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xxx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我国经济总量已于“十一五”末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未来电力、能源工业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和充足动力。
按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3万亿美元（2010年价，下同），人均GDP要由2014年的64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2014-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保持在7%左右。根据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4年的54.8%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平均一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将继续深化，据有关机构预测，一、二、三次产业比重将由2014年的9:43:48调整为2020年的8:39:53，其中二产业下降4个百分点，三产业上升5个百分点。
回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根据有关经济、电力历史数据资料分析，受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用能习惯等因素影响，各个国家电力增速有高低、快慢的差别。但总体来看，在与我国”十三五”期间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各国电力增速和电力弹性系数总体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美国、日本、韩国是发达国家中的“老、中、青”典型，其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视角来看：美国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超前于城镇化（与我国相比较而言，下同），美国194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1940-1950年城镇化率由56.5%提高至64%（相当于我国未来十年的城镇化进程），1930-1940年、1940-1950年用电年均增速分别为5.3%和7.2%，电力弹性系数分别为1.9、1.3。日本作为“二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1955-1963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化进程与我国未来十年相似，人均GDP由6000美元提高至10600美元，同时城镇化率也由56%提高至66%，用电年均增速高达11.5%，电力弹性系数为1.4。韩国作为新兴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相对超前于经济发展，1979-1985年，韩国城镇化率由55%快速提升至65%，用电年均增速为8.8%，电力弹性系数为1.4。1986-1993年，人均GDP由6300美元提高至10400美元，用电量年均增速为12.2%，电力弹性系数为1.5。
从人均用电水平的视角来看：2014年我国人均用电量已突破4000千瓦时，相当于1961年的美国、1973年日本和1996年的韩国。美国1961-1966年GDP年均增速为5.8%，用电年均增速约为7.5%，单位GDP电耗为0.23-0.25千瓦时/美元并保持微增，电力弹性系数为1.3。日本1973-1978年GDP年均增速为3.1%，用电年均增速约为3.6%，单位电耗为0.18-0.19千瓦时/美元并保持微增，电力弹性系数为1.2。韩国1996-2000年的GDP年均增速为3.8%，用电年均增速约为8.9%，单位电耗逐年增加，由0.33提高到0.43千瓦时/美元，电力弹性系数为2.3。
我国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应在吸取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做好谋划、科学发展。当前我国单位GDP电耗0.63千瓦时/美元，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美国的2.4倍、日本的3.5倍、韩国的1.4倍，具备较大的下降潜力。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支持经济转型升级，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成效逐步显现，单位电耗将呈现下降趋势。但应该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扭转经济发展惯性、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循序、梯次推进，因而单位电耗下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客观上要求电力增速不能换挡过猛、减速太快。
综合测算表明，“十三五”期间电力增速将较“十五”、“十一五”期两位数的增长将有所下降，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我们将以低于1的弹性系数、适中的电力增长速度支撑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从目前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5.5%-6.5%，电力弹性系数介于0.8-1区间内，2020年达到7.6-8万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达到5500-5700千瓦时，用电结构中二产业用电占比由74%下降至70%左右，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由24%提高至28%左右。2020年之后，我们将站在全面小康的新起点上向实现“中等发达”的长期目标稳步迈进。展望到2030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11万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约为7000~8000千瓦时，期间用电增速进一步下降，用电结构中二产业用电占比继续下降，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占比继续提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进入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阶段。按照能源革命的总体要求，要加快电力结构优化调整，实施非化石能源发展和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并举，形成水电、可再生能源、核电、煤电、气电等各类电源协调发展、多轮驱动的电力生产和供应体系。既要注重整体的结构调整，又要充分挖掘每个品种的优化潜力。
截至2014年底，我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13.6亿千瓦，其中煤电、气电等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约2/3，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约1/3。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发电装机总需求约20亿千瓦左右，2015-2020年约需新增6.5亿千瓦左右。展望到2030年，电源装机总需求约28亿千瓦左右。未来电源发展要综合考虑开发潜力、开发成本、市场消纳、技术进步、环境社会影响等因素。
从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来看，各类电源都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开发潜力相对较大。煤炭资源丰富，保有储量1.38万亿吨，按未来煤炭产量及可供用于发电用煤量来估算，可支撑装机15亿千瓦以上。通过积极进口补充，远景天然气用于发电的资源量可支撑气电装机2亿千瓦以上。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水电技术可开发量约6.6亿千瓦、待开发程度达60%，据有关机构测算风电、太阳能理论可支撑装机均可达到10亿千瓦以上。通过国内开发、海外开发、国际贸易等多渠道并举，未来核电开发有较为充足的资源保障。
