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到多云转晴

　　　　　　　　　　　　　　　　　 -----1975—1977年的社会剪影

　　　　　　　　　　　刘晓航

     　本文标题基本概括了1975---1977年中国政治气候的特征，我作为当年亿万亲历者之一，很有必要将这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月记录下来。以告诉我们的后代，中国无以计数的普通百姓，与共和国命运一同沉浮而经历过的沉闷而又充满期待与兴奋。那三年正值时代进入大拐点，中国像一艘桅断帆碎的航船在经历过九级风暴的洗劫后，被呼啸而至的时代潮流推向霞光满天的航程。

    1975年3月，我结束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被招工返城。我们是以落实“独生子女或身边无一子女”的政策回城的。1973年初，福建省莆田县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万般无奈中，写信向伟大{lx}xxx告御状，客观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困境和党内领导干部“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这封信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转交给xxx。对任何政治对手毫不留情的xxx读了这封信潸然泪下，给那位素不相识的李庆霖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情况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因为他也是一位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员。xxx的xx，才引起从政府高层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制定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将知青中的“独生子女或身边无一子女”尽快招工回城的政策。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是属于最糟糕的，我在农村插队七年，表现很好，1973年就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小说，我为南陵普及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出色的贡献。但是，这一切无法改变我的命运，我没有获得过一次招生和招工的机会。为了让我能够回城，妹妹调到铜陵市妹夫处工作，这样母亲身边无一个子女，我就符合了这一政策，回城有了希望。1974年芜湖市在知青家庭所在地普查时，需要核对户口，恰好母亲去铜陵市照顾妹妹的孩子去了。为了不误事，同屋的邻居撬开我家门锁，取出户口簿，及时登记。这才上了落实政策的花名册。1975年3月，南陵的芜湖知青中共有70多人属于这个政策落实对象，两辆无篷货车，将我们这些形容枯槁，满脸沧桑的老知青，一路风尘地拖回我们已经陌生的城市-----芜湖。这一年我已经28岁。

  　接下来是等待分配的日子，我们这一批全市大约有400多人，全部被分配到服务行业（理发、浴室、餐饮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找关系，走门路去活动到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而且也没有门路可走。{jd1}服从分配。这样，我和15个知青被分配到芜湖市日用化工厂，其中有5个人，我们是农村一个公社的。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的名字听起来不错，好像与化工有关，实际上名不符实。它是在1956年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由一些手工制作蚊香、蜡烛、雪花膏、蛤蜊油的小商贩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作坊，20多年来其生产设备及工艺几乎没有变化，呈现出一种惊人的落后。依旧在生产这几种小商品，只是近期接受了外贸出口，生产油漆刷，因为中国一直是全球猪鬃{zd0}的出口国。我们这15个知青就是为油漆刷出口上马分配来的。我们进工厂{dy}天，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马自荣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马书记是一个回民，高中文化并且酷爱京剧，平易近人。第三天，我们就分配了工种，我和2个年龄大的被分配到木工班，其余的分配到蚊香班和猪鬃刷班，还有2个去烧锅炉。木工班主要是加工油漆刷的木柄的，工作量大，粉尘重，生产安全最易出事的地方。因为考虑我们这三个人年龄大要稳重些，所以分配到这个岗位上。我的工种是开盘锯，这个工种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会出事故，血肉横飞。我每天的任务是将2米长一掌宽5公分厚的东北松在飞速旋转的盘锯下切割成一块块油漆刷柄的毛坯，然后给下一道工序的带锯切割成木柄形状。我在操作时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粉尘重，必须带上厚厚的皮口罩，穿着防尘服和眼镜。我的师傅姓赵，是一位老工人，但是头上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他的出身是贫农，由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养家活口，偷过公家的财物被发现，定为坏分子。他手把手地指导我的安全操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半年，没有出过一回事，真是万幸也。那些分配在别的单位的知青朋友，还有南陵县的干部和老乡寻到位于后家巷的我们车间来看我，一个个都摇头叹息；“怎么让你干这个活计，真是大材小用了”，而我却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比较起在农村的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物质保障的知青生活来，这已经是糠箩里跳到米箩里了。我们{dy}年的学徒工资每月只有18元，但是每月还发3元钱的洗澡卷，看病吃药全报销，每年还发一套工作服。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赵师傅沉默寡言，只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木工班的班长是一个跛子，也是一个老鳏夫，带着一个儿子，男孩很聪明，是他的全部希望。其他几位女工都是非常朴实的劳动妇女，虽然工资少，仅仅能够糊口，但是她们都非常善良，乐于帮助别人。她们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陆志贞，她差不多与我同岁，身材高挑，肤色白净，一张非常漂亮的瓜子脸，大眼细眉高鼻梁，一个真正的美人。由于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她很早就嫁人了，没有上多少学，虽然不到30岁，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丈夫比她大10多岁，是长航一个常年跑船的海员，与她在性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她的弟弟和我一样，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插队多年，也是近年招工返城，所以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的语言，她像一个姐姐那样对待我，甚至替我缝补衣服。我特别喜欢她的稳重，当车间里的其他女工在疯疯傻傻地打闹时，她非常矜持地坐在一边，微笑着一声不响。也许是诗礼传家的家风使其然。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我承认我曾经暗恋过她，我理智地压抑着自己，从未表露过，因为她是纯洁的，我不能去亵渎她。1975年10月，我{dy}次去武汉看望未婚妻，木工班的同事们从他们有限的工资中，每人出2元钱为我凑集往返的费用，他们为我个人婚姻大事所遇到的波折而担忧，为它雨过天晴的进展而高兴。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善良的女工身上，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爱。但是，自我在1978年春天考上大学，离开日用化工厂，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们。这当中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芜湖市日用化工厂，早已被兼并解体，位于后家巷的厂房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旧城改造中坼了，员工去向也不清楚。但是，也有我的顾虑；担心因为我的身份的改变而与他们之间产生的隔膜。30年过去了，我为此深感内疚。我一定要在近年，去芜湖市寻找看望赵师傅、老跛子，陆姐，去感谢他们当年曾经给我的关怀与温暖。

