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电评我国1966-1976年间科学技术发展

[《参考消息》资料摘编]（三）

（1971-1976）
　　
　　外电纷纷评述我宣布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中国在科学和空间探索方面进展巨大
　　
　　【法新社香港十六日电】注意中国情况的外国观察家今晚在这里说，中国发射第二颗卫星成功一事着重说明了中国在复杂的科学领域和探索外层空间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些观察家说，如果回想一下这颗四百八十六磅重的卫星的发射时间离中国进行第四次氢试验——北京没有宣布这次试验，但是外国监听站监听到了——还不到五个月，那就更能意识到这一科学上的进展。
　　
　　有些分析家认为，同去年发射的卫星一样，这次发射的卫星的重要意义与中国在研制有效的弹道导弹推进器方面的进展有关系。
　　
　　关于后者，人们指出中国已经成功地发射了{dy}枚实验性火箭，据说这枚火箭携带了一个核装置。
　　
　　这些观察家还说，这次发射卫星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除了试验固体燃料之外还要试验液体燃料。据知道，中国的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过去已进行过固体燃料的试验。南通社说中国特别重视独立自主的方针
　　
　　【南通社北京十六日电】正当人民大会堂里举行招待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战斗友谊的时候，中国宣布了它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消息。
　　
　　报道空间探测方面的这个{zx1}成就时说，这是坚持自力更生方针，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促战备的结果。这是最经常引用的口号之一，可以说明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人造卫星的研制者们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使这个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北京的外交人士认为，这个贡献根本不容怀疑，因为这个{zx1}的成就表明，中国在朝着成为一个大国的发展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比其他一些大国更快地越过了这条道路的许多阶段。在这方面，今天晚上宣布发射人造卫星的报道中特别重视独立自主的方针。路透社说中国使用了更强有力的火箭
　　
　　【路透社香港十七日电】（记者：欧内斯托·门多萨）中国打破了对它的第二颗空间卫星所保持的已历时两周的沉默，并表明它在发射这颗卫星时使用了更强有力的火箭。
　　
　　观察家们说，这次空间发射已几乎肯定地使中国进一步接近了试验洲际弹道导弹。
　　
　　昨天的公告与去年四月二十四日报道中国{dy}次空间发射的公告大致相同。
　　
　　公告说，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公告还强调了北京的“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公告强调的是中国这次新的空间发射的科学含义，而不是其军事含义。但是公告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曾同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从事这颗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
　　
　　西德的波鸿空间观测台于上星期四报道，它已开始收到中国第二颗卫星上发出的清晰的信号。
　　
　　北京关于它的新近的空间发射的公告中没有立即说明为什么消息迟发了两星期。
　　
　　观察家们说，第二颗卫星的重量表明，它装载的科学仪器比{dy}颗多。
　　
　　这还表明，它担负着比{dy}颗卫星要重的任务。
　　
　　公告没有发表科学实验的详细情况，虽然据信中国的目的是把气象卫星和侦察卫星送入轨道，以帮助确保好收成和注视中苏边界上的xx调动情况。
　　
　　【路透社香港十六日电】（记者：哈迪—里斯蒂克）中国今天宣布发射了它的第二颗卫星——几乎是在送入轨道后两周才宣布此事。
　　
　　这颗新卫星比中国的{dy}颗卫星重四十八公斤，而{dy}颗卫星已经比苏联一九五七年带来空间时代的人造卫星重一倍。
　　
　　观察家们说，这次空间发射几乎肯定已经使中国进一步接近于试验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美联社东京十七日电】共产党中国在把它的第二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以后将近两个星期后的今天才宣布这次发射的成就，但对于为什么耽搁这么长时间宣布没有作任何说明。
　　
　　中国的这项公报对这次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起动火箭一点没有谈。
　　
　　关于发射第二颗卫星的公报对军事意义只字未提，只是用了宣称大陆中国取得重大成就时惯用的那老一套说法，即这是根据“促战备”的政策取得的结果。外电纷纷转播我宣布发射第二颗卫星消息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六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宣布在三月三日发射了它的第二颗地球卫星。
　　
　　这一宣布是在美国报道北京已把它的这颗人造月球射入空间以后过了十二天发表的。
　　
　　共产党中国的{dy}颗卫星是在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射入轨道的。
　　
　　【美联社东京十六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宣布了它在将近两星期前发射了第二颗人造空间卫星的消息。
　　
　　新华社没有更多地报道第二颗卫星的技术方面的详细情况。
　　
　　【法新社香港十六日电】中国今天证实它在三月三日发射了它的第二颗人造卫星。
　　
　　这家通讯社欢呼这次卫星的发射是“中国人民在伟大{lx}xxx和党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结果”。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北京电台宣布“中国于三日已经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科学实验人造卫星。”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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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政治快报》文章：《中国卫星说话了》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快报》十八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卫星说话了》，提要是：“{zx1}的宇宙成就使人们对北京的科学家在完善洲际火箭方面已达到什么程度的猜测又活跃起来”。
