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人文科学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在西方，如果从古罗马文化算起，迄今已2000多年。随着社会、变革和需求的增加，人们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大，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老的门类被合并、融合，形成现代学院、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里的主要专门学科，如历史、宗教、文学、哲学、考古和语言学等。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古老，才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不抽象，最接近人类意识的学科。
美国建国后，随着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从事教学、研究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由于美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增多，街头暴力、青少年犯罪、城市化发展等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课题。这一时期不但使传统的人文科学，如哲学、教育学等得到发展，新兴的、边缘的人文科学也大量出现。
进入20世纪末70年代以后，伴随着一些更“软性”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人文科学已成为扩展的文化阵营的战场。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人文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局限性等问题，使一些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产生疑问，从而，在投入和重视程度上比以前有所减少，人文科学进入调整时期。在此期间，虽然美国一些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调整，但是仍然有新兴学科出现，人文科学的研究并未停滞，而是越来越多元化，功能越来越多样化，且富于政治色彩。
一哲学
美国立国以来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美国民族由不同种族的移民汇成，它的哲学善于摄取、融合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欧的文明成果。从历史上看，美国哲学长期生长在欧洲文化的边缘，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末叶才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美国哲学，则已壮大成为世界哲学舞台的主角之一。美国哲学界现拥有雄厚实力:总计哲学专业工作者达11316人，哲学刊物219份，设哲学系的高等院校有660所，哲学博士点219个。美国哲学活跃在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中，对新科技革命成果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对西方社会矛盾作出灵敏的哲学反应，大量吸纳外部世界的哲学与文化，机巧地保持、调整本国哲学传统的精神，产生了不少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学说。若不了解、研究当代美国哲学，就难以追踪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全貌。
当代美国哲学的学派林林总总，呈现出多元性，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的格局也有明显的表现。就哲学的基本态势而言，它有四个总体特点:{dy}，美国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大本营，分析哲学思潮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已演变成为学说多样、很有分歧的后分析哲学。第二，60年代以来西欧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人文哲学在美国得到广为传播、研究，形成一些注入美国文化因素的新变种。第三，实用主义曾被分析哲学挤出中心地位而局处一隅，但它作为体现美国特色的本土哲学精神，主要以渗透入分析哲学和美国化的欧陆人文哲学的方式，表现出很强的复兴势头。第四，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突出，美国哲学界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反思社会体制和道德价值体系问题，产生了一些颇有国际影响的学说。
(一) 后分析哲学
由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纪初叶创立的分析哲学，是近百年西方哲学的一大主流，它标榜自身是科学的哲学。20年代以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建立逻辑经验主义，将分析哲学运动推向高潮。30年代由于纳粹的政治迫害，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大多迁居美国，传播、发展逻辑经验主义，竟喧宾夺主，渐而取代了实用主义的主角地位。在5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由于孤立、静止地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构造，脱离人和社会文化实际，面对科技革命的冲击和内外部的各种理论批判，它趋于衰落。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对“反客为主”的逻辑经验主义采取很微妙的态度:既大力xx、抨击，又认同、吸收，并渗透进分析哲学，成为改造分析哲学的强劲思想因素。美国后分析哲学的基本特色是融入不同程度的实用主义精神，各种学说也有不同的理论取向。
哈佛大学教授蒯因(W.V.Quine)是当代美国变革分析哲学的开创者。1951年他发表短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xx逻辑经验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即严格区别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和意义证实的还原论，这震动了国际分析哲学界。他创建一种逻辑实用主义来改造分析哲学，倡导用实用主义整体经验论来动态地研究科学知识，反对分析传统中“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错误口号，重新肯定哲学本体论在科学理论建构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阐发多元真理的本体论承诺、行为主义、自然主义语言哲学、语言译不准原则等学说，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他的学说对60年代以来美国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有直接影响，在当代美国文化中也常可见他的思想印记。继他之后，围绕哲学基本问题，美国的后分析哲学表现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分化趋向。
实在论倾向的代表人物有两位。戴维森(D.H.Davidson)是蒯因的学生，他肯定蒯因的动态、整体的经验论与科学观，批评其相对主义。他探究真理论，建立实在论倾向的语言本体论和“变异一元论”，形成所谓“戴维森纲领”，在分析哲学界很有影响。其要义就是主张:科学真理以信念为经验性依据，其意义在于它们是“自然法则”，人们共有语言和信念就是共有一个客观、公共的世界图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普克(S.A.Kripke)是后起之秀，也是xx的逻辑学家，他所创建的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可能世界”学说被国际逻辑学界广为采用。他坚持一种本质主义，认为分析传统只承认先验的逻辑必然性，将经验科学命题看作只有或然性、偶然性，这是错误的，全部科学知识都是对实在事物的必然性与本质的认识；他主张“命名”即人的认识是一个社会性因果链条集体传递的过程，应当以动态的历史观点研究科学知识。
反实在论倾向的主要代表是70年代末以分析哲学叛逆者形象崛起的罗蒂(R.M.Rorty)，现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他发表《哲学和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等多部著作，倡导一种新实用主义，来融合欧陆人文哲学，根本改造分析哲学，在西方引起广泛影响。他认为以往全部哲学的主流都是以心物、主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认识论为中心，在琢磨人心的“自然之镜”中探究世界的本质、知识的基础，构造了种种“镜式哲学体系”和“基础主义”。他主张彻底打碎全部“镜式”哲学，建立实用主义的“启导哲学”，将人的全部知识和文化活动都看作适应环境的社会性行为经验、整体性语言游戏，说这样才能进入研究人类生活和文化活动全景的“革命哲学”时代。
当代美国后分析哲学的发展，促进了语言哲学、现代逻辑、认知科学理论、心智哲学等新兴分支学科的研究，形成不少有价值的新学说，它们同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往往是相关的。其中颇为突出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A.N.Chomsky)的语言哲学理论。他不属于分析哲学主流，而是独树一帜，创立生成语法理论，被公认为当代理论语言学的大师。他的学说主导了近30多年西方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对计算机理论和机器翻译等有很高的指导性应用价值。70年代以来他进而深入探究心智哲学，认为语言和心智能力是人固有的遗传禀赋。他的哲学是现代唯理主义和生物学自然主义的奇妙结合。他又是一位很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评论家，写有多部政论著作，抨击美国政府的官僚体制和霸权主义。
(二) 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及其合理性。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当代美国哲学界重视这一领域的开拓。它的基本理论倾向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在后分析哲学的直接影响下，注重运用整体论观点，紧密联系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结构。形成三个主要学派，各自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库恩(T.S.Kuhn)1962年以来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多部著作，创立历史主义学派。他也是xx的科学史家。他以丰富的史料，论述科学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为枢纽、知识积累与创新相更迭、有动态结构的历史过程。范式不是静态的逻辑图式，而是受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制约、有世界观背景的综合知识模式，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范式的变革和转换。他深受蒯因的思想影响，认为范式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物”和解决疑难的“工具”，不同的科学范式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意义全然不同的科学语言，象不同方言那样有“不可通约性”，这表现了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他的学说产生后，对国际科学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美国劳丹的“研究传统”学说、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学说修正、发展了库恩的学说，都属于这个学派。
夏佩尔(D.Shapere)教授在70年代以来发表《理由与求知》等著作，力图纠正库恩的相对主义，他建立起以马里兰大学为中心的新历史主义学派。他认为每个时代的科学形成既不相同、又互相联结的“域”(科学的门类、分支、专题)，它们在知识的进展中不断分合、演变、深化，使科学整体成为动态可变的规则系统。他批判库恩的相对主义，认为科学变革造成“域”的深刻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以“理由”的因果联系为基础的科学进步，有合理性可循。但他主张真理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科学信念的可接受性，实在论的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概念工具主义可相辅相成，这就仍然为相对主义留有余地。
70年代中期兴起的科学实在论现已成为势头强劲的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哈佛大学xx哲学家普特南(H.Putnam)。他1975年以来发表《理性、真理和历史》等多部著作，在发展美国后分析哲学中也是佼佼者，多有创见，并形成科学实在论的哲学纲领。他认为科学的语言指称实在事物，处于整体发展中的科学理论法则不断逼近实在的真理；科学认识是在主客体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科学进步有客观价值标准和重大社会功用。他指出:科学是真和善的统一，在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中已实现巨大价值，应当紧密结合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合理的价值导向，不断推进科技革命事业。90年代以来，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实用主义来研究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科学实在论现在勃发多姿，波义德、哈金、胡克及加拿大的邦格都各立新说。
当代美国的科学哲学都主张紧密联系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研究科学的发展和价值。80年代以来它促成开拓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科技是社会发展的“{dy}生产力”，科技革命正引起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化，而它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需要研究防止。这门新兴综合性科学有开阔的研究内容，包括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人文社会因素和价值导向，高新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科技和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的关系，等等。在当今美国，许多大学成立了“STS”研究机构、设立有关的教学专业和课程，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一批美国科学哲学家在开展研究“STS”的理论、历史和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种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借鉴。
(三) 欧陆人文哲学在美国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创的现象学运动，成为近百年西方哲学中和分析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主流，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等都是从中衍生出来的。欧陆人文哲学注重研究人和社会文化的价值。50年代以前美国哲学界对它反应冷淡，认为它是非科学的，甚至是胡言乱语的堆砌。6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矛盾、人的异化和文化危机问题突出，欧陆人文哲学逐步在美国扎根立足，经由法伯、蒂敏尼卡、斯皮尔伯格、考夫曼等人大力传播与研究，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中心，在大学普遍开设课程，现在已相当盛行，并且和实用主义有所融合，形成各种不同的新学说。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心理分析学说在美国则较早、较快地被接受和流行，对美国的人文社会学科深有影响。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和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院是美国研究欧陆人文哲学的重镇。