    在木工班干活的那几个月，生活的基调是沉闷乏味的，就像江南每年的梅雨季节。车间里轰隆的马达声，飘落的粉尘，片刻休息时间里，男女工友之间庸俗的调笑，我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我又无法改变它，陷入深深的孤独，只能坐在一个角落里读书。我扪心自问；这是我的孤芳自赏吗？不，这是我不安于现状。我甚至怀念在农村插队的日子，虽然生活是贫困的，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但是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在知青中，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朋友，可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在这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我落落寡合。正如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契可夫的短篇小说无情揭示的19世纪俄国社会现实，正是庸俗的风气腐蚀着俄国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使他们陷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必须摆脱这种庸俗的环境，不然，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怎么样改变这种现状？只有主动出击，发挥我笔杆子的优势。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类似中世纪手工业作坊的小厂同样也有亮点------它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生产家家户户老百姓所必须的日用小商品，虽然产值小，利润低，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主动地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为社会主义坚持小商品生产”，反映了我们这个地位卑微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在艰难中的发展，当时的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简报》立刻全文刊登，芜湖市广播电台也转播了，立刻引起芜湖市手工业局的重视。表扬马书记善于发现新鲜事物。马书记找我谈话，表扬我，让我继续反映厂里的新面貌。因为在这之前，这个工厂从来没有上过报纸和广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篇接一篇地报道厂里为完成外贸出口，加工生产油漆刷的消息，有的甚至是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厂内的墙上，使这个沉闷的小厂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气象。厂里那些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的干部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

　　在南陵农村时，我是县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1973年在县文化馆姚远牧老师的指导下，我写的小说《信》被发表在安徽短篇小说集《青弋江畔》上。招工回芜湖后，我主动与芜湖市文化局创作组取得联系，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多次文艺创作活动，开始认识芜湖市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但是，因为我是初来乍到，还进不了其主流圈子。我在老学长张乃宗的引见下，认识了几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是市手工业局的陈孝中、市广播电台的老沐、汽车修理厂的姚长金（他的诗写得很好，但是有神经质）。在每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个晚上，我们要聚在一起聊天，谈论文学，也谈论国家大事，这些谈论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张力，精神的探求有了一个空间，使得我们的庸常的日子有了超凡脱俗的意义。今天，随着电脑和手机的广泛运用，很少有人去写信笔谈，甚至连朋友间的促膝长谈也淡出人们的生活，那怕他们是住在一个城市，甚至是一条街道。1975年的夏天是炎热的，在坊间开始流传关于中央xx与xxx之间斗争的小道消息，还有xxx关于“四人帮”的谈话。这些街谈巷议像感冒病毒一样，从京城向各地弥散，人们在悄悄地议论和传播这些小道消息。我们在议论这些消息时，不是担忧而是兴奋。因为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政治舞台正在酝酿一场生死较量，经过10年xx磨难的中国，正面临着往何处去的大选择，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xx着官方的报纸，以期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或党和{gjldr}的国务活动，他们名字排列顺序，来分析政治斗争的微妙变化。

