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01月05日11:19:53　　董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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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代主义思潮或现代派文学的任何一种概括，都难以穷尽其间芜杂、多元的历史；而不同角度的阅读对不同文本的发掘，又不断开拓历史空间的维度，使人们更接近丰富而生动的艺术生命本身。韩少功翻译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随笔集《惶然录》，就为我们多侧面地了解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又洞开一扇窗。　　

　　据译者介绍，佩索阿1935年去世后“始有诗名，享年47岁”。这本随笔集的大部分作品写于1930到1934年，用葡萄牙文正式发表却是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最早的英文版直到1991年才与读者见面”，而我们读他的中文译本时，竟然已经来到21世纪的门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作者对现实功利的淡漠与隔绝吗？这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人，死后名声鹊起，被当代评论家戴上一顶又一顶桂冠，像“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最为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然而读过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佩索阿的随笔浅近平实，其中既无命运一波三折的告白，也无人生大悲大恸的倾诉，更无{lx}群伦的欲望和野心，读他的随笔就像阅读作者自甘平淡的一生，一时还真让人难以想象他与那些辉煌的字眼有什么相干。　　

　　这本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坦诚；为从“自己的存在开始”，佩索阿在随笔中塑造了一个自我的形象，或者说勾画了一个他本人的替身———伯纳多·索阿雷斯。这个人生活在里斯本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一带，是一家公司“埋头于帐本”的小职员。为使虚构的索阿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审视并映现出一个真实的索阿，序言向读者交代说，{yt}，佩索阿与索阿雷斯在一家餐馆不期而遇，他们都对“艺术家写给很少一部分人看的”、叫作ORPHEU的杂志（译者在文中注明，这是佩索阿1915年创办的杂志，曾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极大影响）感兴趣。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使他们一见如故。{yt}晚饭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索阿雷斯向佩索阿讲述自己如何“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有了书中索阿雷斯既像漫谈又像日记的私人言说。　　

　　按弗洛伊德关于作家是白日梦患者的说法，索阿雷斯生命的本质就是他关于自由的白日梦。“在梦里，自由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些从未发现过的神奇岛屿，作为南部海洋的赠礼豁然展现。自由意味着休息、艺术成果，还有我生命中智慧的施展。”现代社会不仅造就了无以伦比的科技成果，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推进高速发展的竞争机制——名利场。对索阿雷斯来说，这个社会的致命伤是缺乏自由的感觉。在佩索阿之前，尼采对这种人生场景早已流露深刻的绝望：由于人类摆脱不了现代社会利欲的诱惑，“世界作为疯人院，已太久太久”。

　　因此，索阿雷斯的白日梦反倒意味着一种清醒：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顽强地抗拒着，不愿被逼人的现实“捕捉”进“疯人院”；人类还有非功利的对美好的期待，而美好的实质不是物欲所得，是社会富于精神层面的创造与渴望。　　

　　索阿雷斯既是以思想者又是以小人物的面目出现的。把思想者和小人物的形象合二为一，佩索阿的随笔填平了历史和传统在两者之间的沟壑。在佩索阿看来，真正的思想者不是叱咤风云、戴着时尚光环的英雄，而往往是独行在人生凄风苦雨中的小人物。比起书斋里一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学者来，这样的小人物也许需要更顽强、坚韧的毅力，才能摆脱琐碎的现实，去耕耘和收获思想的果实。这也是佩索阿的叙述既体现了思考者的深邃，又不乏平实的叙事风格的缘由，特别是他对庸常现实痛切而细致的感受的描摹，非过来人无以体会，因此经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从一定意义说，索阿雷斯的形象表明佩索阿是一个勿以暴力抗恶的鼓吹者。佩索阿鄙视世俗功利的文化立场不容置疑，但他不同意用反抗剥削和压迫一类的字眼来宣泄自己的愤怒，即使这种反抗只是文字的，他也不赞成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正如以恶抗恶无异于与恶殊途同归。他的反抗方式是非常个性化的，其中虽有痛苦和无奈，但更呈现出容易被“英雄时代”所忽略的小人物思想的无畏和坚韧。他这样认为，如果说“任何人在当前生活中的命运就是被剥削，那么我的问题只能是：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誉、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在佩索阿看来，对虚幻和荣誉的渴求，对物质分配不平等的愤懑和嫉妒所带来的决不是促进社会向真、向善、向美发展的动力；倒是由此引发的无穷争斗，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不愿意加入这个疯狂的行列，而他向真、向善、向美的情感又必须有所寄托：“即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区区一个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在人生“巨大无边的冷漠”面前，佩索阿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守护灵魂中爱的温暖，默默地与漫漫寒夜抗衡。　　

　　佩索阿决非托尔斯泰主义者，他的勿以恶抗暴，并不意味爱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换言之，佩索阿的爱另有含义，他以爱己（不被捉进“疯人院”）为前提，并以他的思想兼及世人。说到底，他痴迷地爱着的是人类追求灵魂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潜含着作者对人性的希望。　　

　　佩索阿对人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境遇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时至今日，父辈“给我们留下对一切已存道德规则的不满，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道德和生活尺度的替代物”，“我们的父辈好心地毁灭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这个年代仍然能够指望和借重一些过时完整性的碎片。他们毁灭的一切还是足以给社会注入力量的东西，让他们去从事毁灭而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而我们只能承受大厦坍塌的后果。因此“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或者说，这个渐渐失去“道德和生活尺度”的社会，实际暴露了人“思考的无能”。佩索阿的一生自始至终严格限定自己与物欲社会的距离，他特立独行于世，与社会的联系和“爱有所及”的方式，就在于他顽强地在思想的丛林中穿行，从“自己存在的地方”开始，检测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还能不能恢复思考的能力与弹性。　　

　　随笔集有许多精彩的段落，活画出佩索阿既是世俗人生的失败者，又是顽强地高擎着富于梦幻色彩的思想旗帜的斗士的两极。比如，他把在城市和乡村观看日出的不同感觉作比较，以说明“思想比生存更好”。与现代主义文学中主张皈依自然一派不同，他说：“在乡村里观看破晓，总给我好的感觉，而在城市里观看破晓，对于我来说既好也不好，因此使我感到更好。”对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他解释说：

　　“前者使你生存，后者则使你思想。我总相信，思想比生存更好。这是我的不幸，与其他所有的大不幸随行。”又比如，他借“视觉性情人”转述审美理想，他说“爱的方式”应该是“盯住一个女人或男人的视象——欲望在那里缺席，性更是毫不相干”。这是因为，“了解本来应该意味着冥想的自由”，但现实的人实在令人失望：“对于我们已经知之甚多的人，我们将失去观看和冥想的自由”。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冥想的自由，这样的爱还有什么意义。这些段落的文字优美、自然、流畅，是译者带给读者的特殊语言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