胡塞尔的美国门生法伯(M.Farber)以布法罗大学为据点，建立和他的老师分道扬镳的自然主义现象学，混和着唯物论与实用主义的思想因素。苏兹(A.Schutz)等人致力于将现象学与实用主义心理学结合来研究社会哲学。蒂敏尼卡(A.T.Tymieniecka)一派恪守xx现象学，她创办的“促进国际现象学研究所”和出版的《现象学研究年鉴》在国际哲学界颇有影响。60年代后在美国更为流行的是德国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并且涌现了一些存在哲学在美国的新变种。怀尔德(J.D.Wild,1902—1969)建立现象学的存在哲学，融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实用主义经验论，并揉合古典唯心主义的实在论，还主张用这种哲学去xx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所谓“世界”大战。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在存在哲学浓烈渲染非理性的人，认为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导致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他对西方的技术文明和高度技术化社会体制下人的异化作出犀利批判，但他将西方社会矛盾归结为技术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冲突，鼓吹发扬非理性主义的个体自由就可以xx西方文明的危机。德裔移民蒂利希(Paul Tillich)则建立一种基督教新教的存在哲学，鼓吹以“存在的勇气”也就是西方的自由价值去克服西方的精神危机，通达超越的上帝。德国的哲学解释学创立人伽达默尔、法国的现象学的解释学创立人利科以及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都曾分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70年代后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也在美国流播、盛行，但以阐发和研究为主，没有产生颇有美国特色、很有影响的新学说。
德裔犹太移民、精神分析医生弗罗姆(E.Fromm)50至70年代发表《占有还是存在》、《健全的社会》等大量著作，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社会哲学，风靡西方，有广泛的思想影响。他揉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早期xxx的异化学说，用人的内在心理本能解释社会历史的动因，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非人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和人性异化作了尖锐批判，主张通过实施人道主义伦理价值特别是弘扬爱的精神，来xx西方社会的异化根源，建立所谓人道化的健全社会。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60年代它在美国和法国兴起，80年代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这股思潮相当芜杂，在“后现代”的大口袋里纳入形形色色的学说。50年代美国的哈金等人首先兴起后现代主义文学，之后逐渐扩大成为一种哲学与社会文化思潮。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推出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被视为得“后现代”研究风气之先。他揭示由于知识与信息技术在当今社会中起有主导作用，西方社会已进入的后工业社会呈现出种种新特征；他论述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机制的断裂，提出他的文化新保守主义，主张恢复并更新传统道德，来改善西方文化，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法国有后结构主义，包括德里达的解构论，它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体中心地位，宣称“人死了”。与此相呼应，在美国有“后哲学文化”学说，它反基础主义，主张用杜威的实用主义融合欧陆人文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认为后现代文化就是多元的“后哲学文化”，真理并无客观性，而只是信念的协同性，一切后哲学文化就是多元的“后哲学文化”，真理并无客观性，而只是信念的协同性，一切后哲学文化都是应付环境的行为经验，社会文化体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哲学不再是知识的基础与中心，而只处于多元、自由的文化对话的边缘，起有评论与咨询作用。这种学说是典型的文化相对主义。美国新xxx主义者、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F.Jameson)则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认为xxx主义仍然是分析资本主义的{zj0}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实质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揭示“后现代”的特征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全球扩张性的多国化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文化是这种经济统治新趋向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表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分裂是它的基本特征。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根本矛盾并未改变，但是在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在知识地位、资本扩张、社会构成与文化形态等方面，确实出现许多新的特征与矛盾，值得深入研究，这也是我们考察后现代主义的意义所在。
(四) 社会伦理学说
社会伦理学研究双重内容:社会体制蕴含的伦理原则；同体制伦理相应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它同经济理论、政治哲学密切相关。70年代以来它已成为国际哲学界的一门显学。自由主义、个体主义与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伦理价值。由于社会基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当代美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及相应的伦理价值在不断调整，施政上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轮番更迭，而社会道德危机一直严重存在，在此背景下，当代美国哲学界重视社会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三种颇有国际影响的学说。
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Rawls)于1971年出版名著《正义论》，在西方激起巨大的反响，被誉为战后最重要的经典性理论。他的正义论实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他提出理性人选择正义原则的新社会契约论，批判西方传统的功利主义；政治上主张所谓“平等的自由原则”，以此来改善西方的立宪民主制；经济上提出“差别原则”，针对两极分化问题，主张国家通过“再分配”，使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对贫困者有所倾斜；他论述维护“正义社会”稳定的道德价值体系与道德教育，则是实用主义的道德学说。他设计“正义社会”的基本体制，实质上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设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当代新版本。他的正义论揭示了西方社会中公正与效率的冲突、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不平等的事实，论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意义与伦理道德内涵，包括较早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也“xx相容”，这些都有一定的价值或借鉴意义。
也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诺齐克(R.Nozik)于1974年发表论著《无政府状态、国家和乌托邦》，提出一种极端个体主义一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并和罗尔斯的正义论针锋相对展开论战，引起较大反响。他以自由个体主义的社会契约说论述国家起源与政府本性，提出“最小政府”说，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应当是所谓“更夫国家”，它只有保护个人权益的狭隘职能。他主张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调控经济活动，反对一切“再分配主义”，提出“资格论”的分配正义观，认为个人有资格享有生产与交换中获得的全部财富，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罗尔斯和诺齐克的两种学说之争，实质上以理论形态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施政中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放任自由主义之争。
英裔移民、杜克大学教授麦金太尔(A.MacIntyre)1981年以来推出《德性之后》等多部力作，倡导一种以德性论为依据的社群主义伦理学说，在北美和西欧都颇有声势和影响。他剖示当今西方道德危机的理论根源是近代以来情感主义(包括功利主义)和自由个体主义这两种主流伦理价值泛滥，它们抹煞了个人和社会的统一性，造成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怀疑主义盛行，使道德沦落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失去文化中心角色的作用。他强调应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的道德特别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重建社会与个人的德性，使社群(家庭、城市、国家、民族等)的价值和个体自由相统一。他设想的正义社会体制以社群优先的共同善为基本伦理原则，强化政府的调控职能，政府调节利益分配，奉行“公益政治”。这种学说接近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社群主义现已成为颇有声势的思潮，在政界、学界都在扩大影响。在北美有泰勒、华尔采、桑德尔、米勒等代表在发挥这种学说。《负责的社群》杂志1991年冬季号发表50名学者与政治家的宣言《负责的社群主义政纲:权利和责任》，它主张用这种学说指导处理当代所有的重大的社会、道德、与法律问题；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称“社群主义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
除了上述四方面的哲学思潮外，当代美国哲学在各领域也纷陈多样学说。xxx主义哲学仍在美国保持坚强的生命力，它的学术团体一直在活动，明尼苏达大学是个中心点，1998年8月在波斯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美国的xxx主义哲学团体与会者很活跃，他们注意探索前苏联解体后xxx主义的新发展。西方xxx主义在美国也有新学说，主要是分析派xxx主义和生态学xxx主义。在一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分支学科领域，如经济伦理、环境哲学与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女性主义哲学等等，当代美国哲学也很有优势和成就。关于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有关研究力量是最强的，xx大学大多设有东亚或汉学研究机构。一些美籍华裔学者在传播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方面起有重要作用，如现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是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新近注重研究中国儒学、亚洲价值观和东亚发展模式问题。美国本土的学者也日益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在波斯顿大学形成所谓“波斯顿新儒家”。中国留美的年轻学者近年已成立“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致力于沟通和研究中、西哲学，它在美国{zd0}的哲学团体“美国哲学协会”的活动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近期未来，估计当代美国哲学的基本态势不会大变，在多元化哲学的格局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会有更多的局部沟通、融合，但难以xxxx对峙状态。美国崇尚科学和经验，讲究功利性实用效益，美国哲学界会在哲学各分支学科领域加强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美国是当今西方的超级大国，它的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实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往我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偏重在西欧，对当代美国哲学只有零敲碎打的局部性研究，缺乏整体性的深入研究，学术交流的数量也不少，但缺乏有整体性、目的性的规划与部署。加强对当代美国哲学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对于我国深入追踪研究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动向，借鉴有价值的成果，以及面对全球化背景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制订相应的文化发展对策，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考古学
美国考古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隶属于人类学。它之所以没有像欧洲学术传统那样隶属于历史学，似乎是历史的偶然。美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土著印地安人，当人们从古代遗址中发现文化遗存的时候，总是自然地把这些遗存和土著印地安人的祖先联系起来。这种学术上的联系最终造就了美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长期以来，不断有考古学家论证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应该是人类学的，并且一定会为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文化，文化当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题。何为文化?泰勒(Edward B. Tylor)常被人们引用的xx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一切作为人类社会成员的人所必须的技能和习惯的共同体。”总之，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而非遗传所致。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概念，认为文化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其下部基础是技术和经济，或者说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方法。基础是社会——政治组织，或者说是人类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方法。上部基础，也就是所谓上层建筑，指意识形态，也就是人类如何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不同的学派是如何特别强调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的。
关于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强调两种方法，其一是客位研究(etic)，是以观察者为取向的，另外一种是主位研究(emic)，是以被观察者为取向的。文化客位研究是我们所熟悉的方法。人类学家常常关注他们观察到的或认为是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学者，人类学家应该对其研究的客位文化尽量抱持客观、全面和理解的态度。文化主位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方法。它研究被观察者的思想，比如他们是如何理解世界万物又是如何给它们分类的?他们行为和思想的共同准则是什么?
