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醉翁说“两” 汉字的“两”，属多义词。看似平常，人人会说、人人会写，若考究、推敲起来，却极不平常。 “两”，当量词讲，指可计量的斤、两，如《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新中国成立后，改十两为一斤。 当货币单位讲，指银两，如说“重锦三十两（匹）”。考古文物、历史研究、戏剧舞台、古代xx、武侠小说，仍在使用“银两”这个词。 “两”当编制讲，在周代，指xx编制单位，如《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现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两”当数词用，指二或双，口头语或书面符号使用频率均极高，如杜甫《南邻》诗：“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诗·齐风·南山》：“葛屦五两。”我们常说的地名两广（广东广西）、两湖（湖南湖北）、两川（川东川西）、两浙（浙东浙西），人名如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西晋两潘（潘岳潘尼叔侄），常说的成语如两利俱存，两全其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这些“两”字，均确指二或双。“两”也有不可确指，而含不定少数意思的用法，如过两天再说。 事物对立的两面，相反相成。相反，是说对立的双方各自向对立方面转化；相成，是说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从而形成一组矛盾。由此而言，“两”无处不在，无两则无天地万物。人不通“两”，寸步难行，一事难成。平民不通“两”，难以做良人。教师不通“两”，难以做良师。科研不通“两”，难以有创造。军旅不通“两”，难以打胜仗。仕途不通“两”，难以为良吏。不通“两”，就是形而上，片面性，疑固性。 哲学上，“两”的范畴极为昭著。无两，哲学家简直无法进行概念解析与逻辑推理。《易经》的“两”，指天与地、阴与阳、乾与坤、刚与柔两个基本范畴。如《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儒家的中庸之道，指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涉及两端的范畴。《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关学鼻祖张载在《正蒙·太和》里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就是说，事物没有对立面存在，也就没有统一体。不讲两，xxx的两分法、两重性、两点论，包括他的名著《矛盾论》，均无法立论。鄙人说“两”，正指唯物辩证法。 如何看“两”，如何行“两”，可一眼看穿一个人的灵魂与道德指向。为人处事，顾大局，讲公德，丁是丁，卯是卯，说一不二，以信义孚众望，得人心。对出以公心，不讲空活、大话、假话，言必行、行必果的官员，民众见了如久旱而逢甘霖，哪能不诚心拥戴呢？很遗憾，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场，要坚守实事求是立场，极其困难。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期，也是当世界的头号富强之国。其官场“两面人”却层出不穷，其作为也千奇百怪。其一、遇事无所可否，可彼可此（“两可”）者，如唐代官至相位的文学家苏味道，走张易之兄弟的门子，以表明对武则天的忠诚。其处事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其二、遇事首鼠两端，墙头草，随风倒。东倒吃羊头，西吃猪头者，如唐代杨再思，在司刑少卿桓彦范劾免张昌宗时，挺着城墙厚的脸皮，替武则天的“面首”辩解，被时人称为“两脚狐”。其三、口蜜腹剑。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贿遗唐玄宗左右，伺察上旨，投皇帝所好言事。爬上相位后仍以特务手段陷害异已，屡起大狱，连安祿山大冬天见他也会吓得浑身大汗淋漓。其四、为政猛暴而用假言虚设语掩饰“政绩”。面对春夏连旱“关中大歉”，京兆尹李实，“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唐德宗问他：‘民间有何疾苦？”李实答：“今年虽然大旱，但谷子长得却很好。”京城长安的京兆尹（市长）胡说八道，朝廷不减免租税，老百姓只好扒了房子，卖砖瓦木料、卖青苗缴纳赋敛。秦地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自编数十篇秦腔段子，唱出民间苦难：“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害怕老底被揭穿，给这位演员扣“政治帽子”：“诽谤国政。”昏庸的唐德宗当即下令杀了成辅端。 对“两面人”写得形象生动、入木三分的，莫过于清代李汝珍小说《镜花缘》的“两面国人”。数千年的官本位制度，造就了官场的“两面人”民俗文化生态。 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导致腐败，官场的“两面人”谬种流传，不绝于耳。据广州等市纪委调查，官员贪污贿赂和失职渎职一是集聚于县处级身上，二是呈现窝案、糖葫芦案的群体性特点，三是权钱交易、恃权图腐的经济案件发案率高， 四是行贿受贿形式日益多样，“中介行贿”方式更加隐蔽，五是年轻干部因应社会“‘期权’谋利” ，成为高危腐败人群。