　　
　　评论全文如下：
　　
　　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从宇宙中用一种高频率的无法理解的声音说话了，对于外行的听众来说，这是科学上一种奇怪的“宇宙”语言。
　　
　　卫星是在三月三日发射的，但是，直到前天为止，官方一点也没有透露卫星的情况。然而，这种沉默并不值得惊讶，因为中国没有在世界期望它公布资料时公布某种资料的习惯，而总是在它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时才这样做。
　　
　　那些期望这颗卫星，也像几乎在十一个月以前发射的{dy}颗卫星一样，再次唱起《东方红》或别的流行歌曲的人们，打错了算盘。这一次，卫星不太富有音乐性，而是更严肃得多。没有敲锣打鼓
　　
　　去年四月二十四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数百万居民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中国{dy}颗卫星胜利上天。这是一个由中国星际航行学的初生子一面唱着《东方红》一面在遥远的太空指挥的别具一格的大合唱。这一次，没有报道发射卫星引起潮涌般的载歌载舞的兴高采烈的情景。
　　
　　这一次，中国想证明：国家已打下了这种科学技术基础，以致星际航行学已不再处于襁褓之中了。这次发射卫星是中国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对集体应尽的义务。最昂贵的科学的这种发展，表明中国的经济在进入新的五年计划时已更加强大了。安然的态度表明，国家相信自己的力量。这只是向宇宙进军的第二步，下一步尚需等待。
　　
　　在印度支那上空
　　
　　新华社关于发射卫星的报道首先强调，卫星“在继续进行预定的科学实验工作”。然而，这一刻也没有转移人们对发射卫星的“间接后果”的注意：
　　
　　关于中国在完善核武器方面已达到什么程度的议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卫星是用中程火箭发射的，还是用一种新型的洲际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尚未解答。据专家们断言，中国正在加速研制洲际火箭。
　　
　　中国总理xxx对河内的访问和对北越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是在总理启程前两天才发射的卫星的警惕的眼睛注视下进行的。
　　
　　无论如何，新的卫星是中国越来越活跃的对外政策手中的又一张{wp}。
　　
　　（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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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籍中国数学家、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省身谈访问中国的观感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月四日译载美国旧金山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时代报》的一篇报道美籍中国数学家、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省身讲演的文章，全文如下：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在伯克利校园的学生会所礼堂内，四百余听众聆听陈省身教授畅谈访问中国的观感。
　　
　　陈教授说，在香港停留的时候，同旅馆住的朋友告诉他，香港治安不好，叫他出外少带钱，如遇抢劫，不要抵抗，失财事小，生命重要。但是一入中国大门，“柳暗花明”，一切宁静，到处整齐清洁，满街自行车。在广州只停留了{yt}便飞向北京。共住了两个星期，作了四次数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和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三次座谈会是关于数学研究的方向、数学问题和专门问题。除参观名胜古迹之外，并参观在通州附近的星火人民公社，该社约有六万社员，分成一百二十个生产大队，主要生产米麦及饲养牲畜副业，此社的农业已相当机械化，因此有修配厂，农民每年收入从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以家庭作单位平均约一千元，所有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保障。公社里仍然有自留地。
　　
　　中国的物价很便宜，房租每月只四元，每月伙食只十五元便够，医药差不多免费。无线电、自行车、手表等消费品大家都有。他说他在平津一带住了很久，知道在旧政权时代农民生活的痛苦，如遇荒年，卖儿鬻女的事常有，和今天的生活来比实有天渊之别。
　　
　　陈教授又提到大学教师的生活仍比一般优裕，平均每月有二百多元，{zg}的达三百五十元，有些教授自动请求减薪，政府不允许。
　　
　　中国的建设是根据xxx的指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在上海参观造船厂，可以造万吨以上的大轮船。他曾在一艘大船上参观，很近代化，技术人材多出身交通大学，xx自己刻苦研究，目前更注重自动化工业发展，他们很谦虚地说正在向先进国家学习。
　　
　　在国防方面，因为苏联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余万，中国不能不戒备。当然中国已有很好的防御准备，譬如各大城市都在挖地洞，掘隧道，以防万一。从上海浦东到浦西有很长的隧道。在北京已有由城东到城西的“地下铁”。陈教授曾亲自坐过，向导同志说工程经验还不够，嘈音较大，但陈教授据他个人的经验认为比纽约的“地下铁”声音要小，而且要干净得多。北京正准备造环城“地下铁”。上海也准备建筑同样的“地下铁”系统。陈教授在他的母校南开大学看到校舍内有些地方写着“动员组”，不明所以，经向导员解释才知一旦有事，不致于临时仓促，可以马上全国总动员，正如中国古语说的，“有备无患”。
　　
　　其后陈教授讲到中日外交的活跃。他在中国时，日本很多企业家、议员以及首相田中，在北京谈判中日复交的问题。中日的复交可以安定亚洲。在历史上，中国从不侵略别人，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御，这是{zh0}的例子，而中国绝不驻兵外国。
　　