(一) 传统考古学
过去四五十年来，美国考古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解这些变化，必须对美国传统考古学有所认识。
长期担任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历史研究部主任的祁德(Alfred Kidder)教授，力主考古学研究理应被视为“研究史前人类的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考古学的{zg}目标应该是研究并验证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祁德的见解在美国考古学界没有遭遇多少反对，尽管如此，实际上，包括祁德本人在内的考古学家们，仍然把精力集中到陶片的分类和文化史的重建上。
20世纪上半期考古学的主要目标，是辨识各地区的主要文化类型，并把它们放置在正确的年代序列中去。与根据知觉所作的文化分类不同，关于如何建立客观科学的考古分类系统有许多讨论。比如说，麦克科恩(McKern)就归纳出明确的等级分类系统即中西部地区的分类系统。他认为文化可以被分为5个等次的层面。最小的单位是地点(或遗址)，然后依次是范围更大的类型等等单位。这些个不同单位包括一系列文化的特质。麦克科恩试图用一套类似生物学那样的明确的系统分类方法，创建一门新的科学考古学。因此，考古学家能够客观科学地确定文化的类同模式，并依此建立文化的时空框架。
很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分类与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关系不大。尽管任何一个地区的考古学的首要任务都是文化时空框架的建设，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考古学，却并没有继续寻求回答古代人类行为和文化的问题。美国大学的考古专业教育，一方面开设普通人类学的课程比如文化适应、社会组织、宗教习俗等等，另一方面学生却必须记住陶器和其他遗迹的描述方法。两者的联系实际上是很小的。
对此提出挑战的{dy}人，是哈佛大学年轻的研究生瓦特·泰勒(Walter W.Tylor)。他的充满叛逆精神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42年，6年之后以《考古学研究》的名字公开出版。他认为，已有考古学的工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他批评考古学家满足于比较文化特征的有无，考古报告关于遗存间的消长和依存关系的信息少得可怜。他推崇一种新的注重把考古遗物与其文化背景相结合的“缀合式”的研究方法。不幸的是，泰勒的批评几乎没有在美国考古学界引起多少反响。美国的考古学革命还要等待20年。
(二) 新时代的前奏
五六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经历了朝向新考古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变化，这是泰勒时代所看不到的。
首先，在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化生态研究的兴趣日益增加。四十年代后期，威利(Gordon Willey)教授在秘鲁(Viru)河谷做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聚落考古研究项目。聚落调查的中心目的是文化背景和功能的研究。也就是要回答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这个时空框架里相互联系和互为作用的。这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研究史前社会适应模式和社会组织的开始，它也同样刺激了对史前社会内部变化过程的研究和加深了对史前社会内部结构的理解。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生态——背景研究在美国考古学中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生态环境成为许多考古学研究项目试图重建古代文化环境和饮食结构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有影响的代表项目之一，就是沃德·伟德尔(Waldo R.Wedel)在美国大平原的工作。他试图把土著人民的生计活动放到大平原以前的环境特别是气候背景中去。另外一项范例是爱米尔·豪里(Emil W.Haury)在亚利桑那的文坛那洞穴(Ventana Cave)的研究项目。豪里把地质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的知识和手段，应用于其史前环境的重建研究中。
美国人类学对文化进化研究的复兴，同样激发了考古学利用考古的时间深度优势研究文化变迁的兴趣。新进化论者如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福赖德(Morton Fried)与十九世纪的文化进化论者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 。文化之间所有主要的不同点，都可以列入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不提到，类似的发展进程，也发生在欧洲。比如克拉克(J.G.D.Clark)在英国斯达卡遗址(Star Carr)的工作，就强调了生态的研究杰出的xxx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和前苏联考古学家则倾向于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后者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对中国考古学家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 新考古学
我们不认为新考古学是一个思想的学派，也许把它描述为考古学的哲学探索或思考更妥当些。新考古学本身是一个包括形形色色观点和主张的大杂烩。
宾福德(Lewis R.Binford)《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在美国考古学会主持的《美洲古物》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考古学的诞生。论文的名字激发了关于考古学的使命是人类学的或者干脆说就是文化的讨论。宾福德对文化采取系统研究的方法。他认为物质文化应该包括三种主要的功能性的范畴:技术经济的(technomic)、社会技术的(sociotechnic)和意识技术的(ideotechnic)。它们的主要功能分别在于调适环境、调节社会关系和证明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另外，风格(style)、物质文化的变异性，均贯穿于所有这些范畴的遗物中，是促进集团稳定和强化信仰、习俗和价值观的工具。宾福德强调指出当前的理论取向，对于试图进行行为的解释是不够的。新的理论必须认识遗存的三个主要范畴和它们的风格。
新考古学认为，新理论应从“科学”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应用中来。它强调不能经受检验的学说应该摒弃到科学之外。从技术上讲，实证主义同逻辑推理的假设—演绎—法则的模式密切关联。人们从实验结果得到的演绎应该被应用于产生归纳性的解释。拥有实证主义的武器，宾福德明确表示反对归纳法，因为在他看来，经验的归纳不可能推动我们走向对我们所观察事实的解释和理解，所以它是非科学的。相反，演绎法是取得科学成就的前提。科学研究的基础建立在过程本身之上。它肇始于一个想法，然后人们设法证明这个想法，{zh1}去估价这个想法。至于想法的来源，似乎并不重要。在新考古学的鼎盛时期，考古学家倾向于寻找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也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
新考古学家很快就发现，尽管他们可以从考古学的姐妹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中借来一些理论，但是他们必须建设考古学的新理论，因为史前考古学具有自身的特点。考古学是社会科学中{wy}没法直接触及人类行为信息的学科。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过去人类行为的物化。考古记录通常只是一个远非完整的过去物质文化的标本。人工制品在不同的环境中被制造、使用和废弃，它们并不平均地出现在考古记录中。考古遗址不断地被人类自身的和自然的力量所侵扰和破坏。最糟的是，当考古学家从其文化人类学同行那里寻求帮助时，他们往往很失望，因为后者的观察和记录集中在人类的实际行为而非行为的物质遗存上。考古学家必须带着问题去开展自己的民族学观察，比如某种独特的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宾福德有时候称此为中程研究(middle range research)，一般则称为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
中程理论立足于在静态的物质遗存和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联系。我们无法走回时光隧道去观察过去人类的行为。作为权宜之计，新考古学家来到依然保留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群中去观察。比如，约翰·叶伦(John Yellen)对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桑人(San)的研究，宾福德对阿拉斯加纽那米特(Nunamiut)爱斯基摩人的研究等等即是。他们试图寻找物质文化和人类行为之间明确的意义。通过这种联系，中程研究成为考古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一个建立关联的方面是关于考古记录形成过程的研究。形成过程的研究，着重在物质遗存的变形和扭曲。谢佛(Schiffer)认为，考古记录包含文化系统产生的并且经受非文化过程作用的处于静态联系的种种物质。他进而概括出两种背景(contexts):系统背景和考古背景。前者指人工制品参与行为系统的环境，后者为人工制品只与自然环境发生联系的背景。有许多文化和非文化的(自然)转化过程作用于人工制品，比如遗失、废弃、再利用、残余、不同程度的残损等等。对考古学家的挑战是去掉这些扭曲和变形，以便获得对过去人类行为的准确知识。谢佛对比并不悲观，他认为转化过程是可以预测的，因而控制这个过程的规律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关联——把考古遗址中的物质遗存或者空间关系与某些特殊类型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推测这些物质遗存是如何在现存后进社会里被制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被分配、使用和再利用的。
新考古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均变论，但却很少明确讨论过。均变论是从地质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假说。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变化过程是恒定的。中程理论和形成过程研究都是建立在均变论的假说上。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解释与考古有关的事件，比如人类向美洲的迁移，我们只需要确定与此相关的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即可。这些准则只要通过对现代人类的分析就能建立，然后再运用于考古发现的古代智人中去。相反，如果均变说不能成立，至少我们的部分努力是白费功夫。
文化的系统观促使考古学家在考古学的解释中检验系统理论。文化包含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因素，比如生计、贸易、社会组织、礼仪等等。它们相互之间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系统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将通过正面或副面的反馈影响整个系统。福兰纳里(Flannery)撰写的关于墨西哥农业的经典论文，试图从更广阔的系统背景解释采集狩猎方式的转变。欧克洒卡(Oaxaca)的史前采集狩猎者，依赖5群动植物:龙舌兰、仙人掌、螺丝豆、鹿和兔子。何时利用这些动植物，全靠季节的调控。在距今7000—4000年前，一系列基因变化发生在玉米的野生祖本上，包括颗粒的增多、棒体的增大等等。渐渐地，一个相对不被人们注意的植物成了人们采集和栽培的对象。这个变化虽然开始很小，却打破了原来互相依赖的生计系统。福兰纳里的研究指出，农业的起源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孤立的发明事件。
系统理论可以把许多变量纳入其中。与追求单打一的解释不同，系统理论更倾向于考察多种变量的相互作用。某些学者认为系统可以通过电脑模拟，因而诸变量的作用和价值可以在系统中进行实验。近年来，有人试图改进系统，把时髦的变量(fashionable variables)结合进系统中去。还有学者认为系统理论是新考古学成熟的产物，新考古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
(四) 后过程考古学
70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某些考古学家越来越感到考古学的方向有问题。新考古学的客位文化研究在对适应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上是成功的，但是却很难足够地关注意识形态的问题。以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为首的考古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认知方面(cognitive component of culture)。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团体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试图从主位文化研究的观点，也就是从被观察者的角度，研究过去的文化。最要紧的是他们声称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是意识形态。在此也须说明一下，“后过程主义”一词包含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统。事实上，许多与这个标签相关的研究最近倾向于称其为“解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解释考古学流派众多，正说明研究重点的不同。这个思潮肇始于英国剑桥大学，然后迅速在美国流行开来。
为了解过去文化的运作方式，像宾福德一样，伊恩·霍德便去研究现代文化的考古学。他奔赴东非观察现代的部族文化是如何形成为考古学文化的。他发现，要理解考古文化的模式，必须对人们的观念和信仰有所理解。因此考古学的重点从新考古学的适应和客观性转移到意识形态和主观性来。
尽管意见分歧，但是后过程考古学家仍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的信条。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把理论与资料对立起来的看法。他们认为资料永远都载负理论(theory_laden)，而不是像新考古学家所说的理论解释被观察的资料。所谓“事实”，乃是考古学家的解释。任何观察的过程都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意义。因而，解释者的经验渗透理论，我们自己的经验使解释合法化。正因为如此，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考古学家赋予的意义，总是从现代政治中来，而且总会有现代政治的共鸣。任何对过去的解释，都是政治和道德判断的混合物。