其中，公权私用，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裙带关系、儿女、亲友“曲线腐败”；替官员包二奶、xx“送钱”“送房”，最值得xx。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之子大肆卖官受贿；赤峰市市长徐国元的妻子通过土地开发、项目审批、安排官职谋利。真是“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如意算盘越打精。 我有一位同事，曾宣称“见啥人说啥话，最吃香”。省长是陕西人，他说：“我是陕西人。我出生于陕西。”省长是河南人，他说：“我是河南人。我爸是河南人。”省长是河北人，他说：“我是河北人，我妈是河北人。”省长是安徽人，他说：“我是安徽人。我爸的养母是安徽人。”巧语花言套近乎，骨子里另有所图。媒体的头儿若爱喝哪一壶，“两脚狐”就给“灌”哪一壶；媒体的头儿爱听哪种调儿，“两脚狐”就给耳旁吹哪种调儿，是其步步有所“斩获”的必要条件。 听说官场、媒体流行什么《厚黑学》的“热门书”，大约会收录“苏模棱”、“两脚狐”、“两面人”之类脸厚心黑人物的行状吧？如今的贪官脸厚心黑的故事，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常有打破中国官场历史纪录的惊人报道。据说有个叫徐其耀的贪腐高官写给儿子家书里，有训子做官三原则，可谓让人读了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的新版《厚黑学》：“一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二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xx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三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和好 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wy}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这种家训，教唆出来的只能是“两脚狐”、“两面人”、口蜜腹剑的社会主义“掘墓人”。 据《陕西日报》载，“陕西一号贪腐窝案”涉及省农电局长、副局长、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及处以上官员20名，对内高压，对外铁板一块，涉案资金四千余万元，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已挽回损失6.4亿元。其中，局长王文学受贿人民币208万元、美元61万元。此人却在职工大会慷慨表白：“我王文学一清二白，没拿共产党一分钱。如果查出一分钱的问题，我宁愿被杀头。”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信里，也用党性保证：“自己工作几十年中，从来没贪过共产党一分钱，也没占过公家一分钱。”显而易见，是位“两面人”。王文学在圈内的名言是，“男人在外面累了，必须有一个休息的港湾”。他处理家庭、女人关系立的“三项原则”，也体现了“两面人”的道德观：“一是把家庭（妻子）安抚好不要后院起火；二是不破坏别人的家庭，尽情享乐；三是不能被女人控制，来去自由。”他带情人逛上海、香港，很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一位浙江老板“送”他9万美元，他随手给了情人：“拿去玩吧！”他由官而权、由权而贪，大贪而“大方”。一次与朋友聚会，有人说没见过“美元啥模样”，王文学随即由手提包掏出一万美元，“散财童子”似的散发净尽，说：“你们真是没见过世面，也太老土了。都拿去玩吧，就算留个纪念。” 我在中新社任驻陕首席记者时，曾给人民日报写了一份内参揭露陕西省农电局的官僚主义与腐败，结果，被中新社某些权势者与农电局的贪腐官员联手“扫地出门”。始作俑者是时任中新社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的杨首民。当我在省市党委政府支持下，以国务院侨办拨的22万元投资基建款，建成1200多平方米宿办楼时，杨即来西安对我说：“你为中新社在西安建起一座金山，任务完成了，把摊子交给年轻人，该休息吧！”并在我家说：“我已来西安调查四、五次了，多次听取农电局的反映，没有惊动你。”农电局贪腐官员投到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的信，就是杨首民的“政绩”。中新社监察室主任刘长海启发我“承认错误”：“农电局有的是钱，而你这个记者只有一只笔。你写表扬他们的稿件，上天言好事，可以得到轿车、免费装修和金钱，而你不这样做，反过来写内参揭疮疤，引起人家不满，双方关系紧张。人家（农电局）写信到总社和国务院侨办，你也就损害了中新社的利益，犯了错误。”究其实，农电局的一批官员，自认为权力不应受到监督，“谁监督就击垮谁”，才出“一马蜂窝”似的贪官、一串“糖葫芦”似的污吏。 农电局的陕西省头号贪腐窝案见诸报端后，我不懂上网。半年前开始上网，在新华在线偶然看到一条信息，与中新社、也与我有关系，不能不引起思考： 文内“农建”应为农电，“收益”似为“授意”。杨首民、刘长海由西安东方大酒店搬进陕西省农电局招待所，住在那里，吃在那里，由他们派车旅游休闲，与贪腐官员谋算“罗织”鄙人不“上天言好事”而“写内参揭疮疤”的“错误”。这作为，在中国媒体圈内也算“拔头筹”的了吧？其实，陕西省农电局招待所也是出“人才”的地方。