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岁月里的一群青少年
前几天,一位校友、农友邮给我一些老照片,邮件主题是“还记得那些人那些事吗”。我说他是校友,因为他也毕业于厦门一中,1966年他初一年,我高三年;说他是农友,因为我们都是在1969年3月8日上山下乡的,插队在同一个大队——上杭县古田公社竹岭大队,他在第四生产队吉口村,我在{dy}生产队凹头村。以前,我们还互称为“战友”,因为xx浩劫时同一个战斗队、同一个群众组织——厦门一中东方红野战兵团。
荒唐岁月里无数的派性组织、群众组织,早已作鸟兽散。但这一群青少年,尤其是插队在上杭古田的几十个人,至今还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细想起来,是不是因为这群青少年当年人性未泯,没有“破四旧”,没有“打砸抢”,没有去“抄家”,没有打老师,只是写写大字报,抄抄“{zx1}指示”,串联取经,至多为“捍卫xxx革命路线”,为“拥军”而跟对立派“对骂”,高举大旗游行。一中东野是个温和的组织,许多“走资派”子女、“黑五类狗崽子”被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拒之门外,它却一概欢迎而纳入其中。当时一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王毅林、副校长陈贤禄,市领导袁改、施能鹤、曹守义等,警备区司令、水警区司令的子女,都参加一中东野。方毅当时也受冲击,他的侄儿也是东野成员。当然,这个组织成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
有一张照片,是一中东野“战士”在厦门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的合影,虽只是部分成员,但也有一百多人。现在低智商的人也明白,荒唐岁月里的群众组织,是盲目愚昧的,可当时,唯“{zg}指示”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马首是瞻,亿万群众中聪明者凤毛麟角!
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同班同学林安庆在天安门广场上让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拍的.。那是1966年冬天,天安门广场上,让国营照像馆拍照的人排成长龙,若排队,到天黑可能还轮不到我们。正焦急,一位带着相机和胶卷的小伙子愿意义务为我们拍照,只要付胶卷的钱就行。在那“疯狂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竟没有信任危机,我们高兴地支付了胶卷的钱,把拍完的胶卷带回厦门冲洗,那瞬间的定格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一年11月11日15点整,我见到xxx、xxx、刘少奇、xxx等党和{gjldr},我们在长安街上接受他们乘车检阅。由于来自海防前线,我和安庆被安排在那人山人海的{dy}排。检阅过后,解放军收拾街上红卫兵们被踩掉的鞋子、遗落的帽子和水壶达11卡车,其沸腾的场面可想而知。
有一张照片,是在“革联”死难者的纪念碑前拍的。现在,无论革联或促联,所谓的纪念碑早不复存在,那些在xx中死了的人,只在自己亲友的心里留下隐隐的伤痛,谁还把他们当作烈士?可当时,亿万人民谁不愿把一腔热血洒在xxx的旗帜上?有幸的是,母校厦门一中在“文攻武卫”中各派没有死一个人,只有一个无派别的逍遥之人死于中炮弹的家中。在派别对立严重的时候,我母亲怕我住在家中不安全,我便到鼓浪屿大德记荒芜的别墅中“寄住”。更深夜静的时候,海涛声犹澎湃耳旁,夜风吹过,那些没关好的窗门或破损的门吱吱呀呀地狼嚎鬼叫,令人难于睡稳。后来我便回家睡了,心想,不做亏心事,何怕鬼敲门。但,还是出了事。1968年1月5日黎明,一群荷枪执棒的新一中战士到我家敲门,我从二楼厨房窗口跳到屋后邻居的屋顶上,跑过一片屋顶,跳下去,遭遇一个包围者。对方大喊:“站住!站住!要开枪了!”我不予理会,凭着对七拐八弯小巷的熟悉,甩掉尾巴。1月7日清晨,在海军司令女儿的帮助下,我于海军码头乘登陆舰离开厦门岛,到杏林。当时,岛内由对立派促联控制,革联被逼到了郊区。多年以后,一位与原文化部长同名的同学告诉我,那一夜抓我他也去了,由于他们都蒙着脸,我弟弟没有认出他来。我问,若被你们捉住,要挨揍吗?他答,那是难免的。我们俩相视而笑。一中东野xxx思想宣传队,尽管力量薄弱,但下乡下厂演出满腔热忱,至今还有人活跃在艺术舞台上。
荒唐岁月里的这一群,大部分人从工厂等企业里退休,不乏下岗者,也有经商者,有几位移居境外,有几位由于在高考制度恢复后考上大学,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有一位今任正部级领导,但耽误了十年而再上学者毕竟是极少数。看那些老照片,那时的一群小伙子多帅,姑娘多漂亮,浑身充盈着朝气、锐气和稚气,而今许多人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大家都满脸沧桑。
退休前由于沉溺于繁琐的事务,我极少与大家来往。现在,偶尔我会参加聚会,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喝一两口酒。尽管青春的记忆千金难买,但大家基本上不会谈论年轻时代的往事,因为它们发生在荒唐的岁月里。豁达,淡定,也不知彼此之间是否理解,总之,认识至今断断续续也有几十年了,虽然平淡如水,可也算君子之交。
关于“xx”,笼统的结论早已定位,但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诸多学科进行研究,至今尚未入手。这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它涉及太多的人太多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xx一直是中国百姓也是我心中的一块阴影。我们祈望我们深爱的党和国家不重蹈覆辙,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复兴的{yt}才可能早日到来。
20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