他们把个人视为能动的力量。个人和群体具有不同的期望和经验。他们能动地掌控物质文化以和社会沟通，也即在社会政治中用不同的方式利用物质文化。社会通过物质世界的安排得以产生和再生。正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文化形式之间才得以结合。这有别于系统理论，后者认为个人在系统中是微不足道的、被动的。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他们认为，任何对过去的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假如没有把这个独特文化的历史考虑进去的话。社会变化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受背景(contextual)和文化特殊性(cultural particularity)的制约。比如，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物质分类方式，我们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一个一个来。这与新考古学的均变论假说是对立的，在后者看来，过去就是过去，时代先后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对后过程考古学来说，考古学的灵魂和特征是背景。一种物质文化因素的实际意义，因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使用情况而不同。我们只有通过观察人工制品的背景而获得不同的意义。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主要成就，也许表现在性别考古学(genderarchaeology)或女权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领域。女权主义考古学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与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如果接受考古学的解释是政治判断的意见，那么所谓女权主义考古学这个术语无疑是恰当的。相反，性别考古学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产物，女权主义考古学试图寻找妇女受压制的历史根源。考古学文献中充满了男性中心的偏见，因为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男性，他们没有反省地把现代和西方的性别结构投射到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去，并视为恒定和理所当然。所谓恒定，是说性别结构与文化动力没有关系；一切受生物学的规律支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批判考古学家的男性中心观。尽管如此，这些工作并没有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多少贡献。他们也没有指出该做什么、怎样做。这是因为系统理论和过程考古学关注大的发展过程，而不理会局部的和内部的结构原则(structuring principles)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后过程考古学的建立，女权主义考古学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用来系统地批评考古学中的男性中心观，同时也得到建设性别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灵感。根据后过程考古学，科学本身也是主观的。世界上没有脱离科学家影子的知识。所以现在女权主义考古学家可以自由地构建性别考古学的框架。首先，他们抛弃了生物学规律的决定论。其次，性别包含了社会原初的结构原则。第三，性别是背景和特殊历史构成的一个变量。从已经出版的论著和会议来看，性别考古学是目前美国考古学中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
(五) 结论与展望
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区别是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定义文化以及如何研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其他学术领域常常看到的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个争论的本身昭示美国考古学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它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回头看半个世纪以前的美国考古学，目前的它显然更成熟。传统考古学专注于类型学的研究和文化史的建构，显得相当沉闷。与此相反，当代考古学研究创造物质遗存的人类——比如人类是如何适应自然环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如何思想的?等等。
考古学科的成熟也可以从当代考古学家如何设计他们的研究项目中得以体现。不论他们的理论趋向如何，严肃的研究设计和分析计划，无论是申请基金或是申请学位，都是必须的。所有的假说和假设都必须明确申明。概念的使用必须是可行的。比如，人口压力常常用于复杂社会起源的模式中，但是我们怎样在田野工作中统计人口?
美国考古学并不是铁板一块。尽管我们认识到美国考古学更倾向于对适应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但是不同的声音并不少见。比如xx新考古学家詹姆士·笛茨(James Deetz)，就倾力于研究塑造新英格兰地区房屋结构的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的重建问题 。
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争论，警示在考古学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一方面考古学不可能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另一方面把它视为人文科学，又对它的发展没有益处。这大概就是把它算作社会科学的理由吧!美国考古学的未来，是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并存。它们是认知的不同系统:科学的和人文的。考古学将一方面变得更多元化，另一方面有更多的整合。考古学家的目标和结论更趋近，但是却可能使用不同的手段达到这一点。
三文学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是对刘易士本人的文学成就的承认，也是对美国文学的成就的承认。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致词中说，“辛克莱·刘易士是一个美国人。他用一种新的语言——美语——写作，他是创造了新的伟大的美国文学的1亿2千万人的代表之一。”在辛克莱·刘易士之后，尤金·奥尼尔(1936)、赛珍珠(1938)、T·S·爱略特(1948)、福克纳(1949)、海明威(1954)、斯坦贝克(1962)、索尔·贝娄(1976)、辛格(1978)、米洛什(1980)、托尼·莫里森(1993)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创造新的美国文学的过程中，美国作家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事业。自马克·吐温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才华横溢的美国作家不懈努力，实现了如爱默生所期望的使美国文学“本土化”，并走上了世界舞台。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在美国和欧洲被广泛阅读；到50年代，被翻译成了包括阿拉伯文、希伯莱文和日文在内的外国语言。美国文学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这是任何另一种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美国作家以他们所创造的文学本身的魅力达到{swql}的辉煌。
(一) 50年代:垮掉的一代
1945年，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胜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虽然美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繁荣，成为购物者的天堂，但它也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繁荣带来尖锐的紧张与分裂。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社会学家加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美国困境》中所指出的美国民主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并认识到这种不平等对民主的挑战。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社会批评。在50年代，这种社会批评仍然集中在中产阶级的白人群中，他们虽然有牢骚、不满，但他们居住在郊区过着富足的生活，享受着美国消费的繁荣。他们忧虑的是富足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损害与弊端，商业公司的非人化结构可能给个人自由带来的威胁。不管怎么样，在50年代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社会与生活发生了迅速的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生活随着大众社会或大众化的来临而趋于一致，另一方面，社会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社会中各社团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对峙日益尖锐。美国社会越来越追求工业与政府的理性化，追求机构与公司的宏大规模与非人化，用科学的方法对个人、家庭和社团生活的传统方式进行省视。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即现代化运动。但在美国社会中还存在一股逆流，即反现代主义的潮流，反对现代的思想。认为，大政府，大公司，大劳工组织——这些现代方式令人厌恶，是一种非人化的威胁，而传统的方式更好，更健康，更美国化。同时，出现了代沟的思想。时髦的年轻人反对顽固、保守的老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理性的思想要求对公共的和个人的生活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个进程只是由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二次世界大战而停顿下来。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放弃了关于性的斯文传统态度，放弃了对小镇价值的崇尚；现代化进程由于电子媒体和由此而产生的流行文化而加速了。20年代是美国大众文化的{dy}个时期，大众文化的概念影响了战后关于社会与文化的思想，关于个人、灵魂和上帝的思想。美国知识份子的演变正是造成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他们对自身及其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美国社会中至少有两个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知识份子参与进美国社会的正统体制之中，特别是政府、大学和媒体；另一方面，激进的知识份子对这种知识份子与正统体制同化的过程不满，他们惧怕这种同化会使个人失去自主和独立性，惧怕由于社会接受了知识分子，给以地位与物质的福利，知识份子会丧失他们赖以存在的理性基础——即对社会的怀疑与批判。他们认为异化有可能促使创作繁荣，异化思想实际上孕育了现代艺术、文学和思想。1952年《党派评论》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名为“一个国家与一个文化”。25位xx的知识份子——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应邀赴会。他们讨论的主题为“现在美国知识份子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美国和美国的体制。”会议主持人认为，美国一直被认为与艺术、文化和独立思考为敌。但是，战后，特别是30年代许多知识份子从左倾转向右倾之后，“潮流变了，许多作家、知识分子和美国以及美国文化更靠近了。”“美国民主有一种内在的积极的价值，俄国极权主义威胁统治世界面前，它是{wy}可能的选择。”在会上，除了欧文·豪、诺曼·梅勒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以外，都同意主办人的意见，认为对于思想来说，总的条件得到改善，除了“大众文化”本身以外已没有什么主要的社会问题。他们担忧群众“政治统治”有可能给知识分子造成一种障碍，大众文化将艺术变成商品，将一切不与流行模式认同的东西排除在外，这将直接威胁高雅文化的延续。
在50年代这样的人文与文化背景下，在美国产生了以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文化浪潮。在文学上，最典型的代表是J·D·塞林格、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塞林格和克鲁亚克，与其说具有文学的价值，还不如说具有社会文化的价值。它们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情绪以及美国社会可能的发展动向。垮掉的一代的诗人、所谓鄙德诗人金斯伯格的《嚎叫》，使他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
(二) 黑色幽默
60年代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静的时期。发生了学生的反战运动，黑人要求民权的运动。在文化上，出现了嬉皮士和反文化运动。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5年，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罗伯脱·肯尼迪在1968年被暗杀。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辞职。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文化性的。它们大部分与美国的文化言语有关。它使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选择，改善了少数种族的处境，使妇女问题，如性别歧视，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的文化与理智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59年出版了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的《裸体的午餐》，这标志着一个新的美国文学时期。在6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如威廉·巴罗斯、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约翰·巴思(John Barth)、里查德·布劳蒂根(Richard Brautigan)、汤玛斯·品钦(Thomas Pynchon)、伊斯梅尔·里德(Ishmael Reed)、杰捷·考辛斯基(Jerzy Kosinski)、威廉·加斯(William Gass)、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他们是一群被称为后现代的作家。他们反对现代主义，向传统的写作方法挑战，即向描述的成份和表述社会现实和语言的倾向挑战，向意识流、内心独白和心理分析挑战。他们构成了一种新小说的倾向，虽然他们人各相异，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指导原则，但他们向批评家的理性分析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出现了黑色幽默，成为美国文学的一支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为约瑟夫·海勒、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汤玛斯·品钦、约翰·巴思和唐纳德·巴塞尔姆。黑色幽默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部分。黑色幽默的小说和美国现实以及美国历史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怀疑主义。它旨在填补主流言语和个人言语之间由于含糊不清而造成的语言隔阂。当历史言语作为语言被窜改，一切便变得异常可笑。黑色幽默的作家对美国的主流言语，甚至历史言语加以嘲弄和揶揄。虽然他们作品的句法仍然是惯用的句法，叙述是转喻性的，但他们作品的主题异常勇敢，甚至可以称之为反现实主义的。虽然他们仍然认为讲故事的原则不可废除，但他们的叙述支离破碎，互不关联，充满了讥诮，仿佛生活本身，甚至死亡，都是由荒诞决定的。在他们的小说中，历史和个人是一个巨大的集体的笑料的两面，而文本本身则显示这两面之间的荒诞的关系。在60年代的小说中，作者唾弃描摹历史和个人，并不提供任何建议和主张，只是描摹事实，在他们的笔下，现实只是一个欺骗性的口语网络。变换现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只是将一种象征性体系置换成另一种象征性体系而已，将一种幻想置换成另一种幻想而已。哈利·肖将黑色幽默称之为黑色喜剧，认为它是一种变态的，甚至是病态的幽默，因为它与当代社会采取不相容的态度。黑色幽默把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对倒行逆施、暴行、不公和不幸，象丑角一样耸一下肩膀，一笑了之。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一反亨利·詹姆斯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而以“反小说”“反现实”出现，这是对亨利·詹姆斯的文艺理论的一个反动。他们企图在新的时代中探索新的创作手法，提出新的美学观念，探索新的美学价值。黑色幽默把调子定在精神行将崩溃的破裂点上，一旦达到这一点，痛苦、忧虑、焦燥便演变成一种怪异的喜剧。