　　至于大学的教育，在刘少奇当权时xx仿效外国的教育制度。文化革命时期大学全部停顿，一九七二年开始招生，制度仍在研究改革中。青年人中学毕业以后，都要到农村、工厂或解放军中工作二三年，然后才能入大学。还要经群众推举，入选的资格是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谋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知识水准也要经过考试，第三是身体要健康。大学科目是按职业的需要，当国家要某方面的人材时，由各所大学分配名额而招收学生加以教育及训练，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陈先生说他和李政道先生都曾提到通才教育的重要和培养将来的大学教师，国内领导很了解到中国仍然落后，以往二十多年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能自给自足，不必仰赖于人，恢复民族的自尊心，陈先生觉得中国有一些水准相当高的专材，但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却极为不足，尤其是大学师资的缺乏，陈先生认为海外学人有责任。
　　
　　关于中国解放以来科学上的成就，陈先生提到像针刺xx，合成胰岛素与xx血吸虫等，已众所周知。最近在考古文物和人类学上，都有新的贡献。国内的科技与工业已有相当基础。一切都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集体工作，反对个人主义式的英雄主义，一切都有长远计划，不象在外国自由竞争的制度下，自私自利，一旦有成就，要保守秘密，怕别人抢去了风头、机会和利益，就如伯克利的校园内，这一个实验室做的都不给另一个实验室知道，深恐别人捷足先登，这种情形在中国{jd1}没有。
　　
　　{zh1}陈先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近年来的生活安定，健康有保障，人口增加得很快，目前问题还不严重，因为在中国的东北、北部和西北、西南边疆还可容纳许多人去生产与开发，但是长此下去便要产生人口膨胀的问题。像陈先生的故乡嘉兴，人口由解放时的六万增至十万，现在国内不断提倡节育，公开教育避孕，鼓励晚婚。男女也走向{jd1}的平等，女人就业机会和男人一样，生活独立，决不像旧社会的妻以夫贵。而且结婚之后，女性仍用自己的姓，生的儿女，可以跟父亲姓，可以跟母亲姓，也可以跟旁的人姓。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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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连载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中国科学前途无限……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足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成果”——以“李杨理论”（即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基本粒子论的{zg}xx、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与旧友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讨论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展望。杨博士为了参加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而来日本，他刚刚会见过xxx，去年也曾会见周总理，是中国甚为重视的美籍中国学者。
　　
　　中村：与xxx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我临离开向xxx告别的时候，xxx说他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有些贡献。然后他又说，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zx1}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可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dy}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文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Ｘ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Ｘ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xx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xx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xx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选定{zy}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jd0}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xx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xx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xx是必要的”。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等七位教授。阿尔瓦雷斯教授说：“我本来以为xx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xx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xx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有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dy}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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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宇宙报》介绍中国科技的文章：《研究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本刊讯】墨西哥《宇宙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胡安·何塞·莫拉莱斯的文章，题为《研究和实践的巨大发展》，摘要如下：
　　
　　没有人怀疑，中国自从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来，科学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仅仅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这种巨大的发展：现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占有的楼房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整个科学院的四倍。
　　
