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的态度

核心观点提示

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或心理习惯，是“三问三不问”，即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

态度如此重要，就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态度文化”。

狼要吃羊，羊的态度，又能起什么作用？

魏明伦先生要我“到南充向陈寿谢罪”一事，大约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冤案”。因为据魏先生对《成都日报》记者王嘉说，他没有说过“谢罪”，他的意思是“致意”。致意和谢罪，也差得太远了吧？媒体怎么可以这样乱改呢？魏兄岂不也被冤枉了？但也有人对《华西都市报》说，魏明伦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事现在还没弄清，姑且算是“疑案”。

我却是真冤。我何曾“借用陈寿思想却不指明其所讲出自何处，甚至连作者之名都不提”？反倒是《品三国》频频注明“《三国志》某传”，已让部分读者“不胜其烦”。按照魏明伦“南充讲话”的精神，我该去“领奖”才是，怎么却成了“罪人”，得去“谢罪”？

当然，比起赵作海，我们这点冤屈算不了什么。但再小的冤枉，也是冤枉，也可以喊冤的。然而某些高人的高论，却是认为易中天不对。为什么？喊冤的时候，态度不好，不该“小题大做”，尤其不该把文章拿到《南方都市报》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去发表。

受教了！原来，态度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声音，说起来也不是{dy}次听到。比如王彬彬先生质疑汪晖先生涉嫌抄袭，也是马上就有人出来指责王彬彬的“态度”。抄袭的事情，反倒没人要管。其实王彬彬的态度好不好，跟汪晖抄没抄，又有什么关系呢？汪晖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好，也是诽谤；汪晖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坏，也得认账。这么简单的道理，“学者”们难道不懂？

当然都懂。只不过，事到临头，又都忘了。

实际上，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或心理习惯，是“三问三不问”，即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比方说，只要是自己的哥们姐们，明明错了，也是对的。如果有人胆敢批评，则党同伐异，群起而攻之。攻击的口实，又无非两个，一是态度，二是动机。你想借机出名吧？干嘛得理不饶人呀？等等。至于人家的说的话是否属实，是否合理，则全然不顾。如此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是非，还能有什么建设？难怪邓晓芒先生说，中国的学术界，是“只见帮派，不见学派”。

这其实也有原因。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是以“礼”来治天下的，我称之为“伦理治国”。这就首先要问亲疏。比方说，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其次要问态度。比方说，跟君主、长官、父母、老师说话，不能“顶嘴”。顶嘴之所以有罪，也不因为意见不同。意见是可以不同的，因为道理并不重要。态度则是最重要的，所以得“好好说”。为什么要“顶”呢？想造反么？可见“动机不纯”。至少，也是“目无尊长”。这还了得？

态度如此重要，就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态度文化”。比方说，上级有了决定或者指示，不管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得通，先得表态拥护。至于做不做，做得怎么样，甚至做不做得成，那是能力问题，不重要的。又比方说，喊冤，也得注意态度。你应该先找村长谈，然后由村长带你去找乡长。如果有幸见到县太爷，则应该跪下来说“小人冤枉”。所以，上访也是不对的。你上什么访嘛？态度就不端正！

总之，态度不好，一切免谈。再有道理，再有委屈，也都一笔勾销。

态度既然压倒一切，事实、道理、是非什么的，也就可以不讲。比如魏明伦说“南充的文化牌之所以打不出去，跟如今某些学者的误导有很大关系，并直接导致了南充的文化名人少人问津”，就既非事实，也逻辑不通。学者的影响力倘若真的这么大，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陈寿和《三国志》，咋又不起作用了呢？所以，用不着拿我们教书匠来说事。南充的文化牌为什么打不出去，还是“君其问诸水滨”吧！

再说了，“态度”这玩意，真有那么重要吗？比如狼要吃羊，羊的态度，又能起什么作用？态度不好，要被吃；好，也被吃。当然，区别还是有的。羊的态度不好，狼就可以吃得更加理直气壮。羊，在劫难逃不说，还要落下“该死”的罪名。

那就还是态度好点吧！就算冤死，也是“好鬼”。没准，玉皇大帝还会下一道圣旨：该羊态度甚好，朕心甚慰，着赐“乖乖羊”称号，入“好态度羊圈”安置，钦此！

呀，那可真是“做鬼也幸福”！

刊载于2010年5月21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