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原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尽管民族自豪感极为重要，但是有人高喊：“能够战胜洪水的，只有我们的祖先！” 这会让了解这门学问的人笑话，因为这不是事实。
首先，如何解释“水”?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治的应是黄河支流的河水泛滥，属于可治之水。但是例如大前年东南亚大海啸之水，是在大禹之后的几千年、现代文明与科学如此发达的条件下都不可治之水。xx《xx.创世纪》里讲述的洪水，与苏美尔史诗里记载的、大约6000年前发生的世界更大规模的海啸极为相似。科学研究证明，那次大海啸使本来的淡水湖黑海，被海水淹没成现在的咸水海，因为海底的很多植物，是只有在淡水海域里才能找到的。这一类的“水”，是人类至今都无法“治”的。
其次，其他上古人类能否治水? 很多喜欢读历史的人不注重外国古代史，造成“亚述学”在国内相当落后，所以有关起门来说大话的倾向。“亚述学”是关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上古文明的学科。人类文明最早的创建者、8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人，虽然像今天的人类一样恐惧并且阻挡不了海啸和剧烈的山洪暴发，但是他们有能力疏导和治理在远古时代每年泛滥的两河流域之水。经考古发现的上百万件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创造的人类最早的楔形泥板文字中,“运河”、“堤坝”、“水库”这类的词汇与图形非常丰富。存放在土尔其和大英博物馆等多处的已解读和未xx解读的泥板文字和挖掘出来的治水实物，不是大禹治水那样的传说，而带有苏美尔和古巴比伦人治水的确凿证据。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人是经受过河水不断泛滥的挑战的。
早于中华文明的巴比伦和埃及文明，为什么灭亡了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们的地理环境缺少xx屏障所以长期遭受目光紧盯着他们先进文明的多种蛮族的入侵。北非、中东和中亚等地曾有过的先进文明，几乎都是被所谓野蛮文化或异族的侵略取代的，巴比伦和埃及的灭亡，即是如此。并非如1904年{zh1}一届科举考xx目所言：“试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我以为埃及并非因“用外国人至千余元”导致国衰，而主要是蛮族不断地入侵造成的。巴比伦、埃及虽未能像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那样发生于上古而延续至今，但是他们给人类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三，上古人类治水的过程有没有带动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每年泛滥带来的大量淤泥又同时形成肥沃的土地，它们在治理下，灌溉了两河流域地区大量的农田。古埃及尼罗河有不定期的水泛，古老的象形文字证明埃及人也有挖运河疏导灌溉的问题。亚述地区的楔形泥板与石板文字反映出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在治水的过程中，计算了例如运河、堤坝、水库的位置、大小、何时动工为宜、需要多少劳力、每个劳力多少工钱等等问题，发展了人类至今最早的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此外还有哲学、宗教、音乐、美术、三维浮雕和雕塑、铁器、青铜器、史诗等，这些都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为惊人的是：泥板上记录并被证实和解读的苏美尔数学包括乘除法甚至几何图形的运算！它们始于至今3000BC（5000年前）并发展于2600BC。巴比伦最早的数学也可从4000年前看到，他们的数学发展于2000BC到1600BC，包括了平方，甚至解二次方程；我还看到了带有二次方程公式的有趣泥板、求根号下六位小数点、勾股数组、三角形式的运算！和近似3的圆周率等等。
德、美考古学家考证认为巴比伦的数学居然达到了今天西方高中某些数学课的水平，他们认为稍后的古埃及数学相当于今天西方初中某些数学课的水平。
巴比伦人还发现并定义了五大行星，发明了60进位。特别要强调的是，巴比伦人发明的年、月、日、时、分、秒周期，一直延用到今天！一位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小学同学，不相信古巴比伦还有二次方程、三角、尤其是“秒”。当我找来代表小时、分、秒的泥板照片甚至“秒“字的读音，他就没话说了。
对比之下，中国迄今最早的数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始于100BC到AD1，晚于美索不达米亚更高级的数学约3000--2000年, 时间跨度大于从今天2010年倒算至耶稣诞辰0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差别。
虽然商代迄今3600年的甲骨文内容丰富，但是，我国学者考证认为甲骨文记载的是“占卜”之类的简单问题例如: 去打仗能胜利否？今年小麦丰收否？老天会下雨吗？敌人会进攻吗？某女人能生孩子吗？
甲骨文没有数学、建筑学、治水工程、诗歌、往来信件等，而上小节举例所说的更久远的楔形泥板文字记载非常深刻充实，包括诸如巴比伦早已从氏族部落发展为家庭时一个弟弟给一个经商的哥哥写信批评他只重赚钱、不重朋友和家庭的自私行为和重商思想，以及挖掘出的法律律条、羊皮纸信，私人图章、大门上的锁等等，这证实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原始资本主义。捎带一句古罗马的和今天西方的很多大厦都是巴比伦式的建筑。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河水泛滥的周期、大小、治理所需要的人工、工期、工资等等的计算，只能比大禹时期计算得更精密、更准确，这为此文的结论作铺垫。
{zh1}，我们非常尊重历史书籍例如司马迁的名垂千古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等。但同时知道，历史书籍不像考古学挖出的实物属于“经验论证”，历史书籍是靠人来编写的，而人是有感情、有阶级、有立场的；历史书籍的记载又无可否认地常常是为“帝王将相”服务的胜利者的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不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历史既不可以假设也不可以经验论证，各国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也不包括历史系，而考古学则属于社会科学院系因为它既可以假设也可以经验论证。史书上有些东西，是后人不断地撰写前人的故事，其准确度是个问题，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给历史书籍的准确记载带来了大量的困难。
退一步，即便没有焚书发生，让秦汉史家写出早于他们1800年的大禹的事情，会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大禹时期中国还没有文字，试想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上古人类能够准确地口头传授历史1800年吗？有难以想象的困难！
再退一步，就是让我们今天的学者，准确地撰写出我们之前1800年发生的洪水事情的实在经过，也会万分困难。
大量考古事实的新发现证明历史的记载并非全面、准确、公正。例如， “三星堆”的发现，是对“黄河文明起源论”提出的极大挑战；史学界对秦始皇等人长期争论的本身，也反映了历史记载的不准确度；再如仅距我们最近的清王朝就有九大疑案之多！连太后到底下嫁多尔衮没有、顺治到底出家没有、康熙到底是怎么死的、给谁留的遗嘱等等，都有重大疑点，更不要说上古历史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
因此，绝不是不相信史书，而是说史书记载的尚存大量疑问和探讨空间。当有些人知道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准确断代后立刻也效法搞起中国断代史，甚至把尧、舜、禹的在位年代划分得准确到从那年到那年，而例如“二里头”等处考古挖出的三足酒盅无法证明他们准确的“在位”年代。其实氏族部落长大禹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王”或被称为禹王，而古亚述王和古埃及法老确实是统领全国的王，他们都有被确凿证实的在位年代。
“有比较才有鉴别”。搞科学的人更不应掺假或说大话，不是越左越唱高调越显示一个人革命或爱祖宗，反之则要被扣帽子“背叛祖宗”。
总之，“能够战胜洪水的，只有我们的祖先！”是极左的夜郎自大式的提法。不仅仅巴比伦人、阿卡德人、埃及人，犹太人的祖先也成功地治理过洪水。我们从小受的是“灌输式”的教育，很少人敢对传统的提法提出质疑，但遵循科学就必须说实话而不搞浮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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