　　其他研究单位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科学院的任何一个研究所，不管是占地面积、人员、还是设备，都是革命前所有研究所总和的几倍。
　　
　　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在数量方面，而是首先表现在质量方面。科学研究的质量、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科学设备的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进，特别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人员的哲学观点、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把莱塞（激光）用于电视
　　
　　近几年来访问过中国的许多美国科学家都赞扬中国研究机关的工作质量。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正在发展一种以莱塞射线为基础的新的大萤屏彩色电视。
　　
　　美国访问者还证实，中国大学和工学院在使用最现代化的方法制造微型摄影集成电路。一般说来，他们都对中国在集成电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访问者说，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认为中国人光靠自己不可能发展生产集成电路的现代技术。据说这种技术是那么复杂，只能通过直接观察而不能通过书本来学习它。确实，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技术。但是，中国人却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地发展了这种技术。
　　
　　可以说，在其他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都有同样的情况。在革命胜利后仅仅二十三年里，中国科技人员在很多领域里就达到了西方同行类似的水平，如无线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核聚合、超导体、比重测定、基本粒子、生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学、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航空、人造卫星、晶体学、地震预测、声学、原子物理、人造钻石生产、合成化学和其他许多方面。
　　
　　优异的质量
　　
　　最了不起的是，这种大规模发展是建立在xx不靠外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设备的基础上，而且这些设备的优异的质量使美国科学家感到吃惊。
　　
　　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zh0}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
　　
　　可以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或工业仪器和设备方面已经自给自足。实际上它能够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事实上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新型的研究人员
　　
　　但是，比研究单位的数量、研究或设备制造的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是人员的培养思想变化和他们工作组织的变化。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中国正在培养一种新型的研究人员。
　　
　　这种新型研究人员的培养，首先从挑选学生开始，这些学生要有为自己所属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的高度觉悟。这些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是猎取名利，而是要为中国的幸福作出贡献。
　　
　　学生不是直接从中学进入大学的。进大学前要在工厂、公社或xx工作两三年。在那里，他们的同伴根据他们的智力、政治觉悟和健康情况推选。但是，如果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政治指导员推荐的劣等学生混进大学或工学院，那就错了。首先，{zh1}决定学生能否入学的是大学本身。其次，挑选学生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工厂、公社或xx里的所有青年都有被挑选的同样机会，他们自己讨论应该推荐谁。推荐之后，大学的人员对推荐对象进行考核，决定最终接收哪些人。
　　
　　理论和实践
　　
　　高等学校的学习非常适当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学生不仅仅局限在理论课和实验室或其他方面的实习，而且在实际生产条件下，在一些虽然小但是非常现代化的工厂里劳动，这些工厂是大学和工学院的组成部分，并且为市场提供产品。
　　
　　一般说来，那些机器和设备比美国大学里的更现代化、更复杂。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在大学毕业时就有丰富的经验，能更好地工作。
　　
　　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只限于做指导工作或研究工作，而且也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定的时期。这使他们能直接了解生产中的问题，特别是直接参加生产和体力劳动能使他们与人民在感情上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感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或与社会其他人相脱离的阶级。
　　
　　凡采取这种办法的地方，看来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互相协作，互相交流对大家都很有用处的知识、思想和方法。
　　
　　关于挑选学生的新方法的效果，现在还不能说什么，因为还没有{dy}批毕业生。但是根据在大学里所观察到的情况判断，结果很好。中国正在培养一种拥有新思想、专于解决本国发展中的问题的新型科学人材。这种新型科学人材同社会上的其他人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懂得理论问题，而且了解实际工作中最细节的问题，这样一定能大大推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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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报刊载英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本的访华文章：《自力更生的战略行之有效》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三月二十一日刊载英政府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本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自力更生的战略行之有效》，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英政府技术大臣韦奇伍德·木先生，曾为对苏联与东欧其他国家谈判技术协定的英方代表。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曾遭到西方对她的最严峻的禁运和封锁。在一九六○年苏联顾问撤走后的十年中，从苏联方面来的一切帮助也都断绝了。
