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股票价值时，享有“华尔街教父”美誉的格雷厄姆有一句话广为人知：“在短期内，股市是一台xx机—反映了仅有资金要求而不管智力或情绪稳定性的选民登记测试，但在长期内，股市是一台称重机。”

也正因如此，格雷厄姆及其信徒们倡导“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向公司的所有者们学习。绝大多数企业主也确实堪称价值投资者学习的楷模：他们埋头于公司的价值创造，对公司市值的日常波动则置若罔闻。

但有着“李超人”之称、多年来占据华人首富地位的李嘉诚却显然有异于这绝大多数人。近日，处于撤资舆论风波中的李嘉诚，透过媒体，让人得以一窥他的办公场景—里面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

这一场景并非是李嘉诚重视市值的xx证据，事实上，无论从李嘉诚本人深入骨髓的市值管理意识、长实系的并购历程还是其对企业及个人品牌的呵护哪个角度看，李嘉诚的李氏企业发展史都可谓一部市值管理史。

市值意识

李氏企业对市值管理的重视，源于李嘉诚深入骨髓的市值意识和风险意识。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李嘉诚曾专门花了8000美元，去印了四张AIG股票装裱起来，其中一张就放在他的办公室内。上面用中文写着“以此为鉴，可惕未来。这曾经是全世界xx的保险(放心保)公司AIG在2007年5月11日每股为72.97美元，总市值1895.76亿美元;2008年9月16日两者分别为1.23美元和167.78亿元美元，市值跌幅逾91%。”

接近李嘉诚的人士说，他是想以此来告诫后辈“风险是怎么回事”。市值的巨大变化中蕴藏风险—李嘉诚早在长江实业上市之日就已悟出。

1972年11月1日，长江实业股票获准挂牌，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升值就超过一倍，这也就意味着，在一天之内，长江实业的市值就实现翻番。

这样的股市表现令长江实业上下一片欢腾，作为领军人物的李嘉诚在当时内心掀起怎样的波澜难以蠡测。不过，其留给外界的印象却是出奇的冷静。

根据相关报章的描述，李嘉诚明白，“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除了受市场环境及情绪的影响，还受制于资本市场特有的“乘数效应”，即业绩的微小变化会通过市盈率倍数在股价上得以放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嘉诚表现出对公司业绩数据的“锱铢必较”。

在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是2006年李嘉诚在北京期间的一则轶闻。

彼时，李嘉诚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设宴招待部分长江商学院总裁班学员。这顿饭吃了2万块钱，席毕，李嘉诚自掏腰包买单，并特意强调：“这顿饭是我个人掏钱，不是长江实业或和记黄埔请大家吃饭。”

众人不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李嘉诚解释道：“表面上看没什么，我是大股东，兜里有钱。但是从市值角度xx不一样。我个人角度两万就是两万，如果是公司请吃饭，花掉两万块，如果公司市盈率是30倍，一乘就是60万，意味着公司市值有可能损失60万。因为公司利润下降了多少，一放大，公司市值就要损失多少。”

市值控制

小文章要做，大手笔更不可或缺。就市值管理而言，大手笔就是通过不断地并购做大市值、控制更多的市值。纵观李嘉诚企业的扩展史，正是一段攻城略地的企业吞并史。

长江实业上市初期，最为成功的一役就是并购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和记黄埔是当时香港的第二大洋行，因经营不善陷入财政危机。汇丰银行于1975年8月出手解救，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物色有“公司医生”之称的韦理主政，但仍未见起色，这给了李嘉诚乘虚而入的机会。

李嘉诚对和记黄埔觊觎已久，并对形势作了深入的分析：作为银行，汇丰受相关法规限制，不会控制和黄太久，要想接手其所持和黄股份，必须和汇丰搞好关系;经过数次变迁，和记黄埔公众公司的特征显著，不会有家族势力狙击收购;控股结构未理顺，各股东间存在分歧，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整合者。

基于以上分析，李嘉诚对症下药，终于抓住了汇丰售股的时机，最终以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22.4%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普通股，而且暂时只付全部股价的20%即1.278亿港元。

这也就意味着，李嘉诚用1.278亿港元作订金，便成功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而彼时的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可谓以蛇吞象。

当然，李嘉诚并不只是一个巨大机会的把握者。根据公司治理学者郎咸平的分析，长江实业一直都保持稳健的财务状况，而且集团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都比同行业公司要好。正因为如此，当好的投资机会来临时，集团便比潜在竞争对手更有能力去把握机会。

对和记黄埔的收购，至今仍让李嘉诚受益良多。如今，长江实业持有和记黄埔49.97%股权。截至2010年度，和记黄埔经审核营业额约为港币3260亿港元，核心业务计有港口及相关服务、地产及酒店、零售、能源、基建、投资、电讯等业务。2012年，和记黄埔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第362位。

声誉无价

除了不断强化市值控制这样的硬实力，李嘉诚对公司信誉和形象这样的影响市值的“软实力”也颇为重视，有时甚至不惜以减少利润的方式获得。

这一点，在其参与地铁遮打站、金钟站的上盖兴建权竞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是在1977年，李嘉诚以地产为主业的长江实业刚上市没几年，在公众的心目中，长江实业的形象不过是“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买地盖房的房地产公司”。

李嘉诚暗下决心，必须改变这种形象，改变形象的方法就是进军中区地块—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

对于长江实业来说，竞标地铁物业将令其背上沉重的现金负担，预期的收益也将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依然果断出手并最终夺标，夺标意义重大，以致舆论界都称，此次中标是“长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进军中区令长江实业声誉鹊起，大得形象分。声誉能当饭吃吗?答案是肯定的—就在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物业不满一个月，汇丰银行就拍板和其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可以说，正是这次竞标奠定了其和汇丰合作的基础。

除了企业形象，企业xx尤其是私企xx的声誉对公司市值也有着莫大的影响。研究表明，特别是来自企业xx的坏消息(如接受法律调查)对公司市值的影响具有放大效应。

在这方面，李嘉诚也非常重视。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它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据《李嘉诚全传》一书记载，专栏作家兼广告业人士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大厦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洽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看起来，这又是李嘉诚的一宗异于常人之处，或许这种种“异常”的累积，正是“李超人”之所以成为商界“超人”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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