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2年7月下旬，《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到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科学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科学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取得了突破》，其中提到：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不xx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正式预报材料、地震会商记录、原始工作笔记、原始电话记录，以及与这些预报有关的原始技术资料）看，乐山地区地震系统从一九八O年初以来，共预报了本地与邻区四级以上地震二十四次，其中三要素（时间、震中、震级）都报准的占40%，时间预报的准确率则达到80%以上，xx度一般都预测到一昼夜左右，也有的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0期，作者：陈一文

几乎每一次强震，都牵动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面对毁灭性灾难，人们痛定思痛，屡屡追问，以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到底能不能在事先对地震做出预测预报？回顾40年来中国地震的预测预报历史，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

2010年，各国地震频发。从1月3日所罗门群岛7.1级地震、1月12日海地7.0级地震，到2月27日智利马乌来8.8级强震，再到4月14日玉树7.1级地震……种种迹象显示，全球地震活动明显加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地震活跃期。

中国是世界上{wy}把地震预测作为专业地震部门社会责任和工作任务的国家。据笔者不xx统计，自1970年成立中国地震局至今，地震部门有记录的地震预测至少77次，其中强震31次，中强和有感地震46次。除此之外，地震局系统外比较准确预测的震例也达数百次之多。

目前，关于地震能否有效预测预报，学术界仍存在重大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地震不能预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但也有人认为地震不但可以预测预报，而且发震时间能够xx“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避免了重大伤亡，即使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也有非常多的预报和预警。

但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唐山大地震的惨烈损失，无人敢承担“漏报”的责任，于是，“地震不能预测”成了{zh0}的挡箭牌。在这个逻辑下，成功的预报经验反而是与之过不去了。

xxx：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

中国有组织地开展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44年前的邢台地震。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活动频繁，10年内相继发生了渤海、通海、炉霍、永善、海城、龙陵、唐山等一系列强烈地震。中国人对地震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观测、研究与预报探索工作，即由此展开。

邢台地震发生后，初步总结表明，大震之前，有小震活动的“密集－平静”现象、地下水位和水质的大幅度变化以及动物行为异常等前兆。3月26日，邢台震区再次出现此类异常，专家经过会商，认为在巨鹿与南宫西北将发生一次强震。22时，当即向石家庄抗震指挥部报告了这个结论。果然，23时18分在预报地区发生了6.3级地震。

这是一次准确的强余震预报，也是我国地震预报的首次实践。基于这次成功预报，4月1日，xxx总理在邢台向科大地震专业的同学提出，“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地震，xxx总理指示，要召开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根据地震预测取得的重大进展，xxx向地震工作者强调：“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总理指示，1970年1月17日到2月9日，{dy}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建议：建立国家地震局，负责地震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同时根据需要，建立一支适当数量的地方专业地震队伍，并广泛组织群众业余地震队伍，开展地震预报和防震抗震工作。

中国地震预报国家队和地方队的组建，标志着地震预报工作的正式开始。1972年，国务院确立中国地震工作方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从那以后，一直到80年代，地震预报差不多就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地震预报室”专门负责预报地震，是地震局内最重要的业务机构。

国家地震局也不负众望，很快崭露头角，在海城地震预报打了胜利一仗。

海城预报：偶然还是必然？

海城地震的长期预报几乎在震前10年就起动了。1966年邢台地震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逐渐北移，加强东北南部地区地震工作的建议遂被提出。1970年初，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决定将辽宁省划为全国重点地震监视区，并在辽宁省建立了地震办公室。1971年，又成立了国家地震局沈阳地震大队，设立沈阳、大连、营口等13个地震台，开展综合性的野外探测及台站观测工作。

1974年上半年，在辽宁省内及其邻近地区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当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提出了“辽宁南部或渤海北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能发生强震”的看法。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会意见以《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为题，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立即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批转这份报告，确定海城为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这是国务院{wy}的有关地震预报的文件。

69号文下达后，辽宁省专门召开会议，对防震工作进行部署。一方面组织专业队伍加强监测与研究，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地震知识，组织群测群防工作。至当年11月，辽南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的地震测报网。

1974年12月中旬，当地台站和群众测报网点相继发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地下水位大幅度升降，井水变浑变味；冬眠的蛇出洞，冻死在雪地；一些家畜、家禽行为异常；一些水氡、地倾斜观测曲线出现突变等等。与此同时，以辽宁北部参窝水库12月出现4.8级震群为标志，全区地震活动进一步增强。

1975年1月末至2月初，各地反映的异常情况不断增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营口石硼峪地震台自2月1日起观测到数以百计的小地震。辽宁省地震部门于2月3日深夜写出震情简报上报省政府，提出：在营口、海城地区小震活动的后面，可能要发生一次大地震。

2月4日上午8时，辽宁省政府召开防震紧急会议，研究防震措施的具体安排。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又向各市、地（盟）及有关部门发出了电话通知，指示各地要提高警惕，发动群众认真做好防震抗震工作。电话通知下达后，各界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机关、学校、厂矿、医院、商店等组织了抗震抢险、救护队伍，准备了救灾车辆和物资，有的电影院还贴出了“因地震改为露天放映”的布告。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震中地处人口密集地区，人员伤亡仅占人口总数的0.32％。死亡人数为1328人，是无地震警报和疏散居民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10%。

海城地震预报是国际上承认的、具有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的成功预报。当年《美国地震协会公告》曾评价说，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这是预报地震的一次尝试。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中国作为{wy}对地震做出过成功短临预报的国家，被载入史册。