　　
　　人们必须从这种孤立状态的背景上去观察今天中国的科技成就。她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她自己单独做的。她不仅发展了她自己的空间发射器和核武器，这两者都要求具有{zg}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的技能，而且，她还着手执行一个工业发展计划，使她在机械工业中打下基础，从而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
　　
　　凡是参观过上海工业展览馆并在那里看到船舶、公共汽车、摩托车、五金制品、纺织机器、电子产品和塑料制品等等种类繁多的制造品的人，都不得不对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证据获得深刻的印象。同时，她所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和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不同。中国并不给工业投资以优先地位，而是以农业和农村工业为基础深思熟虑地发展起来的，社办工厂和工场就使用它们的产品。
　　
　　访问这些社办的工厂几乎好象在时针上拨回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一次旅行。它们的技术是简陋的，并就地取材和利用当地的发明创造。工作人员人数很少，但联系密切，大部分工人是新近从农业生产上调来的。生产根据需要而进行，不需要制订精密的计划。这些厂能做多种多样的工作，市场就在他们的家门口，整个本地区的需要他们都熟悉。
　　
　　对中国来说，他们所采取的是一个正确的战略，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它是非集中化的，具有灵活性，可以不用集中指导而得到发展。甚至不公布统计数字也没有关系。
　　
　　那些城市中的大机械厂则是庞大的，它们在工程上的设计、发展和生产都是规模巨大的。这种工厂制造更复杂的机器设备，产品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访问的一家机床厂里，有一个展览台，把这个厂所制造的部件同苏联制造的并在一九六○年关系破裂前输入中国的部件作了对比，显示了这个厂的出品设计较好、生产较易、产品性能较高。这种对比就等于上一堂政治和技术课。
　　
　　在与中国的部长和官员们的谈话中，我对把自力更生作为一个信条的可取性提出问题，并受到了温和的指责，说我忽视了中国除了自力更生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一事实，但又说，既然现在外交局面已经打开，中国是真正关心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接触的。
　　
　　为了要了解怎样才能利用技术交流的机会，这就必须看到文化革命期间中国的科学和教育组织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带给了中国一整套与任何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制度。
　　
　　xxx在重新检查科学和教育政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坚持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这表现在改组科学院各研究所，使它们与生产结合，而且这种办法一直贯彻到小学，孩子们用一部分时间参加工厂的简单工作或者到田间劳动。
　　
　　革命前，中国的科学制度象她整个教育制度一样，是从西方学来的。同样，虽然另一方面还有中国许多世纪以来官僚政治经验的根源，她的管理结构也是从西方学来的，而这方面，英国皇家政府是具有声誉的。
　　
　　文化革命试图改变这一切。在这样做时，科学与实践经验取得了更紧密的联系，学者和工人在各级互相交流已成了现实。诚然，这个办法还可以讨论，而且无疑在今天中国国内还有所争论，例如说这种政策可能埋没有才能的人，同时也使造就人才更为困难了等，但是，它肯定地提高了平均的能力水平，比用其他办法所能达到的要快得多。
　　
　　因此，中国可能已在实际运用中发展了巨大的、广泛的技术力量，从而成为迅速实施新的技术的最可靠保证。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革命使中国有可能取得甚至比十年前所可能取得的更快的发展速度。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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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公报》报道：《任之恭讲中国科学与工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日以《任之恭讲中国科学与工业》为题转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留学生团体出版的中文《学联报》上的一篇报道。《大公报》编者注说：
　　
　　美国加州中国留学生团体出版的华文《学联报》二月号，登载了任之恭博士最近在加州理工学院中国同学会的讲词节录。任博士是xx物理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霍浦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以下是《学联报》登载的讲词节录的原文。新中国的精神建设现在新中国的社会里，最坚强的基础，可说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推动力，确确实实就是xxx思想，这思想是一个彻底革命，踏实建国的原理。新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旧中国的科学与技术，xx以抄袭（间而也有东洋）皮毛部分为目的。在科学方面，教学及研究人员，非“出洋”得个“洋学位”才能算“镀金”到家。在教学与研究中，所需要的仪器，一概由外国购置（当时国产仪器几乎等于零）。科学教材和专用名词，也大部用洋文。在技术（大部指工业技术）方面，也就说不上什么设计。因为有买办这种洋货的需要，在很多大城市里（尤其在沿海一带），就产生了一大批靠洋人吃饭的“洋行买办”。
　　