　　政治斗争和国家大事是大人物们考虑的大事，我们这些人微言轻的小小老百姓xx的更多的是眼下的柴米油盐的生存问题。我感到最焦心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住处，芜湖市这么大，居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那怕是放一张床的地方。我家在东内街8号的屋子只有7平方米。我一次次向厂领导打报告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他们终于动了善心，把位于鱼市街厂部楼上的仓库腾出一间，用芦苇隔起来，恰好可以放三张小床，让我和俩个无家可归的青工在一起住。他们一个姓施，一个姓琚，这是一座百年老屋，推开雕花的窗户，下面就是青石板的老街，可闻行人的脚步声和喧嚣的市声。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睡觉休息的地方。虽然它是那么简陋，而且和这两个青工基本没有共同语言，但是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一直到1978年4月，我考上大学，才离开那儿。1993年春节，我回芜湖陪母亲过年，{yt}在国货路的跳蚤市场上，看见小琚在卖皮鞋，他抬头看见我；“大哥，我们的厂垮了”，我递烟给他，只能安慰他几句，心里有点难受。自1990年代以来，芜湖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许多老街道消失了，连我们东门和南门整个都要坼迁。我在2008年12月回芜湖，参加母校的校庆，在老朋友徐昌宪陪同下，去寻找我当年栖身之处。鱼市街居然还在，我曾经住过的老屋还在，在深秋的夕阳下它显得那么苍老凋敝，那雕花窗户使我一下子辨认出它。我让昌宪给我拍照。作为危楼，它已经被封存，只有几个老人在楼前晒太阳，其中有一个老妪说，她认识我，原来她当年在楼下炸油条，我经常去买她的油条。

　　1975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看望未婚妻回来，工厂宣布我担任对口单位后家巷小学的工人讲师团的团长，接着又派我担任进驻该校的xxx思想宣传队队员。我诚惶诚恐地对马书记说；“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7年，现在还是学徒工，怎么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马书记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因为全区的工宣队员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就差你这样的笔杆子，你去好好干！”。于是我结束了在木工班开盘锯这危险的活，一个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的青工来接我的手。我去镜湖学区工宣队办公室去报到，区工宣队队长姓李，是芜湖市制革厂的老工人，老党员。他热烈地欢迎我，高兴地说：“你来了，以后我们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有人了，你就来区工宣队办公室上班”，我表示我必须先去后家巷小学，因为我是去替换我厂先派去的董金云师傅的。董师傅是一个非常清秀，精明能干的中年女工，她回厂将担任一个车间的副主任。当时，选派工宣队员是培养干xx伍的一个途径，凡是担任过工宣队的，回原单位后都以工代干。董师傅进驻已经一年多，对学校情况非常熟悉，我们很快办理了交接手续，她就回厂上任去了。后家巷小学，原名利德小学，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现在的校长姓荚，担任过多年的小学校长，工作经验丰富。全校有24位教师，一大半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只有3个男教师，两位青年女教师方明如（芜湖地委副书记方志明的小女儿）和张济是从师训班毕业后分配来的，非常能干。校长和老师们对我毕恭毕敬，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代表，我有意识地和他们之间保持距离。这些老教师大都出身不好，在10年xx中挨够了整，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敬业，其中有几位是全区有名的小学二级教师，深受学生家长们的爱戴，我非常敬重他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孩子不少是知青。他们知道我曾经在农村插队七年，受过不少苦。1975年下半年，xxx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党内斗争异常激烈，我们工宣队的任务主要就是开会，去市里、区里开会，然后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学校的老师们。2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整怕了，一个个竖着耳朵小心翼翼地听，不敢说半句错话，生怕被人抓住辩子。我对这种僵化的说教早就烦透了。也只能装模作样地说，口是心非。