(三) 存在主义，自然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埃德蒙·富勒在1958年的一篇论文《现代小说中的人》中认为，在战后一代重要作家，诸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ter)、索尔·贝娄(Saul Bellow)、贝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形象就是在大众社会中个人在哲学的和社会的异化中瓦解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人被讽谕性地描述为一个偶然的生物事件，无能，生活中没有目标，没有任何的意义；人的独创性被否定了或者被压抑了。人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宇宙之中。伊哈勃·哈桑在《激进的天真》(1961)中认为，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主要精神就是一种“激进的发现”。战后的文学造就了一种新的形象，“极端，冲动，无政府主义，观点模棱两可”，他们拒绝接受现实。马库斯·克莱因在《异化之后》(1964)中认为，曾经作为现代主义特征的异化的自我的形象在战后的美国小说中得到了矫正，其总的精神是期望超越异化而达到一个新的形式的调和，这种形式是喜剧性的，常常是荒诞的。纳桑·A·斯各特在《三个美国道德家》中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诺曼·梅勒、索尔·贝娄和文艺批评家利昂奈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身上，认为战后的文化战斗(Kulturkampf)和谨慎的时代给小说带来一种新的道德重心，通过给文化赋以道德的动力来克服绝望和粗暴。
战后，萨特的存在主义传到了北美，使美国作家开始认真思考个人以及个人与宇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萨特宣布存在先于本质，没有上帝，也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xx自由的，xx可以自我设计。正是这种自我设计的责任感使人感到焦虑和恐惧。美国战后的一代作家，特别是诺曼·梅勒，在战后发展了一种包含存在主义和荒诞色彩的新现实主义。
威廉·福克纳在1944年写的一封信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写作来说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这场战争直接打断了年轻的或者年长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索尔·贝娄参加了商船队，约翰·契弗和诺曼·梅勒则参加了美军，海明威再一次当上了战地记者。福克纳则因生计无着，前往好莱坞编剧(《北方追纵》、《戴高乐的故事》)。战争使一切与战事无关的事情，特别是文学，中止了。然而，战争一结束，文学就复苏了。关于战争的题材从40年代后期一直绵延到70年代。其中包括约翰·赫西(John Hessey)的《广岛》(1946)、詹姆斯·戈尔德·科曾斯(James Gold Cozzens)的《仪仗队》(1948)、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赫曼·沃克的《凯因号哗变》(1951)、汤玛斯·伯杰(Thomas Berger)的《在柏林发疯》(1958)、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1961)和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于作家的敏感受到刺激而创作的，它们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反现实”。{dy}次世界大战之后，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等“迷惘的一代”在描写战争的小说中充满了失望感，但是，在40、50、60和70年代作家关于战争的作品中却没有这种失望感。尽管战争造成了伤亡和损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在他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团结的根子。
在这一批作家中和战后文化保持最密切关系的并有影响的便应是诺曼·梅勒了。他期望成为年轻一代的海明威，写作《裸者与死者》(1948)，基本上是模仿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对于多斯·帕索斯的文学形式改变不大。直到他发表《性的囚犯》(1971)，他在多斯·帕索斯的自然主义、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的宿命主义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神秘的自然的节奏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海明威笔下的与世隔绝的作家主人公在梅勒的作品中变成了文化风潮中的风信鸡；他们成为梅勒将现代主义的优雅和自然主义的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中心点。
索尔·贝娄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可以说，他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最杰出的。他获得1954，1965，1971年全美图书奖，1976年成为第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贝娄的作品反映了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潮流的一种混合。贝娄曾经说过，“我想，无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每一位现代作家都有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现代主义的主张。”贝娄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反英雄。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传统的英雄形象让位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反英雄形象。贝娄的约瑟夫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含义，他的作品内容十分丰富。
欧文·豪认为，美国在战后出现了大众社会的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在战后出现的美国重要的作家中，除了诺曼·梅勒、索尔·贝娄、赖特·莫里斯、J.D.塞林格、奈尔逊·艾格伦、赫伯特·戈尔德之外，便是贝纳德·马拉默德了。他作品的主题是寻求新生活，描写下层犹太人的苦难和中产阶级犹太人的苦闷。他在作品和风格上是一个特别看重犹太特性的作家，是美国犹太作家群中的一位佼佼者。马拉默德的《自然之子》、《伙计》和《魔桶》中的短篇小说描述的都是20世纪中期的社会风俗，他的写作风格让人感到不合时宜。它们的基调是训诫性的，它们顺应个人的欲望，它们大量运用意第绪方言，它们崇尚犹太—基督团结，它们不断引用T.S.艾略特、瓦格纳和《xx》；这些都是注重象征主义和正统时代的思维特点。马拉默德不愿给他的小说以快乐的结尾。这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并成为一位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作家的便是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厄普代克的小说关注的便是他所说的三大秘密:xx，宗教和艺术。他被认为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描写复杂的xx态度和生活冲突最出色的。他善于到新的文学空间中去探索，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其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的纯洁与专一性恰成对照。他并不将他的小说专注于某一个地区。与同时代的战后作家相比，厄普代克更注意进行文学试验，他试验不同的文学形式。他不用梅勒式的直接的“我”，而运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述。通过他思考xx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厄普代克的洞察力和敏感是杰出的。有的批评家认为，他的文体异常xx，有一种画家般的美学效果。在厄普代克的所有文学成就中，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便是他的《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1971)、《兔子富了》(1981)和《兔子安息》(1990)。
和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一样，关注中产阶级精神生活的还有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他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疾患十分熟悉，写那种神经兮兮的样子入木三分。他对中产阶级的心理描写与索尔·贝娄的不同。他在鞭挞他们的怪癖时，带有几分讽刺，不象索尔·贝娄那么哲理与深沉，如《自我矫正》。《华普肖一家》、《华普肖丑闻》显示出契弗作为幽默家的辛辣、诙谐、睿智的构思以及作为文体家的优美、凝重、生动的文笔。《猎鹰者监狱》表面上作家描写的是一座美国监狱，娓娓道来监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种种污秽的、怪诞的、几乎荒唐的事件，实质上他是在描写人生，描写美国社会。小说从他对于囚禁的这种哲学理解出发，在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梦、幻觉回忆来展示小说的主题。正如约翰·厄普代克所评论的:“在美国当代小说家中没有人能与约翰·契弗匹敌的。”
(四) 南方文学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南方文学就充满了一种历史感，失败感与痛苦感，南方作家用南方特有的语言和风俗创造了一幅幅独特的充满对土地、人民和家庭的爱的图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的文学题材不再时兴了，美国小说开始寻索个人的存在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南方小说家必须面对一种新的不再是历史的存在的意义。南方作家竭力xx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失衡。在战后，美国南方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仍然是威廉·福克纳。他的巨人般的身影始终笼罩着南方文坛。但无庸讳言，他的创造力在战后衰退了。在60年代就有南方作家华卡·帕西(Walker Percy)提出南方文学要从福克纳的魔影中走出来。和福克纳齐名的南方作家还有罗伯脱·潘·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这三位作家的文学生涯都代表了南方小说连绵不断地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在战后，代表南方文学的主要是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华卡·帕西、卡森·史密斯·麦卡勒斯(Carson Smith McCullers)、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
和福克纳试图在人的神话与现代历史之间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关系成对照的便是罗伯脱·潘思·华伦了。他著有小说《夜的骑士》(1939)、《在天国的门口》(1943)、《普天之下皆为王臣》(1946)、《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安琪儿们》(1955)、《塌陷》(1955)、《荒野》(1961)、《洪水》(1964)、《到绿莹莹的幽谷来与我相会》(1971)、《一定要去的地方》(1976)。他在小说、诗歌和评论三个领域均有建树，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作家。他努力发现个人和美国历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代表个人解放的启蒙思想，但同时，他又从xx的角度对个人和历史进行阐释。在他的世界观中，基本上是遵循希伯来教和基督教教义的。他把现代历史的文学神话看作是美国历史中的个人的经验，他真切地意识到民族的自我身份源自一种抽象的承诺，一种相信个人自由、平等和福祉的思想。他相信对于美国自我身份的探求在南方个人的历史境遇中具有其最复杂和最集中的含意。他通过南方虚构的人物描写这种美国个人的道德的与精神的探求。在华伦的小说中，他一直在思考暴力、自我、权力、罪恶感、责任感等等。对于他的人物来说，历史仅仅意味着发生过的事，来去无纵——这就是历史。他的充满哲理的作品的主调就是“寻找自我”，他笔下的人物在历史中选择，具有非常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
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大部分以她居住的地区为背景。她观察敏锐，她曾经说过她的想象一般总是富有视觉感的。她熟悉当地的民间语言，有高超的描写细节的才能。她认为我们“至少可以诚实地、竭尽全力地写作。她直率地暴露缺点，但在暴露之中不带有任何的不悦或愤懑，显得极为平和而富有诚朴的幽默感，作品《跑街之死》(1936)；小说集《绿帘和其他小说》(1941)、《大网》；长篇小说《强盗新郎》(1942)、《三角洲的婚礼》(1947)、《庞德的心》(1954)、《乐观者的女儿》(1972)；评论集《小说中的位置》(1957)和《小说之眼》(1977)；《尤多拉·韦尔蒂小说集》(1980)等代表作品都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诚如她自己所说:“总的来说，我的小说反映了我开始涉猎文学创作的经济萧条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一段生活。”“它们反映了在密西西比生活的人们的不安、惶惑、痛苦和颓唐。”