　　新中国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采取外国科学技术的精华，设法加以改进。我们这次在中国各地教室或研究室看到的科学仪器，至少百分之九十为国产。这种仪器的品质，功能与准确性，大多数与外国品质优良的产品可以并驾齐驱。科学教材与专用名词悉用中文。关于工业技术方面，尤其属于轻工业或轻重工业的范围，我们很可以参考上海工业展览会里面陈列的各种工业产品。在这展览会里，游人可以看见三十万瓩发电机，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三十二吨载重汽车，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等，总展品有五千多种，据熟悉工业情形的人说，上述展品的技术水准，相当于工业先进国家五年前的程度。
　　
　　近十多年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多倾向于应用方面。因为国家建设所遇着的问题，大都偏于实际，所以科学研究应与实际取得紧密联系。虽然如此，在近二年来，中国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慢慢要走上研究基本科学的途径。譬如一九七三年一月里，报载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云南站。
　　
　　在中国新刊物《物理》{dy}卷第二期发表论文，认为可能发现一个新的重质量粒子，其重量比质子重量大了十倍。除掉这研究本身是属于基本科学外，这种物理刊物，原在文化大革命时停顿，现在又在出版的事实，也表示有倾向注重基本科学研究的方面，这倾向对中国颇有好处。
　　
　　谈到中国重工业技术问题，我个人对此知识太浅薄，请大家原谅我的外行。我现在打算拿着新近去过中国的三位专家的报道、加上专门杂志里所能看到的，做一个综合观感。这三位先生是张捷迁、亥曼·马克和朱兆祥。张先生（原籍辽宁）参观过在辽宁一带如抚顺、鞍山、沈阳许多工厂。
　　
　　马克先生是美国高分子化学xx。一九七二年夏季，他在中国参观了许多农业、工业、人民公社。他参观了北京的石油化工总厂，该厂每年可以炼出二百五十万公吨的石油，稍亚于大庆石油厂（每年四百万公吨的产量）。在石油厂的旁边，有许多大规模的化学工厂，制造塑料、化肥、尼龙与锦纶等。
　　
　　朱兆祥先生在《科学美国》杂志（一九七二，十二月），发表一篇《中国的{jd0}科技》，叙述他看过的许多半导体器件，电脑机器，及精密仪表制造工厂。他觉得中国现在工业技术水平，具有能够产出任何主要研究仪器的能力。
　　
　　在现今出版发行的各专门杂志里，大家都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国防工业的材料。中国在一九六四年试爆了一个原子弹。一九六七年，中国惊动了世界试爆了一个氢弹。由原子弹发展到氢弹，中国只花了两年半工夫，较短于苏联的四年，美国的七年半。最使世界原子专家们觉得惊奇的，就是中国有此绝大的才智与财力，能够为了生产铀２３５建立数座气体离心分离器；甚至于工业{zxj}的国家，也是难能做到的。非但如此，中国又于一九七○年以自制导弹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其重量大于苏、美、法、日四个国家首次发射的总重量。综结以上各种报道，多数人的观察认为，中国科学与工业技术，已经到此{jd0}的程度。
　　
　　结论我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数月（一九四六年）内离开中国，直到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夏季首次返国，亲眼看到那么多xxxx的变动。试问在仅仅二十多年中间，一个腐败到头的社会，如何能够一旦翻身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兴国家？我愿冒昧答复，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国广大群众痛心旧中国的不振作，受了xxx伟大思想的感动，全体毅然决然地坚持一条信仰，用{zd0}的努力，创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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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精神更新的国度里》
　　
　　任之恭在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撰文谈访华观感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六 ——十日译载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发表在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三月号上的一篇长文，题为《在一个精神更新的国度里》，摘要转载如下：
　　
　　一九七二年初，美籍学者开始组织一个参观团，前往中国访问。参观团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启程，团员包括十二位教授和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属。
　　
　　参观团访问了广州、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参观的对象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人民公社、医院、工厂等。在二十五年前的日子里在回忆起我在二十五年前生活过的旧中国的时候，至少可以这样说，那是十分黑暗的岁月。我出生于山西省，后来上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在留美回国后又在清华教了十二年书。之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又在云南省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记得住在昆明的时候，家里的厨房一到天黑，天花板上黑压压地满布着一层苍蝇。我的妻子和我曾有{yt}碰到一条蛇从屋顶破裂处掉了下来，正好坠到我们的床上，使两人吓了一大跳。有一次在跑警报时，躺在青年会宿舍的床上，亲身经历到一只长达六、七英寸的老鼠爬过我的脸孔。{yt}我在郊外教完书回家时，路上碰到强盗截劫，这两个身穿军服的家伙，先把我的眼睛蒙住，然后抢光我身上值钱的东西。
　　
　　所有上述的个人遭遇，如果同中国在二十五年前普遍地存在着的人民饥饿，疫病流行，罪恶俱全的情形相比，那是算不了什么一回事的。那时候啊，中国整个社会是一盘散沙，充满着腐化和堕落。
　　
　　再看看其他方面。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关系是够糟的。世界列强对旧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压迫和掠夺的事例，用不着远溯到xx战争时期去找。它们无休止地在贫弱的中国身上加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不时要求中国给予它们以各种特权。上海公园中悬挂“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告示，这充分表示出外国加于中国人身上的侮辱。
