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距今1 万年前,我国的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约与此同时,原始农业出现了,并开始饲养家畜。人们聚族而居,在平原地区开始了一种与旧石器时代很不相同的生活。考古学家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三个阶段被认为与农业发展中的火耕(刀耕火种)、耜耕和犁耕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来到平原地区后,因没有洞穴可供栖身,于是开始了建造房屋;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发明陶器,挖窑烧造各种器皿;为了穿衣保暖,开始了纺纱织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对技术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使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并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了很好的积累和准备。
(一)新石器时代制石技术的改进
新石器时代制作的石质工具以磨制加工为其特点。它适应农业与其他手工生产的需要,在石器制作技术方面是个很大的进步。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对石料的选择、切断、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都有一定的要求。人们初步认识到因材施用,根据工具的功用不同,对材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制作斧、铲、锛、凿类的石料都选用硬度较高的岩石;而刀、镰类收割用的工具,其硬度有不少并不很高。仰韶文化的先民所用的石料包括玄武岩、片麻岩、石英岩、辉长岩、花岗岩等。各地居民都是就地取材,以其硬度与节理而选择合用石料。他们认识到按需要选择大小、形状、长短、厚薄适中的石材,可以减少切割等工序,节省工时。如果有的石材形体较大,而所制工具较小,则还要切割。石材选定以后,一般先打出工具的雏形(毛坯),然后把它放在砺石上加水和沙子磨光。新石器时代先民对工具刃部的加工尤其重视。如锛、凿类工具,均为单面出刃,而斧、铲类器具则是双面出刃。刃的弦度有平刃、弧刃等。在磨砺成形后需要钻孔的,则在工具或饰品上再钻出圆孔。 磨制石器的制作,目的性很强。它们的形状、大小、厚薄等等都与不同用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件石器的形体及各部分的比例都较合理。一件石器哪一部分需要厚些,哪一部分需要开刃,以及在什么地方钻孔,需要钻几个孔,甚至工具本身的光洁度等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每件石器的形制由它的用途来决定。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工具的刃部都因磨砺而增强了锋利度,可以减少使用时的阻力。同时,因用途不同而制作的各种工具,其形制也更趋规范化了。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用于农耕的铲、斧、锄、耘田器以及刀、镰等;用于木工生产的凿、锛、斫等;用作兵器的矛、镞,它们的形制都已相当规范了。其中许多工具与兵器同后来金属铸造的工具与兵器已非常一致了。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进步,还表现在穿孔技术的提高。当时大致有钻穿、管穿和琢穿3 种方法。钻穿是用一端削尖的硬木棒,或木棒一端装上石质钻头,在要穿孔的地方加放潮湿的沙子,再用手掌或弓子的弦转动木棒进行钻孔。管穿则是用削尖了边缘的细竹管来钻孔,方法跟钻穿相同。琢穿是用敲砸器在大件石器上直接琢出孔,有的则是先琢后钻。薄的工具为单面钻孔,较厚的工具从两面对钻。穿孔的目的是便于系绳,使石器能牢固地捆缚在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所制作的石质工具,磨成见棱见角、方正规矩的特定形状,所钻的孔又选在适当的位置并与木柄很好地结合起来。它与打制石器相比,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为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当时制作的石质工具的种类比以前增加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农业用具、木工加工工具和兵器外,还有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臼等;有纺织用的石纺轮;捕鱼用的石网坠;制陶用的拍子等。此外,还有建筑房屋用的石础及切割用的石刀、石俎等等。除了石质工具外,当时还有用木、骨、角、蚌、陶等制作的工具。木质工具因不易保存,仅知有耒耜、xx等,其他的已不可详知。但是斧、锛、凿等木工工具的出现,说明当时是有木工手工业的。例如木构建筑及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制作,非用这些工具不可。至于骨制的刀、锥、镞、针、匕、鱼钩、簪;角制的锥、勾;蚌制的铲、刀、镰、镞;陶制的纺轮、网坠、陶拍等等,也涉及农耕、渔猎、纺织、制陶、缝纫等方面。其中骨、角、蚌、木器,都是用磨制的石器加工制作的。它们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了改善。 总之,新石器时代制作工具的技术不断改进,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天地相对地变得宽广起来。不过,从总体来说,当时的技术改进是缓慢的。人们只是利用xx物质进行加工制作,这就限制了工具的创造与发展。只有当金属被发现并用于铸造工具以后,人们的生产才能出现新的变革。新石器时代晚期虽然也有铜金属,但大多为红铜制品,而且数量很少。所制的刀、削之类,在社会生产中还不能起到很大作用。只有到了文明时期,大量出现了青铜器,特别是铁器被广泛使用以后,人们的社会生产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史前时期这些进步为后来文明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二)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
农业的出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革命。农业的出现,表明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从此将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去获取食物,开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过相对安定的定居生活。 在农业出现以前,人类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渔猎和采集。哪里有可供渔猎和采集的对象,人们就到哪里去捕猎和采摘,所以人们还不能在一个地点长期定居下来。农业出现以后,虽然最初收获的食物还不足以xx满足人们自身生活的需要,不得不从渔猎与采集中补充相当部分食物,但是播下的种子总能有所收获,每年都能使他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谷物,使他们的食物来源相对有了保证。这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人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定居下来成为可能,并在一个地点的附近不断扩大耕地,改进耕作技术,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去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人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一些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他们看到了果实与落地的种子跟禾苗生长、发育的关系,于是进行人工栽培的尝试。其间,他们还创造了一些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工具。《易·系辞》中说“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把农业的出现与神农氏联系起来。农业种植的对象是禾本科植物。农业的出现是和原始人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与改造联系在一起的。禾本科植物的野生种与栽培种的差别很大。如野生的禾本植物,其同穗各粒分期成熟,随时脱落;而栽培种同穗各粒一起成熟,不易脱落。两者谷粒的形态也有差别。因此,栽培种对野生种的原有习性,在培育过程中有很大改变。这是需要很长一个过程的。把农业的出现与“神农氏”联在一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农业的出现在改变人们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所以创造出一个神农氏来进行祭奠与膜拜。