南方文学的作家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注重描写南方小镇生活的奇风异俗，描写人们怪诞的行为，仿佛南方的气候会使人们变得更为荒唐不经似的。他们和黑人的关系也是亲密的，这是美国的北方人所不易理解的。在南方作家的伤口中不难找到许多黑人生活和风俗的痕迹，甚至可以找到关于黑人巫术信仰的描写。他们不屑描写现实，而总是缅怀过去，沉浸于回忆之中。但是，对于韦尔蒂，虽然早期作品也曾经有过这种倾向，但她的大部分作品是描写南方现实的。有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称她的作品为“美国民族的纪念碑”，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晚于尤多拉·韦尔蒂但与之齐名的便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慧血》(1952)、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1955)、《强暴者夺走了它》(1960)、短篇小说集《汇合》(1965)、《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全集》(1971)。她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但她的作品却从来不局限于一个地方；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但她的作品的题材和人物都生活于南方新教xx带；如是一个病人，但她却如一个xx小说家一样的冷峻，没有一点多愁善感的味道。她的文学专注于暴力和喜剧性，这种专注是植根于对宗教与美学的信念。她以非常冷峻的态度观察人生，观察那些“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她通过恶毒与施虐淫描写暴力的冷幽默。她作为一个南方人和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写作，描写一个与现代社会对立的原教旨主义的、顽固的、落后的南方，这个南方不仅输给了世俗的北方，也输给了它自己。奥康纳笔下的人物都是异化的人，与自己、与读者，甚至与奥康纳本人也是疏离的。他们与自由主义的、世俗的、道德的世界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距离。奥康诺的文学成就就在于她在宗教、道德与艺术之间重建了一种有机的关系，你只有在南方文学中才有可能发现这种关系。
在二次大战后的南方作家中还有华卡·帕西，他与奥康诺一样，对宗教问题特别关注。他写有长篇小说《看电影的人》(1961)、《{zh1}的绅士》(1966)、《废墟里的爱》(1971)、《朗斯洛》(1977)和《第二次来临》(1980)。他将他的文学注意力从古老的南方历史传统转向“新南方”，也即后现代社会的市中心和商业区。
一般批评家认为，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与福克纳、华伦是美国南方文学中的三个重要小说家。他著有《躺在黑暗中》(1951)、《烧掉这所房子》(1960)、《纳特·特纳的自白》(1967)、《索菲的选择》(1979)，等。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dy}个阶段，也探索美国南方社会；在第二阶段，他宣称“南方作家现在必须脱掉沼泽与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他把注意力转向整个美国社会以及如何在这个社会中保持人性的完整。在《苏菲的选择》中，斯泰伦扩大了他的视野，把场景从南方移到了纽约。他从探讨人沦为非人进而探讨人沦为非人的{zj2}的原因是什么。他认为，这{zj2}的原因便是人性的邪恶。他在小说卷首引了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罗的话:“我探索灵魂中那本质的部分，{jd1}恶在那儿与友爱相抗衡。”波兰裔移民索菲与纳森恋爱。索菲把纳森看成是她的拯救者。然而，纳森却不断地折磨她。拯救者最终成为毁灭者。斯泰伦认为，世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在上帝，而在每一个活着的人，因为人类背弃了上帝。背弃上帝其结果就是被黑暗所镇服。
(五) 黑人文学
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已出现了黑人小说家保罗·劳伦斯·顿巴尔和查尔斯·瓦特尔·契斯纳特。继后出现一批颇有成就的黑人批评家和学者如杜波伊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涌现一批有才华的黑人作家，他们进入文坛增加了美国文学界的力量，有些作家为激进的黑人运动带来了生气。纽约的哈莱姆成为黑人作家的神经中枢和朝圣地，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被称之为“哈莱姆复兴”的时期。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兰斯敦·休士、克洛德·麦凯等人的诗作{dy}次歌吟了黑人的记忆和经验。1940年春天，里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出版。小说描写一个芝加哥黑人向社会秩序对抗的故事，震动了美国读书界和文学界。
批评家认为，在美国文学中，这是一部足可以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媲美的小说。在1952年春，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出版《无形人》。这部小说受到马尔罗和T.S.爱略特的影响。艾里森从马尔罗那里懂得了将文学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技巧，从T.S.爱略特那里学到了节奏与暗谕。小说的艺术力量以及它对世界的表述使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艾里森和福克纳以及华伦一样在使他的小说充满愤怒方面非常杰出的。他的作品无情地嘲笑美国人的复杂的命运。艾里森在《无形人》中对黑人经验进行了入木三分的生动的描写。小说中充满了关于美国黑人习俗、俚语、习语的描写，构成了黑人生活的一幅栩栩如生的图景。他在小说中还写了许多黑人的民歌。他认为黑人民歌最能表达黑人经验和黑人的视野的复杂性。作家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显示了他的才能和高超的技巧；一切都安排得那样恰到好处，那样优裕自如。艾里森对黑人生活的了解和爱。他坚信文学和音乐一样只有通过发现与黑人生活复杂性相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捕捉到黑人生活的革命性含意。他发现的这种手法就是社会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达尔莫·施瓦茨认为，“只要这样一部作品能写出来，……现实就不会是虚假的(请听!听!)。”自从福克纳以来，只有艾里森的小说在美国文学中拥有这样不容置疑的地位。
在《无形人》出版的第二年，詹姆斯·鲍德温发表长篇小说《到高山上去宣布》(1953)。这部小说的发表无可辩驳地宣称美国黑人作家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小说家、散文家、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他提的问题每每带有十分强烈的道德选择色彩。他描写有争议的话题，提出关于种族、政治、性和爱情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人的痛苦与欢乐有关。鲍德温一直把写作或者说艺术看成是一种公共的行为。鲍特温对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在鲍德温的小说和散文中，他一直十分关注美国社会中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不公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接受过去的历史现实是十分重要的，即使过去的历史让人十分痛苦。他说，“接受过去——接受历史——并不等于溺死在过去或历史之中，而是学会怎么利用它。”在他的作品中，宗教是加深压迫的力量，而艺术则帮助人们相互沟通。和艺术一样，爱情在鲍特温的作品中是一个解放的力量。虽然有些批评家认为鲍特温战斗性不够，但他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发出了有力的声音，他警告美国白人可能会发生种族动乱，同时也警告美国黑人在种族的仇恨方面不要走到自我毁灭的另一极端。他认为，美国人的复杂的命运使20世纪的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生活无法分割开来。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杰出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是继赖特和艾里森之后最负盛名的黑人作家。她在作品中探索黑人成长的故事，探索黑人的原始主义，探索“失去的天真”给黑人带来的痛苦和失望。她继承了福克纳的文学传统，运用现代派技巧，在作品中描写黑人民间故事和传说，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成为独特的富有黑人民族文学气息的文学。她的作品揭示了在一个疯狂的社会中黑人，特别是黑种女人，所受到了极大的精神的压力和痛苦。它们描述了一个无法逃避的世界的袭击和伤害，这种袭击和伤害使黑种女人几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真实的自我。她著有小说《最蓝的眼晴》(1969)、《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子》(1981)、《娇女》(1987)和《爵士乐》(1992)。她以对黑人生活观察细腻，语言简洁，充满激情而著称。199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7年莫里森发表小说《天堂》。这是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dy}部小说。《天堂》是莫里森定的{zh0}的小说。这部小说反映了她对人类文明、对爱和对神的理性的思考。
四语言学
(一) 历史的演变
美国的语言学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最早揭开美国语言学序幕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辉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他的代表作是《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nage,1867)和《语言的生命和生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1875)。他致力于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他主张语言学应该以经验的概括为基础，采用归纳法说明语言的现状和过去。他反对毫无根据的假说和经不起推敲的演绎，具有显明的经验主义的倾向。在语言描写中他重视语言现象的分类和排列，把语言成分出现的“位置”(position)看作是形式的重要特征。然而这些观点还不是系统的和成熟的。同时，在他的论著中还表现出长于理论性的欧洲传统。辉特尼是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先驱和揭幕人。此后，美国语言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1)鲍阿斯(F.Boas)和萨丕尔(E.Sapir)时期(1911—1932)。
这个时期也可以叫做“人类语言学”时期。鲍阿斯(1858—1942)是一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他在调查美洲印地安人时也同时调查他们的语言，因为语言学、生物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于种族的分类。1911年美国学者集体编写了《美洲印地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lndian Languages)。这本书的序言是鲍阿斯写的。它标志着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诞生。他提出了这样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它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对语言学家来说，研究每种语言的特殊的结构是分析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描写的本身就是目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了解某个社会的文化的{dy}步。鲍阿斯这篇“序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指明了描写语言学的道路，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
萨丕尔(1884—1939)从1904年开始就沿着鲍阿斯开辟的道路研究美洲的印地安语。他的《语言论》(Language)于1921年出版，他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他也主要是为人类学而研究语言。他的基本观点是种族、文化和语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要求人们重视针对具体语言进行描写的必要性，不过他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手续。从萨丕尔以后，美国语言学进入了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历史时期。
(2)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时期(1933—1950)。
这个时期也可以叫做“结构主义时期”。在美国是描写语言学正式形成和繁荣昌盛的时期。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布龙菲尔德(1887—1949)。他的代表作是《语言论》(Language,1933)。这本书被当时的美国语言学者奉为“xx”。他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基础是行为主义。因此，他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刺激和反应的行为。他反对心灵主义(mentalism)，主张机械主义(machanism)，语言学家只管语言符号，没有能力去管心理学或生理学的问题。他在方法论和分析手续方面对美国描写语言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使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终于独树一帜地在美国建立起来了。布龙菲尔德的学说在我国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方法，特别是注重语言成分在结构中位置的分布，以及重视形式的特征。他的《语言论》被商务印书馆列为经典学术著作，经常被人引用。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语言学家很有影响，他就是海里斯(Z.S.Harris,1909—)，他的代表作是《结构语言学的方法》(Methods in Stautural Linguistics,1951)。他的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后布龙菲尔德时期语言学(Post-Bloomfieldian Linguistics)的象征和转折点。这个时期，美国描写语言学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把“分布”(distribution)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主要依据。因此，后人称之为“分布主义”(distributionism)。他据此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分析手续。这种方法在我国语言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结构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霍凯特(Charles Hockett,1916—)，派克(Kenneth L.Pike,1912—)，弗里斯(C.C.Fries,1887—1967)，奈达(Eugene A.Nida,1914—)等人。
在此特别值得提下一赵元任先生。他在1934年写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The Non_uniqueness of Phonern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被认为是音位学的一篇经典文献。他在方言研究、语音学和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3)乔姆斯基(N.Chomsky)时期(1957—)