　　
　　新中国一出现，上述情况就改变过来了。在新中国，各种重要的传染病，迅速地被消灭掉。新中国在不到两年内，把xx的流毒也xx了。新中国社会里的新风尚当我们的飞机越过华北的时候，我一开始不敢向下面望去，怕出现的是地面一片光秃秃的缺乏植被的景象。这种景象鲜明地存在我的心目中。但现在是不同了。新中国历年来在进行着把全国大部分荒地、荒山重新种上树木的工作，而且获得成功。二千年来，黄河被称为中国的祸患。它曾经多次改道、多次泛滥成灾，可是现在，中国几乎全部控制了黄害。近年来，中国建成许多大型水库以及同红旗渠一样的水利灌溉渠道。正是由于作出各种努力，新中国使它的七亿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并且据我所知，去过中国访问的人，没有看到有乞丐的存在和有人在挨饿。现在再就个人经验讲来，新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比旧中国有了极大的提高。
　　
　　还应该说，新中国获得的成就，比我上面提到的要多得多。这是说，新中国实现了一个平等社会的理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伦理准则。所谓平等社会，其目的在于消灭各阶级之间的一切非正义性的不平等待遇，在于消灭社会上一些特权阶级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从而肃清各种形式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榨取。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容许富人榨取穷人，多数民族榨取少数民族，公务人员榨取老百姓，男人榨取女人和相反的女人榨取男人。
　　
　　新中国以最严厉手段对付地主。中国共产党认为地主是农民的阶级敌人。新中国没收地主拥有的一切土地，把农民从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新中国在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方面，同样是雷厉风行的。
　　
　　在消灭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榨取方面，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马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最古老职业——娼妓制度，从根本上加以肃清。旧日中国用丈夫的名字称呼已嫁妇女。新中国认为这种制度降低妇女的地位，因此目前在称呼妇女时，都用她们自己的名字了。丈夫称妻子是“内子”的制度，也在新中国消灭了。由于双方都认为处于平等的地位，新中国夫妻俩都称对方为“爱人”。一个口号的含义和影响在新中国，到处可以接触到“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在一开始时，可能是向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但是这句话的影响马上扩大到全部中国人民而成为具有强大力量的道德标准。我有一个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朋友和旧同事，他亲口告诉我：“这个口号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精神。不要认为这只是共产党口头上讲的话。”可以认为，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人民服务乃是人们生活的目的。
　　
　　在“为人民服务”这句话里面，包含着的意义及其影响，看来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定下“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意味着否定了“为私”的原则；即是说，一切从自我中心出发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东西，例如发财、成名和争夺个人权力的思想，以及任何自行其是和邪恶放荡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抨击的。但如果这项社会道德标准只不过被认为是一种理论而束之高阁，那就同其他社会所标榜的类似的教条，例如存在于民主社会或许多宗教里的东西，还不是一样吗？事实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看来都以严肃态度对待“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他们认为这是必须严格执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何炳棣说的一句话许多其他访问过中国的人，也说他们在中国时很少看到或听到有偷盗、打劫、xx、娼妓、xx、谋杀等罪案的发生。不久以前访华回来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何炳棣告诉我：“继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最重大的事情，乃是中国在道德上的重生。”
　　
　　新中国把社会平等的原则也贯彻于它的对外关系上面。中国主张国家无分大小都在国际上享有同等地位，一个国家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施行掠夺。看来，中国谴责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行径，正是因为它的思想里存在着上述的平等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它进行革命的最早时候起，就认为{zh0}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新中国，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国是按照苏联的形式来推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展的。在教育制度方面，中国也学苏联的榜样。可是在一九六○年，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它把派去中国的顾问、技术人员以及运往中国的材料全部撤回苏联。但这样的做法只使中国在一个短时期中受到痛苦，中国毋宁{zh1}欢迎苏联给它上一堂课，使它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科学、技术和一切技术发展方面，是需要自力更生的精神的。大学里的课程设置中苏科技关系破裂后，中国立定志向把它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工作，全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面。接受从苏联方面得来的痛苦经验后，中国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再也不依赖别人了。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中国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高等教育方面，一向为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教授治校的方针，受到最猛烈的抨击。红卫兵的斗争目标，是把大学的组织放在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面。在此期间，大学一度陷于停顿。我们的参观团，这次访问了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这些大学在两、三年前，才逐渐恢复正常，它们多数在一、两年前开始招收新生。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新生，大多数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挑选出来的青年。