据报载，该招待所的某女服务员，是“探风声”、“介绍贿赂”的行家里手。 杨首民、刘长海这些顶头上司到中新社陕西分社，口口声声对我说，他们拿着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的批示，“代表党”、“代表组织”办案。不知道为何住到、吃到、游到陕西省头号贪腐窝里头去了？到那里怎么“代表党”、“代表组织”呢？ 曾记得，时任中新社监察室主任的刘长海办案初始，我安排他们住进新华社陕西分社招待所。那里房子管理有序，干干净净；在分社餐厅吃饭，物美价廉；行动分社愿意出车，行动方便；同行掌握情况多，真实、公正。然而，据北京同事说，他们对住这样的地方很不乐意。再来西安，被中新社陕西分社某人“领进”西安四星级涉外宾馆——东方大酒店。 这东方大酒店可不是随便玩儿的。请看《三秦都市报》的调查性报道《东方大酒店康乐中心xx服务玩出“档次”》（摘要）： “ 记者刚走进康乐中心，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服务人员 上前询问道：‘大哥，你们是来xx的吗？请先换鞋，冲个澡。……休息厅的另外一个出口由两名男服务生把守。一名服务生让记者稍等，随后拿起手中的对讲机说道：‘有客人两名，里面还有空房间吗？从该入口看进去，里边是一个光线昏暗的通道，两侧是两排房间。通道内，穿着黑色职业装的四五个女子忙碌地进出于各个房间。当得知记者是{dy}到该中心后，一领班模样的男子立即熟练地说道：‘我们这里的服务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特别是这里的特色服务，包括制服的诱惑、丝袜的诱惑、工具的诱惑、肚兜的诱惑等，一定让你大开眼界，而且这里的姑娘们‘活’都好得很，老板你就放心玩吧。’‘这里一楼和二楼都是我们的地方，有十几个包房，20多个姑娘，肯定不会让老板失望 的。’服务生带着记者走进过道，连拐了两个弯，走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个小套间，带有一个卫生间，房间内有一张床，一个壁挂电视和两个床头柜，床头柜上面放着一部电话。房间内的光线比过道的更暗，充满诱人的粉色灯光。 过了五分钟后，在一个服务生的带领下，有5个身穿黑色职业装，化着浓妆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对着记者媚笑。一个长头发的女孩提着一个袋子走了进来，关了门后，很熟练地扭上了暗锁，走到床边，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就撩起裙子脱下黑色连裤丝袜。接着，就要脱上衣，记者见状，急忙以要看她穿护士装为由，阻止其继续脱衣服。该女子笑了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然后说道：“送一套护士装！’新护士装送到后，该女子很快将自己脱的一丝不挂，就那样光着身子，当着记者面将这件粉色的护士装，穿了起来。她一步跨上床，翘其大腿，撩起衣角，扭腰摆臀，卖弄风骚地走起模特步来。在介绍的过程中，女子不停做着各种挑逗的动作，并不时在记者身上乱摸。当记者闪躲时，该女子撒娇地嗔怪道：‘哥，你既然进来了，就放开好好玩么，别这么保守。’她还告诉记者，他们这里最近新推出一个特别‘服务’项目，就是把提供xx易的包房，按照洞房的样子布置，小姐们穿着新娘装，这样‘玩’能带给客人一种 新婚初夜的感觉。记者假装对此特别感兴趣，提出要换到‘新婚洞房’玩。女子笑着说，你想去那里玩，就得早点来，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排队等了，我们这里每天下午1点上班，一直到凌晨2点，所以你下午来{zh0}。当记者问及她们的收入时，这名女子回答：‘也不多，平均下来每个月也就1万多。’ 这时，该女子将自己的身体向记者贴了过来说道：‘大哥，时间快到了，咱‘活’还没有干呢，赶快开始吧。’记者连忙将其推开，恰在此时，房间电话响起，记者以下次再来为由快速离开了房间。” {jd1}的权力导致{jd1}的腐败。官场腐败的因素甚多，官员权力得不到监督属于直接的原因。“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监督者若拿手电筒照别人时，也应反躬自问，照照自身。中社社那些嘴上“代表党”、“代表组织”的人物，其行又如何呢？ 据悉，中新社财务部长时间拒绝报销刘长海等住在西安四星级涉外宾馆东方大酒店的费用。看来，我曾为之卖命效力的中新社，也有一批以廉洁奉公的同事。 谚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鄙人生性愚钝，活到古稀，仍然被国务院侨办与中新社列入“另册”，受苦受难。其间，与见了“两脚狐”、“两面人”，如肚里吃进苍蝇似的泛恶心，无法以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的方式“随心所欲”处事，被讥为“一根筯”相关。 我在博文《如来》里谈及自己的悲惨遭遇，有网友出主意道：“兄弟给你指条道儿，只要把领导当成亲爹，你就会永无烦恼！大清时，臣子都自称奴才，现在说你是国家主人是在逗你玩，你还当真了，其实我们都还是奴才呢！只要你能做好奴才，烦心事自然就会远离你，说不定有{yt}你也会当了主子，这就是辩证法。” 我回复他：“新丰醉翁站着生，活到古稀不稀松。一管秃笔写苦难，画破公仆丑形容。不当主子不当奴，闲时翻开道德经。若还真格有来世，再当一回穷百姓！” 人生在世，言行一致极其不易。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话，掷地铿锵有力，堪称国学经典、“两”之{zj0}注脚。 （卜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