20世纪50年代的下半叶，美国语言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它猛烈地冲击了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学说的xx人员乔姆斯基(1928—)。他的学说叫做“转换一生成语法”(f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它揭开了美国语言学新的一页。
如果把转换生成语法跟美国结构主义语音学比较，人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八点不同之处:
①它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这跟结构主义的经验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②先天论。乔姆斯基假设人类具有一种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guisition device)。正因为人类具有这一机制才能够生成并理解语言。美国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是习惯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这显然不同于乔姆斯基的观点。
③演绎的方法。结构主义采用归纳法，他们根据收集到的语料(corpus)进行描写。乔姆斯基先有工作假设，然后采用逻辑的数学的方法，根据他制定的模式和规则，推导出各种语言的表达形式。
④强调解决力。结构主义主要着眼于对语言素材的描写。乔姆斯基认为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的语言现象和能力作出解释。解释力的大小是衡量语言理论强弱的主要标准。
⑤形式化。结构主义重视对语言材料的实质的分析，转换生成语法象数学那样运用一些公理和公式，高度形式化地进行描述或论证。它重视类型(type)而不仅仅是实例(token)。
⑥重视语言能力。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他认为语言研究不能只研究语言行为，而应该深入研究语言能力。生成语法的理论就是要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因此，他认为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更广泛一些说，语言学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他把语言研究和认知的研究结合起来。这跟结构主义在根本的目的上也不同。
⑦强生成力。结构主义的短语结构语法也有生成力，但较弱。生成语法不仅能生成深层结构，还能从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所以它的生成力很强，而且可以说明语言结构动态的变换。
⑧重视共性。结构主义着眼于具体语言，对语言作个性的描写。生成语法重视语言的普遍现象和规律，注重语言的共性。
乔姆斯基的学说从1957年至今已经历了五次重大的修正，这五个阶段如下:
{dy}个阶段(1957—1965)。
这一阶段的学说以《语法结构》(Syntactic Struotures,1957)为代表。它的特点是不考虑语义。
第二个阶段(1965—1972)。
这个阶段以《语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5)为代表。乔姆斯基把它称作“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在这一阶段，他认为深层结构决定语义。
第三个阶段(1972—1982)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1972,被称作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扩展的标准理论”)和《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1977，被称作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这一阶段{zd0}的变化就是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机构上，由此得出逻辑形式表达。
第四个阶段(1982—1992)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支配的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1982)。这一阶段的主要补充是在规则系统之外增加了原则系统。
第五个阶段(1993—)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语言理论的最简方案》(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1993)。这一阶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是，(a)扩大了词库(lexicon)，其中增加了语音和语法的信息，(b)以“计算”(computation)代替了句法中的 “转换”等。
乔姆斯基学说的以上五个阶段实际上是他设计的五个语言理论的模式。他主要是为了解释人类大脑中语言机制(a faculty of language)的组织和运作的程序。最根本的问题是回答人类怎么能生成和理解语言。因此，他的学说不仅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尤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也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有了他的学说，语言学对语言的心理要素和特征的研究成了人们注意的焦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个阶段的划分是美国语言学百年发展的主要线索；各个阶段除了主流，还有其它一些支流。例如在结构主义时期也还有人继续进行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在乔姆斯基时期，结构主义也还有人在继续研究，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或者说属于客观研究方面，也就是把语言置于时间、空间和社会中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首先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心理语言学跟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人们往往联系听说和阅读进行研究。语言习得的研究直接跟乔姆斯基的理论基础有关(如“语言习得机制”的假设)。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之一是跟语言病理学(speech pathology)相结合，如1973年古德格拉斯(H.Gcodglass)和布龙姆斯坦在(S.Blumstein)合著的《心理语言学和失语症》(Psycholinguistics and Aphasia)，1977年莫顿(J.Morton)和马歇尔(J.C.Marshall)合写的《心理语言学》:发展的和病理学的》(Psycholinguistics: developmental and pathological)。另一个显著的发展是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已从心理语言学中分立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还有“实验心理语言学”，如格拉克伯(S.Gluckeberg和丹克斯(J.H.Danks)于1975年合著的《实验心理学引论》(Experimental Psycholinguistics:and lntroduction)。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社会变体。他们把各种变体都看成是一种系统。拉波夫(W.Labor)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语言社会变体的方法。这个领域中的双语现象(bilingualism)也是人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当然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也是重要的方面，其中包括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等。
在微观研究中，新兴的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也令人瞩目。
(二) 未来的展望
二十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在美国是主流派，到了下半叶，生成语法替代了它的位置。随着认识科学(cognitive science)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基于认知的语言研究也开始兴起。实际上，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也是基于认知主义的，不过他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语言学。目前最引人注目的认知语言学的代表人是兰格克(Ronald W.Langacker)。他在1976年就提出了“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以后在1987和1991年先后出版了他的名著《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此外，戴浩一和谢信一的“组成认知语体”(Compositional Cognitive Grammar)也正在成长。兰格克注重概念，戴、谢二人注重语言信息传递的功能。认知语法有三条基本假设:(1)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语言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2)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它和词汇都是约定俗成的象征系统(symbolic system)，句法分析不能脱离语义。(3)语义不等于真值条件。语义要参照知识系统。语义也就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兰格克认为语言是认知实体。他不同意乔姆斯基把语言知识看成是能生成的内在语法。所谓语言能力也就是掌握语言习俗。他十分重视语言符号的象征功能，主要运用，“隐喻”(metaphor)和“亦象”(imagery)来解释概念化的过程。
目前认知语言学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应用的范围很广。因此语言的心理要素已成为研究的重点。认知语言学家正试图以此解释语言中的原型(prototype)、共性(universals)和普遍倾向(general tendency)。这将使语言学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
此外，跟科学中其它领域一样，语言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如结合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逻辑学等等)已成为强劲的潮流。因此，新兴的学科不断涌现，如语料库语言库(corpus linguistics)已有了专门的学报。
当前美国语言学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要解释人类如何生成和理解言语。研究的对象正向初生言语(spontaneous speech)发展。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语用学(pragmatics)以及认知语言学也随之逐步深入。
(三) 评论
美国语言学研究的特点最明显的有两点:
(1)注重创新。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学者要能立足于这个领域必须有所创新，不然很难受到重视，甚至会被淘汰。然而并非所有创新的理论和方法都能站得住。一位华裔美国语言学家说，他只看五年前的东西，{zx1}的很可能只过了几年就被淘汰了，所以不一定要跟{zx1}东西。
(2)注重建立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美国学者喜欢设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不然会被认为层次不高。所以看起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名目的理论，甚至各创一套术语。这就造成了术语泛滥，给学术交流的教学都带来了负担。为了理论上的严整，他们很重视系统性，研究的本身也是成系列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优点。
综观美国语言学一百年来的研究，我们深感语言学发展的迅速。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为了我国语言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素质的培养，我们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无论教材的编写和课题的设立都应该跟国际语言学界同步，不只是面向世界，而且应该融入世界。
五宗教学
美国是一个教派众多，宗教影响十分广泛的国家。美国的历史与宗教密不可分。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从美国建国的{dy}天起，宗教就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根据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自己信仰上帝，42%左右的美国人每周到教堂进行宗教活动，1/3的美国人有过深切的无法解释的精神体验。这组统计数字5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美国人均拥有的教堂、xx堂、会堂、清真寺及其他各种宗教的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而且新的宗教活动场所还在不断地增加。
在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氛围中，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宗教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不是抽象的学术，不是少数人的兴趣，也不是党派、阶级、种族的标志，宗教是随时随地可以见到感受到并可以自由参与的真实存在，这种存在没有丝毫的神秘、特殊，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美国宗教研究存在的大背景。
(一) 美国宗教研究的特点
1. 机构众多
在美国，宗教研究的机构与人员之多，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几乎每个院校都设有宗教系或宗教专业。宗教与经济、法律、语言等科目一样，是美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专业。这种固定的宗教系或宗教专业有2千多个。
此外，许多宗教教派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往往是从本教派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历史、经典、组织、活动等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其研究成果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仍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例如美国摩门教、门诺派教会、黑人穆斯林、美国佛教及犹太教等教派的研究机构所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宗教研究的资料。