　　在一场暴风雪后，1976年的元旦到了。元月8日早晨七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响起悲伤的哀乐—人民敬重的xxx总理逝世了，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人伫立在寒风中，悲伤落泪。我来到学校里，看见老师们哭红了眼，他们开始自发地扎花圈，挽黑纱，没有人说话。下午，校长和我接到通知去学区开会。学区的党委书记正在传达中央的通知；“对周总理的逝世，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但是不准设灵堂，献花圈”，整个会场立刻炸开了，这是谁下的指示？难道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权利都没有吗？我们全体工宣队员站起来愤怒地质问，区委书记面有难色地说；“这是上面的精神，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明白中央的路线斗争愈演愈烈了。我们回到学校沉重地向老师们传达上面这个精神，“臭老九”们是敢怒不敢言的，会场上一片呜咽低泣。我吩咐；“扎的花圈不撤，就供放在周总理的遗像下，有责任由我来承担”，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十里长街送总理，万朵素花斗寒风”，老师们向我投来信任与赞许的目光。

　　1976年的春天是一个多雨的春天。春寒料峭，周总理刚刚去世，一份不知道从那儿冒出来的“周总理遗嘱”在许多人中悄悄流传，我也抄录几份，分寄给武汉的未婚妻和外地的朋友。从这份遗嘱的文字的口气来看非常像是总理的，很少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因为它道出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很快上面来了紧急指示，要追查这个政治谣言，要一个一个排查。我偷偷地烧了我保存得那一份，对老师们的排查采取走过场的办法收场。但是，不同版本的政治流言和街谈巷议继续在全国各地蔓延。2009年，我才看到披露这份遗嘱出台的真相的出版物，原来是杭州市一个青年工人泡制的，他也是一个知青，他自己和许多受牵连的人为此被捕，一直到1978年才释放。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纪念雷锋的文章含沙射影地诬蔑敬爱的周总理，激怒了全国人民。人们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人民行动起来。沪宁线上，从南京开过来的列车上凃上一幅幅用油漆刷写的大标语“谁污蔑周总理就xx谁”，“《文汇报》3月5日评论用心何在？”，一趟趟列车穿越过我们这个江南小城，这无疑是投来一枚枚xx，引爆了人们被长期压抑的愤怒与不满，。4月初的{yt}，在芜湖市最繁华的中山路出现了大标语“小平小平，为国为民”，那里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这是哪些勇敢的人们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同时，我们也在担心，等待这些勇敢者的将是监禁。没有过几天，在北京爆发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这很快就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大批呐喊“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的热血青年被投入监狱。芜湖市也很快查出写“小平小平，为国为民”的人，他们是芜湖一中的唐灏老师，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学生胡功符等。他们立刻被投入监狱。功符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合肥一中的老三届，在皖南的广德县插队。他父亲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xx的甲骨文专家。他妻子杨金丽是合肥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生，就分配在我插队附近的弋江镇中学任教。1972年春天，功符夫妇从弋江镇步行20多里来我任教的新陶大队看望我，让我非常感动。5月初，芜湖市在体育场召开公捕他们的大会，那{yt}，我借口感冒发烧没有去参加。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功符被剃光头，双xxx着的揪心场面。几天以后，我在中山路遇到他满头白发的母亲，我安慰她；“功符会很快没有事的，因为天快亮了”。30多年来，我和功符之间一直没有联系，只知道他一直在芜湖中医学校工作。2008年我出版了自传体文集《曾经同饮一江水》，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拂晓前夜》，写的就是这段经历，我请一位校友转交给功符。几个月后，我接到功符的电话，他感谢我在书中写了这段经历，往事不堪回首，他热情地邀请我来芜湖相聚。2009年4月，我和功符终于相聚，当年的英俊青年，真的勇士，现在已是满头白发。那{yt}，芜湖淬剑池网站在芜湖市人事局的考试院会议室举行我在香港出版的新著《我们要回家》和谈正衡的《静夜凉风》的签名送书。我把功符请来，介绍给大家认识，全体网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我们要求他讲讲当年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天晚上，功符在他的住处附近的“南洋鱼港”宴请我和淬剑池的网友们，大概去了20多人，盛况空前。功符现在开设了一家xx癌症的诊所，主要是通过服中药减轻患者的疼痛。我很高兴他能够从当年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淡出，归于平静的人生暮年。