另一方面，随着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发展，“十三五”电源发展的清洁化、低碳化水平将明显提高，但总体发电成本、整体电价水平将呈现上升趋势。随着清洁高效煤电技术的推广应用，煤电工程造价将保持稳中有升，考虑碳税等外部成本内部化后发电成本将有所提高。气电国产化有利于工程造价降低，但用气价格上升将提高发电成本。后续水电大多远离负荷中心，要妥善处理好生态保护、库区移民、国际关系等问题，工程造价、发电成本、送出成本将显著提高。随着核电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核电工程造价总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和装备技术的成熟，工程造价将会降低，但由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具有随机性和波动性，需要通过加强系统调峰储能能力建设、健全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等手段来促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按照“优先利用非化石能源发电、按需发展化石能源发电”的总体原则，要积极发展水电，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化发展气电，清洁高效发展煤电。初步测算，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约为4:6，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较2014年提高约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含抽水蓄能）装机达到3.9亿千瓦左右，新增9000万千瓦左右；核电装机达到约5800万千瓦，新增约3800万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3亿千瓦左右，新增1.8亿千瓦左右；煤电、气电装机达到12.2亿千瓦左右，新增3.3亿千瓦左右；其他发电装机约3000万千瓦左右。展望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将进一步上升，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约为4.5:5.5。
能源资源禀赋及区域经济发展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格局，电力格局要服从于能源格局。总体来说，东北将基本保持自平衡，华北主送华东，西北主送华中，西藏主送华中和南方。
从电源布局来看，受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市场消纳等因素影响，“十三五”各类电源发展应加强统筹、科学规划，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扩张，也不能因噎废食。随着水电开发程度的不断提高，水电开发的“主战场”将进一步西移，“十三五”新增水电将主要集中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等流域，2020年西南水电基地开发规模将达到1.8亿千瓦左右，约占当年全国水电装机的51%。核电开发必须坚持采用国际xx安全标准，确保安全运行，“十三五”核电开发主要布局在山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地区，东部沿海核电带初步形成规模；远期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核电向内陆地区稳妥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坚持开发、输送、市场同步规划，“十三五”将由集中开发为主向集中、分散开发并举转变，其中风电集中开发主要布局在三北地区和东部沿海，重点依托酒泉、哈密、蒙西、蒙东、冀北、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等9个基地开发建设；太阳能发电集中开发主要布局在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其他地区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主要以分散开发为主。煤电开发要坚持高效、清洁，大力推进高参数、大容量清洁发电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十三五”重点依托鄂尔多斯、锡盟、晋北、晋中、晋东、陕北、宁东、哈密、准东等9个煤电基地，建设规模约1亿千瓦左右；为满足中东部地区负荷发展需要，依托蒙华铁路煤运通道等在中部地区建设一批煤电机组，在满足等煤量（减煤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在东部地区发展一定规模的超低排放煤电机组。
从电力流向来看，为满足北方煤电、西南水电的电力送出和京津冀鲁、江浙沪、广东以及华中东四省等地区受电需要，到2020年，我国将新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二条输电通道、酒泉-湖南、准东-皖南、东北外送、四川-华中东四省等输电通道，“西电东送”北、中、南三个通道的输电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由目前的1.3亿千瓦提高至2亿千瓦左右。其中，北通道将延续山西、内蒙古送电京津冀鲁为主的格局，中通道形成三峡、西南水电与山西、蒙西、新疆火电并举送华东、华中的格局，南通道延续西南水电、火电送广东、广西的格局。
“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将由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结构更加优化、科技含量显著加强，电力建设和投资空间依然巨大。尽管“十三五”期间电力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速，但由于我国电源装机基数巨大，年均增量装机规模仍将创历史新高。平均每年的新增装机约1.1亿千瓦，相当于一个意大利或巴西，相当于我国1988年的总装机。大致匡算2015-2020年电源项目投资需求约3.2万亿元左右，其中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占约40%，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占约60%。
另一方面，国际电力建设和投资前景也十分广阔。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主要的“增长极”，我们与新兴经济体的互动和共同发展将创造出巨大的空间。“一带一路”战略从构想步入实施阶段后，我国将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纾解过剩产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提供难得的机遇。“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之一。目前，全球有32个新兴经济体的人均装机低于中国，若使其人均装机达到中国水平，将有约16.5亿千瓦的装机建设空间，按照平均单位造价约8000元/千瓦测算，投资需求约13万亿元，需求xx的印度装机建设空间达7.5亿千瓦，投资需求约6万亿元。电力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装备、技术和人才投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在电力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同时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平台有效解决电力项目投融资难题，为促进新兴经济体电力基础设施的持续、快速发展，打造合作共赢的“中国+N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电力工业具有资金密集、资源密集、技术密集以及项目建设周期长的特点，为避免电力发展的大起大落，电力工业应适度超前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期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也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电力建设任务依然繁重。有必要超前谋划、合理安排，把握好发展的节奏，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迸发，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我国电力工业将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把握发展大势，做好科学规划，抓住投资机遇，搞好电力建设，齐心协力促进电力工业科学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