政、教合一，道统、法统合一，是中国的千年遗产。厌恶和害怕众说纷纭与学说多元化，与厌恶和害怕利益多元化与权力多元化，也是千年遗产。是一致的。视异端为邪说，不沟通、不吸纳、不互补，只能把马列主义风干为空洞教条。

精神上的诱导、灌输、本质是实施控制。控制的理由，是认为思想自由有害。拒绝宽容，就是拒绝包容更保守或更激进的思想。其实，保守或激进言论的存在，是防止社会躁进或僵化的前提，而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则是这一前提的前提。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其实是否定了这些前提。具体操作中，抓思想，不是鼓励人们多思，而是防止人们多思；要把思想和言论，纳入一元，使之一律。取消独立见解，心口不一地表态，几乎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

其实，中国人喜欢一元，不喜多元，是在遵循手表法则：只戴一只表，只认一个钟点，错了也认了。给他戴上两只以上手表，他就无所适从，无法从不同误差中寻求更准确。只认一个点，还是思维幼稚的结果；一旦出错，必然难以校正。就像离开多束光源的无影灯，手术刀想不走偏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