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之我见：媒体的伪善、底层收入水平提高速度分析

富士康之我见

看到这一出出富士康事件以后，我的{dy}个反应是：伪善。

5年前，你们这些媒体干嘛去了？

五年前，就在关注广东等地农民工劳动条件的时候，你们这些媒体当时在说什么？应该是攀附着张五常老师的“{zd1}工资违宪”，一个劲为郭台铭呐喊吧。五年前，kanlee等国计学学者就在关注中国内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些财经媒体们，南方媒体们在干什么？不是在呼吁没有给私营企业主以更大“自由”，自由的进行市场交易定价吗？

现在，环境有所变化，风向有所变化，这些媒体就披上了一层“左”皮，其实走的是香港那些NGO（比如乐施会等等）的一套，形左实右，经济右是实质，文化左是皮。千方百计要把矛头转向中央政府。故意在郭台铭等台企、广大大陆农民工之间制造一个虚拟的“他们”、“某些人”等形象（比如，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某些人”的“海外巨额财富”），也故意要忽略苹果等海外企业在其中的作用。



富士康事件，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物质意义上的血汗工厂问题。富士康的问题主要是三个：

{dy}个是整个这种（台式）严格生产管理下通过重复劳作对人的精神的异化，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或较少）对人的提升，让人觉得被工具般使用；
第二个是这个模式从宏观上来看将随着中国人口的萎缩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快速萎缩而无法支撑。今年的民工荒，就是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民物质水平要求提高的体现。在这种情势下，郭台铭早早和重庆黄奇帆达成协议也是精明之举。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生产模式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他无法支撑人口的繁衍：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大学生宿舍一样）怎么可能生儿育女呢？依附性居住的工厂-宿舍模式从工业历史来看，在每个国家都是暂时性（例如20年-30年左右）的，比如英国也只有20-30年——英国的大批工业化时期其实只限于英国一隅，全盛时期也就是1840-1868年左右。中国从1992年开始算，考虑到中国什么事情都比国外历史经验要加速一些，现在也差不多到头了。
第三个是富士康这个公司特有的严苛文化，公司人群过大，使用军事化管理，从上到下等级森严，让人感到窒息。

而那些媒体报道的所谓“富士康血汗工厂”，从物质意义上说，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富士康的生产车间环境还算可以，至少比山寨手机厂强。我个人曾经到过几十个广东的电子部件厂、整机厂，小企业的劳动条件大部分都是比不上富士康的，真正的“血汗”车间（今天意义上的）并不在富士康。富士康的住宿条件，甚至比北大（新）宿舍要好一些。

不了解现代产品生产流程下的媒体人起哄，这其实暴露的是他们自己对于现代工业生产流程的无知。年初的时候，有个知名IT人士拿浙江某地（我猜是温州？）的小作坊式的铸造小厂的图片，大肆感慨我们发展了30年“净搞出”这种“野蛮工业”，没有希望了。这位两手柔弱的IT人士肯定是不知道自己天天使用的IT产品是怎么造出来的。铸造车间、电木车间、喷漆车间、电镀车间的工业性质导致了他的工作环境只能进行防护，但目前还看不到有本性的改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法拉利的铸造车间性质上和这个浙江小作坊没有任何区别

大约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报纸报道富士康“血汗工资”，声称富士康女工的月薪是10英镑（按照当时15人民币=1英镑大概是150人民币），而且配上一些阴暗的好像是夜视仪拍摄的图片，大概是一个大空间，铺着若干稻草，用水泥台分为上下两层，靠简陋的竹梯子上下。考虑到上文所说的浙江某地的家庭作坊工场也是英国记者的大作。我只得到了一个一个印象：伪善。英国人自己没有工业了，制造了吸血的伦敦金融城，靠把中国的中小企业到他们的AIM上市来抽头，靠组织外汇xx抽头，买着iPhone，占尽了便宜，在10几年来一声不吭，现在突然就“关爱”起来了，而且要用不实的、伪造的、夸张的语言去急不可耐的表现他们的怜悯，这是怎样的心态，这是最虚伪的脸孔。

话说回来，中国的底层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和工资演变，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是不是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没有跑赢通货膨胀率？