　　1976年的夏天，中国的政治舞台是极不平静的。但是，老百姓们被官方舆论工具所蒙蔽着，两报一刊的社论连篇累牍地高唱“形势大好，愈来愈好，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的莺歌燕舞局面。但是，坊间的各种政治流言与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盛，这其中又添进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一种社会面临着风云突变前夜的诡秘的气氛，在表面的风平浪静中，人们似乎闻到硝烟味和血腥味。当时这种感觉就像天气久旱，干渴的人们渴望老天快快下一场大雨。这时，我已经被抽调到芜湖市教育局工宣队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整理革命大批判的材料。这一年7月1日的两报一刊的头版刊登的不是xxx主席的近期大幅照片，而是他老人家多年以前一幅神采奕奕的照片，我敏锐地预感到老人家的大限之时快了，因为当时伟大{lx}的健康是保密的，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知道一点。{yt}，我在芜湖市街头遇见南陵的王泽南，我们是在农村结识的老朋友，我告诉他这种预感，不料我们英雄所见略同。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即将来临！

　　1976年7月底，我被抽去筹备全市工宣队工作会议，负责大会的发言材料和市革委会领导的大会讲话稿。我和市教育局报道组的高厚发、刘志宣为会议材料去了合肥，就住在省委二招，列席省工宣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还组织我们去了在肥东的梁园召开的阶级斗争现场会，使我们再次感受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就在合肥期间，7月27日唐山发生了8级大地震。全国各地忙于抗震救灾。等我们赶回芜湖时，老百姓都已经在有限的空地上搭建各种简陋的防震棚。连我们后家巷小学的操场上也一个挨一个搭着防震棚。我和男老师们每晚轮流值班，负责安全保卫。当时流落在芜湖市的xx军旅老作家沈默君和他的妻子也住在一个小棚子里。早在1950年代，他就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的西蒙洛夫，他创作的四部红色经典《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自有后来人》是当代中国电影的丰碑。其中《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在xx期间被重新拍摄，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更是列为革命样板戏之首。可是原著沈默君的名字却被划掉了。此时的沈先生是一个早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工资只有59元的枞阳县文化馆的创作员，这点工资还要养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丧偶多年的他，经老战友介绍，与刚刚离异的36岁的女工王萍结为夫妇。可谓穷困潦倒。我就是在此时，在他的人生处于{zd1}落时期认识了他，成为他的学生。他是我的文学引路人。在那些该我值班的晚上，我俩促膝长谈，从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军旅生涯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尔扎克和特尔斯泰，从皇家宫廷到乡野荒村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家大事，我们分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告诉我写小说应该怎样构思情节，人物个性的刻画怎样才能血肉丰满。什么是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这个夏天的晚上与沈老的交谈，成为我青年时代最丰富的精神世界探索的宝贵时光。从那以后，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聆听他的教诲。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希望，以后我也成为一个作家，我的每一本新书出版，我都会在{dy}时间将书寄给他，让他分享我的成功与快乐。2009年8月20日，沈老因脑溢血在合肥去世，享年86岁。我闻讯后立刻赶往合肥奔丧，向他作{zh1}的告别。沈老在1978年获得平反，党籍，军籍恢复，被任命为文化部剧本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重大题材的剧本创作。可是，他却在1980年代初选择告老还乡，回到合肥休息，过了差不多26年的闲散的无忧生活，远离名利场，与军界，文艺界从不往来。所以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只有几位亲友和他子女的朋友，军界、文艺界没有一个人参加。而他创作的四部红色经典电影是后人无法超越的。这让我们感到心寒，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1976年9月9日下午2时，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下午4时全体师生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我预感的事终于要发生了，我让青年教师方明如赶快给她父亲打电话，她父亲是地委书记方志明，。她立刻到隔壁的工厂打电话，一会儿，她红着眼睛回来了，我试探地问：”是不是xxx去世了？”,她流着眼泪点点头。果然，下午四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哀乐和宣布伟大{lx}xxx逝世的讣告。几乎每一个人都放声痛哭，特别一些老工人哭晕倒地，感觉好像是天崩地塌。我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了。我们工宣队撤离学校的时间也快到了。从9月9日到9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追悼大会为止，在10天的时间里，天天是悼念活动。从基层单位到区、市层层开，都要哭，{zh1}只有挤眼泪了。因为，我们接到上面通知，工宣队要查查老师中有没有人不流泪的或假哭的，这令我们哭笑不得，怎么查？我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20多年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在他们向伟大{lx}xxx表示{zh1}感恩之情时，谁也不能够分辨这哭声中究竟是对伟大{lx}离去的悲伤，还是触景生情勾起对自身或家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愤懑的悲情？2009年7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由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其中有陈丹青的文章就真实的叙述了对xxx逝世各种不同的人的复杂感情。这在当时被各级政府和专政机关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1976年的芜湖市就发生过多起案例。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家庭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在xx当中多次被抄家，甚至掘地三尺，家中多人被游街示众，人格被严重玷污，可谓家败人亡。在9月9日这{yt}，他母亲听说xxx逝世了，不仅没有哭，而且还有人看到她在吃鸭子喝酒，结果被邻居举报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说这个地主婆幸灾乐祸，想反攻倒算。就把她抓起来，把她当做阶级斗争的活材料进行批评，让她明每天坐在芜湖市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组织全市的工农兵，大中小学生来参观，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我同学的母亲是一位举止端庄的大家闺秀，在如此凌辱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强，以一种漠然的态度，面对成千上万的参观者。30年过去了，我每想到此心中特别难受，对这位母亲从内心表示敬意。那{yt}，应该是我带领全校师生去参观的，但是，我没有勇气面对同学的母亲。记得在中学时代，我经常去他家玩，她母亲对我们非常好，于是我借故去市里开会，让另一位李师傅带队去了。听说，这位母亲以后被判决很重的徒刑，一直到1980年代初才无罪释放。这件事给这个家庭投下难以驱赶的阴影，我这位同学30多年来，远离老同学群体，至今未娶。