　　
　　大学里的课程，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显然不是把重点放在基本科学知识的学习上面。例如在多数应用科学方面，虽然课程中列有在实验室做试验的项目，但是这些实验属于职业训练性质的。举电子学为例，学生们做着焊接带有真空管或半导体元件的线路的工作，这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或者阴极射线示波器上面的。许多大学设有自己的小型工厂，从事于制造供工业用的特殊制件，由学生和非学生的工人在里面操作。
　　
　　中国认为纯粹科学或基本科学远远地脱离实际，至少要暂时在学习中不加以强调。例如关于层子的理论，是同基本粒子有关的学说，原来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两个年青科学家发展出来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时停止研究了。华罗庚在xx期间认识到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如把从事已久的纯数学研究工作停顿起来，转而利用数学知识于发展一种被称为优选法的理论。优选法一经推广，据说产生了十分成功的结果。赞成杨振宁的说法据周培源教授说，纯粹科学或基本科学和研究工作，可能会逐渐地再被列入大学课程或研究计划里。我并且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已经预料到有这种趋向的出现。我同时赞成杨振宁的说法，中国深信发展科学是一件重要事情，是对人类有好处的，因此中国应该促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这个论点加以补充，认为纯粹科学或基本科学，从长期眼光看来，是应该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因为它在历史上构成应用科学的奠基石。思想上的转变影响深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科学研究方针又发生一些变化——从原来的强烈地倾向于实用领域内，变为以更高的程度同实际需要相结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在若干事项上对科学研究工作起了微小的阻延作用，但是它显然并没有破坏中国各项研究设施。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研究人员的政治思想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科学工作者几乎无例外地接受xxx主席指示的革命路线，这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并不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而是为了集体利益。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科学工作者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态度是真诚的，是具有决心的。
　　
　　在中国各项科学研究领域里，可以看出极其强烈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参观中国实验所的时候，人们很难看到外国制造的仪器和科学设备。一般科学研究人员为了从世界各国的科学文献中取得借鉴，大多数具有阅读外国语——通常是英文的能力，但是在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作方面只用中国语言。因此，一个不识中文的外国科学家在访问中国时必须由一个翻译传达双方的意见；我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即使如此，在涉及许多科技上的用语时，也常常碰到困难。中国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对我们说来有许多是新的说法。重视场论和高能量物理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家杨振宁，刚在不久以前第二次访问中国，据他说，中国科学家们对实践的观点，持有更为灵活的解释。目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场论和高能量物理再度受到中国科学家的注意。据黄昆对朱兆祥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课程，包括四门具有大学程度的数学课，以及九门从中级到高级的物理课程。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健康和开明的倾向。
　　
　　由于我在中国参观的地方是有限的，因此无法介绍中国技术发展的全貌。中国的变化的确很突出在我离开中国后的二十五年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变化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人们难以想象到，一个人口以亿计的、精神萎靡不振的旧中国的封建性社会，怎么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变成了人民把国家利益放在xx、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一个巩固地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呢。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脱离物质上的穷，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精神上是富的。
　　
　　同许多先进国家比一下，中国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以及他们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保证他们将以迅速的步伐赶上世界科技上先进的国家。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