那出夜视仪照片，大概可以反映90-93年左右港资企业内的生存状态。有一部90-92年左右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打工妹》，反映轻工业厂（成衣、玩具等）里的生态。里面的女宿舍是连铺（甲蚊帐接着乙蚊帐），大量女内衣晾在床铺的对面，与床铺形成一条走道，楼上还吧唧吧唧掉水下来，潮潮的。当时来开厂的都是港资小工厂，香港厂主其实大部分都是普通港人小业主，当年在港岛上环的“工业大厦”里面穿塑料花的或者造电子表的，一层是仓库，二层是生产“车间”，三层就是（女）工宿舍，工人以内地打工女性为主（不然90年代初也不会流传深圳男女比例是1比7），晚上三层是上锁的，时不时烧死人。这些港资企业到21世纪活下来的不多，和香港人短视，小气，不肯出资做长远的投资、培育等心态有关。甚至有一些港资小业主破产以后回港当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司机在香港是社会底层，月薪大约4-6000港币。
而90年代中后期反映深圳中学生生活的影片《花季雨季》里面也有那位女班长假期跑到港台电子厂体验生活，当女工、当工头的描写，也可以作为当时年代的参考。这个时期的生存状态就比90-93年好一些了。
至于90年代末以后，住宿条件在大部分已经摆脱家庭作坊模式的企业是有所提升，宿舍楼和生产楼分开。这个时候的主要问题，除了生产造成的单调劳动以外，从物理-生理上说，如果防护不当，主要是噪音环境（压制车间）、粉尘（铸造、制模或喷漆车间）、气味（如含酸液等车间）或空气不流通或空气流通人工化、机械化（半导体工厂的清洁车间）等问题。

从工资数额上来看，90年代初的时候，为什么条件那么差，还有那么多内地女性（不仅是农村，而且包括县城甚至省城的女性）到深圳打工？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国际工资收入水平在当时汇率水平下和国内传统计划经济工资水平在名义数额上的距离。当时打工女的月收入有400-500元，而1990年的时候，公务员收入普遍在100-200多元，92年的时候，以我居住的城市为例（东部某省三线城市），教师的工资是360元，干部（科员）的收入也是不到400元。1993年，当时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干部收入为320元，国家机关的底层干部到90年代末还在蹬自行车在长安街上奔跑。到96-98年的时候，我市下面的县城的教师收入是800元-1000元，同期打工者的收入大概也是600-800元。到2003年的时候，县城教师收入达到1500-1800元，而三线城市的中学中年教师收入为2000-3000元，同期到农民工的收入仍然在800-1000元左右。

可见，打工者的收入停滞阶段主要是在90年代中后期到2004-2005年。到2004-2005年，中国发生了总理讨薪事件和民工荒。自那时起，在内外各种因素的配合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应当说是稳步上升的，年增长率在15-20%左右，从2005年到2009年，大部分行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翻了1倍左右，目前包含西部的全国农民工平均收入略低于1500元。现在甚至在三线城市，你要500-800元雇人，那大概只能雇来三天两头吊儿郎当，连字都不认识的，只能干干守门保安的小年轻了。在建筑行业（这个行业在21世纪初的时候特别压榨，从包工头到工人队伍都被上下游行业挤压）中，经验工的月收入达到3000-4000元的并不鲜见。至于新型的跨国外派工人（例如到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水平就更高了，那个行业普通工人的收入在3500-4000元以上，中级管理者（工头）的月收入在10000元的并不鲜见。

也就是说，2004年到2009年，中国的底层收入得到了一个本质性的提升，而且掀起了一股动力，不可阻挡，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底层收入水平将继续加速提高。原因主要有几点，一点是人口因素，人口逐渐到顶，年轻人日渐减少，而“老人”则要求更高的工资，这个趋势在2004年起就逐步表面化，2010年年初的民工荒只不过是一次危机后复苏时期的集中爆发式表现；第二点是内地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包括内地工业化启动并加速（比如安徽的家电产业、湖北、陕西、湖南、重庆等地的装备制造业、西安、成都、杭州等地的科技类服务产业，东北复苏的制造业等等），或者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特色农业等），而在不少地方，受益于资源价格暴涨，也突然暴富（比如内蒙古南部-陕北地区）。这些底层人口收入、手中财富的增加是支撑中国消费加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未来10年，大规模出现农村“小中产阶级”群体，农村过的比城市好，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过去5-8年，从沿海向内地注入货币，使得货币在内陆“内循环”的结果。

当然，这时的中层，也就是原来内地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队伍的收入也得到了本质的提高。我家乡省份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大概是2004年左右开始实行的，这批人群的收入水平，以金融危机前后的三线城市为例，新人的收入大概是2000-2500元每月，“老人”的收入在3500-5000元的居多。这批城市群体收入较低的主要是小商业的职员，比如书店职员，因为整个行业是“夕阳行业”，长期不景气，新华书店收银员的收入才800元（三线城市）-1500元（北京）。从整体来看，小商业职员、服务行业服务员的收入水平低于在广东打工的同年龄农民工收入水平，工作时间也一样长，{wy}不同的是，因为行业性质原因，商业职员、服务员有聊天的机会，而工厂农民工则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很多商业职员，就是2009年下半年报道的“蚁族”群体。

可见，中国在过去5-8年间，总体的底层收入是在上升的，某些特定群体收入长不高的原因多半是因为行业原因或者人才结构原因。那么，为什么社会造成了一种分配悬殊的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