　　就在各个单位的xxx灵堂里供奉的鲜花还没有凋谢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10月6日晚，我从半导体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的新闻中获悉；“xxx的遗孀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这离xxx主席逝世不到20天”，听到这个消息，我惊讶地从小床上差点滚下来。我真想大声地欢呼乌拉！这几个不可一世的极左派终于完蛋了，中国老百姓第二次翻身解放之日来了，能够不高兴吗？但是，这仅仅是外台的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得而知。我清醒地知道这个好消息，只能隐藏在心里，是不能声张的。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第二天我去市教育局的工宣队办公室上班，发现几乎每一个办公室里，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地在议论什么，见有人来了又嘎然而止，有点神秘兮兮。晚上，我去老学长张乃宗家，约来那几个亲密的文友，向他们透露这个喜讯，我们兴奋地却又声音很小地分析今后的时局，静待其变。那几天我和芜湖市委宣传部的唐修明科长住在鸠江饭店起草并修改为市革委会领导在全市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是市委的笔杆子，政策水平很高，我是他的助手。因为当时我俩已经从10月7日以后《人民日报》社论的微妙措辞中，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知道唐科长已经从某种途径知道了这种变化，因为他已删去原来讲稿中大段大段已经不合时宜的文字，他对我不露声色，我也装着不知道，两人心照不宣。一直到10月22日，中央文件与官方报纸同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公布，才家喻户晓。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上街游行，热烈庆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也是xxx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市工宣队工作会议原定三天时间，在10月底，只开了{yt}就草草收场，与会者大多数明白，工人xxx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历史使命也快结束了。但是，那些老工人天真而固执地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xxx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一次区工宣队全体会议上，我和芜湖铝制品厂的肖自然，公开表明我们的观点，预言我们工宣队最迟在明年底要撤离学校。我俩的观点受到工宣队领导的批评，认为是自己否定自己，是右派言论。

　　1977年的春天来了，陶塘边的柳树早早地绽开鹅黄的嫩芽，温暖的阳光金灿灿的普照着每一个人。经过漫漫长夜，万物复苏，到处充满勃勃生机。中国社会经过xx的十年动乱，到处是废墟与残垣断壁，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春寒料峭，长期形成的极左路线的势力的强大超乎人们的想象。这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左派们依旧活跃，“两个凡是”的禁区无法突破。全国老百姓殷切期望那个矮个子的领导人xxx重新上台，他敢于对xxx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不，他的“不管白猫黑猫”理论所体现的务实精神一定能够使中国老百姓过上能吃饱肚子的好日子。xx“四人帮“，人民得解放，曾经深受”四人帮“迫害的xxx重新出来工作成为人心所向。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差不多多买好了鞭炮，等待xxx上台那{yt}，上街游行庆贺时燃放。但是事与愿违，人们的希望一次次落空，xxx一直没有出来。我们工厂有一个80余岁的姓马的老人，解放前去过香港和欧洲，对xxx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那段日子里，老眼昏花的他，每次见到我，都要用手比划问我那个矮个子出来没有，他还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富强要靠他。这个老人的言行差不多代表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人心。在1977年的7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xxx终于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全国各地人民欢天喜地涌向街头，燃放储存已久的鞭炮表达自己的心声。