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食粮的供应。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农产品去满足因人口增长等因素对食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当农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超过人们自身的消费所需部分而有剩余的时候,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去,从事其他活动,包括手工业生产活动。社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数量越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发展也越快。所以,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分工的出现,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关我国农业起源的问题,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进行探索,在江淮河汉诸流域及广大地域内进行调查、发掘,发现了一批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徐水南庄头、湖南澧县彭头山等地点。前两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八、九千年。武安磁山遗址和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也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年代要早,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1986 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在发掘的60 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一条小灰沟和草木灰层,出土了兽骨、禽骨、鹿角、蚌、螺壳、木炭、石料,以及石器、骨角器、木板、木棒、夹沙红陶片等与居民生活有关的遗物。特别是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在遗址中出土,说明当时已有农作物栽培业出现。据碳14 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0510±110—9690±95 年(未作校正)。它比磁山文化还早,甚至比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还早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处,因此,它把我国农业起源的时间上推至万年以前。 南庄头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前沿,华北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周围的地形西北较高,东南低缓,与白洋淀接近。遗址座落在萍河和鸡爪河之间,面积两万平方米,海拔21.4 米。据孢粉分析证明:在度过了晚更新世冰期之后,当时的气候虽然较凉偏干,但针叶树和阔叶树乔木花粉形成小的峰值,生活环境比全新世之初要好。因此人们已从丘陵下到离山较远的平原地区活动,并开始了种植业。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应是粟类谷物。粟,俗称小米,是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主要的农作物。目前在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内蒙、辽宁、山东等省的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 由于这一地域气候干燥,雨量变率大,又缺乏灌溉设施,使古代居民选择了耐旱的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它宜于在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简单,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所以是我国北方地区古代居民{sx}的栽培作物。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清理的300 多个窖穴中,有三分之一的窖穴内都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遗存,说明8000 年前生活在磁山遗址的居民已将粟作为种植的主要作物。
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加工粟类作物的工具。因此,徐水南庄头遗址中虽然尚未发现粟类谷物的遗存,但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来看,有理由认为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种植粟类谷物的年代很可能上推至万年以前。 南庄头遗址中发现的灰沟、灰层、陶片及猪、狗等家畜,反映了居民们已经过着相对安定的定居生活。但遗址中出土不少鸡、鹤、狼、麝、马鹿、麋鹿、狍、斑鹿及水生的鳖、中华原田螺、蛛蚌、萝卜螺、扁卷螺、微细螺等动物,反映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长江以南地区,由于雨量充足,气温较高,古代先民选择水稻作为栽培的农作物。1973 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在第4 层居住区内,稻谷、稻杆、稻叶和谷壳的堆积一般厚20—50 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 米。出土时稻谷已经炭化,但许多谷壳和杆叶保持原来的外形,有的颖壳上稃毛尚清晰可辨,有的叶脉和根须还很清楚。经鉴定,这些稻作属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从文化层中发现水生草本植物粉以及有关动物的习性等方面考察,这个遗址的周围,当时为大片沼泽。这为种植水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据碳14 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 年。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多种,其中以骨耜的数量最多,仅第四层中出土的骨耜就有170 余件。它是主要的农业工具。这种工具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长20 厘米左右,肩臼处一般横凿方孔,骨板正面中部琢磨出浅平的竖槽,浅槽两侧各凿一孔。木柄则竖向紧贴骨板的浅槽安装,方孔中穿缠藤条与木柄绑紧。此外还有石耜和木耜。这些工具的出土,反映了河姆渡遗址的居民们所用的耕作方法,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阶段,进入了耜耕农业的时期。 1988 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的稻谷与稻壳,把我国出现稻作农业的时间又向前推了1000 余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出土的陶器碎片中夹有大量稻壳和稻谷,唯因全部炭化,已无法从陶片中将它们完整地剥离出来。 但经体视显微镜观察,属稻谷和稻壳无疑。通过显微放大,稻壳的内部层理及中间网络结构均较清晰,经碳14 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200—7800 年(未作校正)间,比河姆渡遗址还要早。因此,这里发现的稻作遗存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处,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稻作农业标本。 彭头山遗址地处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是湖南境内{zd0}的平原之一。它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东连湖区、西北邻近山地,海拔36—40米,属河湖平原。对遗址文化层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属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候暖湿,气温较现代略低,但正处于全新世早期的升温期。森林——草原环境既可保证狩猎与采集,获得主要的生活来源,又可在水系边缘开荒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不过,居住在彭头山遗址的先民能够建造地面建筑,制作釜、缽、盆、碗、盘等多种陶器,生活条件较旧石器时代明显改善。这里发现的水稻可能还不是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