汶川地震后，一些人大力宣传“地震不可预测”论。为了自圆其说，他们xx抹杀1975年2月4日中午，海城地震台群测群防点依靠“土地电”所做的“三要素”相当准确的预测，宣称海城地震预报是“偶然的”。但事实俱在，从预报的全过程来看，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齐备，挽救了至少10万人的宝贵生命，后人决不可为掩盖自己的失职而随意、傲慢、轻蔑地斥之为“偶然”。

唐山大地震前的准确预测

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经验后来被片面总结为“小震闹、大震到”，这让中国地震学家相信，地震预报并不是难事。但仅相隔一年五个月，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没有出现任何前震，造成“漏报”，导致24.2万人死亡，地震学界的主流专家一下子找不到方向了。

唐山地震漏报后，顾功叙等5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撤销地震局。专家们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处于科学研究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1980年，地震局机构改革，地震预报室变为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从政府部门降格为事业单位。1998年，地震局再次机构改革。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一分为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和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者负责日常的监测预报工作，后者负责科研。而且其英文名有意隐去了“预测”二字，翻译成“instituteofearthquakescience（地震科学研究所）”。至此，预报功能已经严重弱化。

但是，追究唐山“漏报”的责任，真的是地震预测技术方面的原因吗？张庆洲的纪实作品《唐山警示录》可以帮我们揭开真相。

根据张庆洲整理的《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早在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一次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这是对唐山地震的{dy}次长期预警，接下来的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也相当精彩：

1972年11月，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在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提出：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上报国家地震局：河北乐亭至辽宁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

1976年初，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济南地震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7月6日，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7日，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查志远副局长主持在唐山召开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７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7月16日，乐亭红卫中学向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7月22日，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7月26日，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七大异常。

7月27日10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汪成民的汇报。副局长查志远决定，让汪成民明天去廊坊落实水氡。

27日16时，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赵声和王守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电告紧急震情：第二个峰还在上升，上升……

27日18时，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和上级作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唐山大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唐山大地震伤亡惨重，但同处震区的青龙县，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摘录如下：

“今年7月中旬，青龙县地震办的同志，参加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时，在会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等几个单位预报。7月21日会议结束回县，向县委作了汇报。7月24日，由县委书记冉广岐同志开电话会议进行传达部署。唐山地震使该县房屋损坏十八万多间，其中倒塌七千三百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

令人不解的是，“青龙奇迹”此后便神秘地淡出公众视线。多年后，冉广岐接受张庆洲采访时，才披露了历史真相。“国家地震局7月14号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这个事就压下了。”

这段真相一压就是20年。1996年7月，唐山大地震20周年之际，联合国代表科尔向冉文歧颁发纪念章时问他，“你这里能做的，唐山为什么不能？”冉回答说，“唐山跟青龙没法比。青龙是农业县，让老百姓出去防震，啥损失也没有。大伏天的也就是蚊子多叮几个疙瘩呗。唐山不同啊，钢铁公司、开滦煤矿，作决策的人自己不敢作主。”

必须指出，冉广岐在面临重大灾难的紧急关头时，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榜样，但是至今还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任何肯定！

乐山预测发震时间 精准“到小时，乃至分钟”！

2006年，唐山地震30年后，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撰写纪念文章，称“地震预报作为世界难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单纯从技术角度讲，地震预测预报真的如陈局长说所，当代无法解决吗？

据笔者调查，早在1982年8月7日，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的《情况反映》第2177期，披露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预测发震时间，多次“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的令人震惊的精准结果！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82年7月下旬，《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到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科学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四川省乐山地区地震局科学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取得了突破》，其中提到：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不xx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正式预报材料、地震会商记录、原始工作笔记、原始电话记录，以及与这些预报有关的原始技术资料）看，乐山地区地震系统从一九八O年初以来，共预报了本地与邻区四级以上地震二十四次，其中三要素（时间、震中、震级）都报准的占40%，时间预报的准确率则达到80%以上，xx度一般都预测到一昼夜左右，也有的预测到小时，乃至分钟。

樊在报告中说，这二十四次地震的文字预报和技术资料，都已整理出来，保存在乐山地震局资料室。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11起预报震例（见附表）。当时，乐山已有三分之一的观测点使用这种预测办法，本地区四级以上地震一次也没有漏报过，虚报率控制在20%以下。而之所以存在一些虚报，主要是受制于一些技术因素：仪器陈旧、复杂的频谱分析和数学计算全靠手算尺量……

樊云芳在报告中，建议国家科委尽快派综合性的科学家代表团，去乐山鉴定这种新的观测方法，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

就在樊提出这些建议，以求得地震预报上的重大突破时，有关部门却自毁长城，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xxx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

到1985年全国“群防群测”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共清理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5688个，占当时观测点数的77.6%。一大批在“群防群测”点从事地震预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在这次清理中被“缴械”，逐渐边缘化。根据《光明日报》这份“机密”材料，笔者追踪到掌握该项发震时间精准预测技术的技术员，他因为研究成果得不到肯定、工作得不到支持，后来黯然退出地震预测领域。

回顾中国地震预测预报走过的40年，1982－1983年裁撤“群测群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1997年3月，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地震不能预测”说，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地震界主流学者对于地震预报的信心。论文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尽管参会的大多数专家仍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对外宣传仍定调于“地震不可预报”。

此后，地震局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漏报是正常的。借助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地震部门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又不用对地震漏报承担行政责任。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到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报工作已处于非常危险的低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