　　虽然xx“四人帮“还不到一年，党中央拨乱反正，社会风气迅速改变，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时期。封存10多年的中外老影片在电影院重新反映，中外文学名著一批批再版发行，在各个新华书店门前是排着长队买书的人群。姑娘们开始穿花连衣裙，小伙子们开始穿喇叭裤。许许多多在xx期间失去求学机会的青年，纷纷找出已经丢弃多年的中学语文和数理化课本，我和他们一样悄悄地开始复习功课，等待大学恢复招生，准备参加高考。在这期间，一批批被xx的老干部恢复工作，一批批插队知青招工返城。此时的我已经29岁，家未成业未立。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们终于等到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yt}。一个国家的复兴必须依靠人才，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共和国的赤忱的孩子，曾经的社会弃儿，是被丢弃在荒冢野地的洁白石子，期待力挽狂澜的的共和国的建筑师来发现和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共和国苦难的孩子。我们是继往开来的一代，理所当然要成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我们和共和国风雨同行，我们曾经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我们热爱祖国和人民。我相信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选择！

　　我明白工宣队撤离学校的日子不远了，我即将回工厂。我们应该为进驻的学校干点实事。后家巷小学每月的经费只能发老师的工资，几乎没有教学经费，有时甚至连买粉笔和墨水的钱都没有。其他学校有校办工厂，可以解决大部分教学经费。这提醒了我。于是我和一同进驻的李师傅（原一车间主任）商量能否将我厂已经停产的小商品糊精，拿到学校来生产。马书记同意我们的要求，认为能够为学校解决经费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必须自筹。学校腾出一间房子，买来一口大缸，购来生粉和明矾，防腐剂，让学校的工友在煤炉上烧开水，我们将打好浆底的生粉准备好，倒入刚刚烧开的水，用大笤帚用力搅拌均匀，等其冷却后，装进从废品店买来的罐头瓶里，用塑料盖拎紧。然后派人送货上门，卖给那些贴大字报需要浆糊的单位。虽然这是xxx的生产方法，但是，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了200多元的销售收入，校长和老师们都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一部分教学经费。但是，好景不长，有单位要求退货，原因是我们生产的浆糊由于没有加入凝固剂，放几天就化成水了。必须立刻想办法。当时，在文具店卖得最俏的糊精是南京市生产的《永固》牌和安徽滁州一家生产的牌子。我们取得学区领导的批准，我带着小方和老张老师（她是我妹夫的亲姨妈）去这几个厂家学习取经。我们到了南京，在中华门附近找到永固糊精厂，这是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条件简陋。他们热情接待我们参观，但是拒绝将生产配方告诉我们。我们失望地离开南京，坐火车去滁州，这家糊精厂的条件比南京那家更差，他们同样不愿意告诉我们生产的配方。看样子我们将一无所获地回去，心情低落。所以连xx的琅琊山风景区都没有心情去游览。我们泱泱地取道合肥返回，在合肥转车时，我们停留{yt}，我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去走访我们一个行业的合肥市日用化工厂，它就在淮河路上，我递上单位的介绍信，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毫无保留地将糊精的生产配方告诉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平生{dy}次感受到在一个行业里四海皆兄弟的义气。他们告诉我们，糊精的配方很简单，添加剂就是日本进口的尿素，与生粉的比例是100比1.，建议我们购置一台简单的搅拌机，就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建议我们要在市场上站稳，还要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商标。我们高兴地满载而归，我将这次学习取经写成调查报告，立刻获得镜湖学区和芜湖市教育局有关部门的支持，借款给我们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和各种型号的玻璃包装瓶。按照这个配方生产的糊精质量很好，立刻成为芜湖市市场上的抢手货。我们扩大生产规模。招了2个临时工，每月的销售量不断上升。我找到芜湖市中百站，他们同意包销我们的糊精，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并且主动为我们联系市工商部门申请商标注册。让我们设计一个商标。我回厂去找崔之模，他是我们厂的美工，而且是一个临时工。这位崔先生来历不一般，他是浙江美术学院山水画系的高材生，由于爱提意见，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学生，开除回家，流落芜湖，靠为一些单位写字画画糊口。他是皖南太平甘棠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虽然流落江湖，穷困潦倒，但是他个性孤傲，狂狷豪放，目空一切。上帝对他很眷顾，使他在苦难中得到一位好女人，并且成为他的妻子，含辛茹苦地伴随他一生。她就是我们人人敬重的赵大姐。她是一位纺织品的美术设计师。她不嫌弃老崔是个没有工作单位的右派，嫁给他，因为她爱的是他的才华和人品。老崔和我商量就设计个商标叫《白兔牌》，因为当时上海冠生园生产的《大白兔》奶糖销售到全国，还要计划供应。他只用半个小时就画出商标样图；大红的底色，一只大白兔的头，竖着两只憨态可掬的大耳朵。我将它送到中百站，立刻获得市工商局的批准。我们非常感谢老崔的设计，他是为我们尽义务的。我知道当时老崔夫妇刚刚获得自由。这里还有一个具有荒寥性的插曲，1976年夏天，他们与几位朋友在茶余饭后议论了当时的批邓，被小人告发，将他俩抓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起来。我知道老崔的右派身份，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这个文化层次这么低的单位里我们确实是谈得来的朋友。老崔夫妇被抓后，家中只有老母亲和俩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残疾，这两个男孩都在后家巷小学。在这危难之际，我和学校里的陈平等老师义无反顾地承担照顾这两个孩子的义务，并且去他家看望他老母亲。我一直不理解1976年政治大风大浪怎么会波及到这么一个已经非常不幸的家庭？这也许是老崔命定的人生。一直到那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老崔夫妇才被释放出来。1979年夏天，浙江美术学院为他恢复名誉，老崔成为芜湖市美术院的专业画家，他师承清代的”新安画派“的画风，尤其他创立”皴墨法“，被美术界评价为是”新安派“传承人，2009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崔之模个人画展“，大获成功，美术界对他的画风评价很高。我认为正是他经历的苦难使他卓而不群，笔墨才有了穿透性。构思才有了大家风范。他的夫人赵大姐很快被任命为锦华被单厂的厂长，使她有了用武之地。自我1981年工作调到武汉后就和他们失去联系。一直到前不久，上海书法家大熊才告诉我老崔一家的近况，他们在中江桥附近开设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他们期望与我的相聚，到那{yt}，我一定让老崔邀上几位日用化工厂的老同事，一起把盏临风痛饮为快。在我离开芜湖后，听说《白兔牌》糊精成为芜湖市校办工厂的一个品牌。1993年初，我回芜湖，在漫不经心中经过老城区的一所学校，抬头蓦然看见校园墙壁上涂画着大幅《白兔牌》糊精的广告！那只可爱的大白兔竖着两只大耳朵，一双红眼珠，它居然鲜活着!

　　1977年10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全市的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这是我早在意料之中的。我回到工厂，马书记安排我到厂行政组去上班，我要求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我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将要恢复的高考。10月中旬，我接到芜湖市文化局的通知，市里统一安排一批业余作者去皖南老区考察，并且去黄山参加省出版局组织的文学创作学习班的辅导报告会。我们一行16人由市文化馆3位老师带队，去泾县参观了云岭新四军军部、茂林的“皖南事变“发生地，故地重游，想到1969年夏天和几位知青朋友，云游这里，我们身无分文，却在秀丽的山水间，放眼未来，高谈阔论。悠忽间时光已经过去十年，我至今仍然一事无成，慨叹韶华之易逝，前面的光阴不能再虚度了。上黄山那天。我特别激动，我们沿着崎岖的石级攀登天都峰，每爬一步都很吃力，但是我们都爬上去了。当我们站在顶峰的鲫鱼背上，山风习习，白云在我们的脚下翻滚，使我们油然慨叹人生道路就和这大山的小路一样崎岖，谁有勇气和毅力就能攀到山顶。第二天清早，我们去始信峰观日出，看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跃起在漫漫云海时，我们欢呼生命的辉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新生活的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这{yt}，在北海宾馆，我们聆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中央同意在年底，在全国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同行的年轻人兴奋的跳起来！

　　这是时代向我们召唤！

　　这是祖国向我们召唤！

　　面对茫茫群山，蓝天白云，我们敞开胸怀，要大声呼喊；

　　黄山，你好！

　　太阳，你好！

　　我们是祖国曾经苦难的孩子，

我们来了！

　　写于2010年5月20---23日，纪念高考恢复32年（关于参加高考的往事另见我2007年写的《1977，中国，无雪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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