除了大学和宗教组织之外，还有许多独立的、大大小小的民间研究机构，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宗教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机构的特点是它们的背景复杂，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宗教组织，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例如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宗教与社会研究所，华盛顿特区的和平与社会正义研究所等等，这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宗教研究队伍。
2. 门类齐全
美国宗教研究的门类齐全，无所不有，充分体现了宗教在美国社会中影响的广泛性、人口与种族构成上的多样性及宗教教派本身的复杂性。从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成果的指导原则看，宗教研究可以分为宗教性研究与非宗教性研究二大类。
宗教性研究 宗教性研究是从宗教—神学的立场出发，对宗教分门别类的研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各神学院与宗教性综合院校及各教派自己的研究机构。从研究的范围上说，宗教性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有关宗教与教派的神学、教义、经典、礼仪、历史、传教活动，教会学，教会管理，教会与各种社会问题等。这部分科目的研究成果与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从学科上分，宗教性研究的科目可分为神学、xx学(这里涉及版本学、语言学以及解释与注释xx的解经学)、解释学、教会史学、伦理学、布道学、礼仪学、教会学等。此外，从宗教—有神论立场出发，对教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包括教会如何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是宗教性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
宗教—有神论研究还包括一些实用性很强的艺术性科目，如宗教音乐、教堂建筑与装饰、宗教传媒等，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人既是宗教研究者又是艺术家，他们是继承和发展宗教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超越了宗教与教派的界限，为大多数人认可，有些研究成果，还被视为文化精品。
非宗教性研究 所谓非宗教性研究是指不以宗教或教派的神学观为标准进行的有关宗教的各种研究。为了强调与宗教性研究在指导思想与标准方面的不同。非宗教性研究又被称为“宗教的科学研究”，意指从科学而非神学的立场出发对宗教的研究。这种研究几乎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例如宗教哲学、宗教政治学、宗教法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文学、宗教语言学、宗教美学、宗教文化学、宗教伦理学、宗教经济学、宗教历史学、宗教人类学、宗教考古学等等。每个科目里面，又可再分为不同的分支。以宗教政治学为例，它包括了政教关系、宗教与选举、宗教与和平、宗教与社会正义、宗教与人权、宗教与环保等。随着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变化，许多社会问题，如犯罪、xx、同性恋、单亲家庭等问题的出现，还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新的宗教学研究分支。例如宗教与性问题、宗教与犯罪、宗教与妇女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在非宗教性研究领域内，此类研究一般都是以非神学、非宗教的学术标准作为衡量研究成果的标准的，但这种标准并不等于无神论，更不等于xxx主义的科学无神论。非宗教性研究者可以被看作是宗教学家，但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政治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非宗教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往往也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各学科中的一个分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发展，在这些领域内与宗教相关的分支越分越细，宗教学本身必然随着各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更加普遍，有的甚至打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以医学为例，全国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0多所院校开设了宗教课，许多医学家正在用现代医学、病理学、生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行宗教与人的寿命、宗教与疾病、宗教与基因遗传等方面的研究，这门新兴的学科也许可以称为宗教医学。3. 兼收并蓄
由于美国没有国教，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统一的信仰标准，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又是相信上帝的有神论者。因此，很少有人把宗教研究者个人的信仰与其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信不信仰宗教、信仰哪个教派xx是宗教研究者个人的事。研究者的信仰立场在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某一特定教派还是超教派或无教派、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区别在衡量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时并无多大意义。这种状况表明，与某些以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作为正统信仰的国家里，宗教研究者必须以正统信仰的立场作为其进行宗教研究的标准的情况相反，美国的宗教研究并不特别强调宗教性研究与非宗教性研究在衡量标准与价值判断上的区别，也不注重宗教研究者个人的信仰背景。宗教研究者可以是各种信仰的人，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同一对象进行研究。这是美国宗教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个特点贯穿于美国宗教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在讨论摩门教发展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出席者可以有摩门教会的成员，也可以有来自大学、研究所的其他宗教教派背景出身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有无任何宗教背景的宗教专业研究人员。与会者的观点在信仰上可能是很不一致或xx对立的，但这一点丝毫不影响与会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在组织机构方面，许多人往往可以同时既是宗教性研究团体的成员又具有若干非宗教性研究团体成员的资格。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xx宗教学家马丁·马蒂教授，他是美国宗教学界公认的宗教史专家，在学术界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学术xx地位勿庸置疑，但他本人既非无神论者，也不代表某一特定教派，他曾担任过多种宗教研究组织的领导。
另一方面，许多大专院校的院系设置也有这种特点。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是xx的学术研究中心，虽然在创立之初，他们都是教会大学，但现在早已变成了纯粹的世俗大学，与教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学术自由是它们{zd0}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两所大学，都设有神学院，在这里读书和任教的师生中，不乏神职人员。尽管如此，哈佛和耶鲁并没有被人看作是宗教性大学。与此相反，一些在名称上仍带有明显宗教或教派色彩的大学，如圣母大学，浸会学院等，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虽然还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宗教或教派的色彩，但却早已被看作是与普通大学毫无二致的学校，其高水准的学术研究能力也为社会所公认。
4. 关注现实
美国宗教研究的对象可谓五花八门，凡涉及宗教的，都在研究之列。从宗教立场出发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xx的研究，作为一门传统的科目，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并带动了相关的版本学、解释学、xx文学、xx考古学等。除此之外，宗教历史也是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但从整个宗教性研究的选题看，更多的研究还是关于当前教会发展，其中涉及教会的礼仪与组织、宣教、教会与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贫困、犯罪、xx、妇女、婚姻、性、xx、环保、裁军、移民、全球化等等)的选题一直是关注的重点。这一点，从各个宗教、教派举办的讨论会，发行的出版物中就可看出，美国天主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xx的天主教玛丽诺出版社的出版物中，70%以上都是关于宗教与当代社会各种问题的作品，其他各大教派的出版物也是如此。这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是与研究经费的筹措方式分不开来。一般来说，在宗教—有神论范围内的研究，只有当其选题与宗教信仰者关注的问题一致时，才有可能得到支持，因此，经籍研究(xx)、传教、教会与社会问题，就成为宗教性研究的重点。这一点比起20世纪初以经典与神学为重点的宗教性研究，有很大不同。
在非宗教性研究的范围内，注重社会、注重当前、为现实服务，始终是美国宗教研究的一大特色，许多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的焦点问题，往往也是宗教学研究与关注的问题。例如，爱滋病、xx、xx与犯罪、婚姻、同性恋、环境保护、新兴宗教(邪教)与精神控制(洗脑)等等。换句话说，当今社会有什么问题，宗教学研究就会有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往往也会成为“宗教科学研究”的问题的原因。尽管除此之外，宗教学研究还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分支，但美国宗教学研究注重现实问题的实用主义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保证宗教研究能够取得资助、吸引人才、推陈出新、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zh1}要说明的是，美国宗教研究的大多数组织在吸纳成员时，都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的宗教研究人员不问其信仰背景，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履行一定的义务，都可成为其成员，出席各研究机构的学术会议。这种开放的态度，吸引了许多国外的宗教研究者，使各种美国宗教研究的学术会议都多少具有一些国际性的色彩，从而也提升了这些组织的出版物与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
(二) 美国主要的宗教研究机构
由于美国的宗教研究机构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立场背景与研究范围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标准尽述。从隶属关系上看，这些研究机构可分为高等院校系统、教会系统与民间独立系统。如美国宗教史学会、宗教与法律学会、大学宗教教育协会、xx文学学会、海外宣教研究会、美国宗教科学院、宗教与科学协会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协会、学会通过按专题或学科分支召开的学术会议进行各个层面的学术交流活动，出版的刊物涉及宗教研究的各个方面。这里仅就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组织作一点介绍。
美国宗教研究学会联合会(The Council of Societies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简称CSSR) 该组织是一个大型的宗教研究协调机构，旨在为了便于宗教研究的学会、协会相互协调，使宗教研究者能够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交流信息，推动研究。作为各宗教研究学会的联合机构，该机构的成员全部为团体会员， CSSR的主要成员有:
美国宣教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
宗教教育教授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in Religious Education)
美国天主教xx协会(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国天主教神学学会(Catholic Th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研究生宗教研究联合会(Council on Graduate Studies in Religion)
科学时代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全国浸礼会宗教教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ptist Professors of Religion)
北美宗教研究协会(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佛教——基督教研究学会(Society for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伦理学会(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CSSR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出版物。CSSR通过其会员组织囊括了相当大一部分从事宗教研究与教育的人员(至少在宗教性研究的领域内如此)，因此，CSSR编印的包括全美1600多个宗教院系、专业的研究人员与研究课题的详细情况在内的《宗教研究院系与专业目录》(Directory of Departments and Programs of Religious Studies)对从事美国宗教研究的各种背景的研究人员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CSSR的出版物还包括:《宗教研究评论》(Religious Studies Review)(季刊)与《宗教研究学会联合会报告》(CSSR Bulletin)。
宗教的科学研究学会(Society of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 简称SSSR) CSSR在促进宗教研究交流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其成员的宗教背景。为了避免宗教研究受宗教性背景的影响，推动从人文—社会科学立场出发的宗教研究，美国宗教研究者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研究机构SSSR, 以示与CSSR在宗教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区别。另一方面，SSSR 与CSSR还存在着成员资格上的区别。CSSR只有团体会员，SSSR的会员基本上是个人身份，入会者可以是学者教授，也可以是教会{lx}，背景不限，但实际上以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为主。SSSR 每年的年会，都有一个主题，同时又有若干选题各不相同的分组讨论会，以便兼顾各分支学科与新兴学科的交流。SSSR的主要出版物是《宗教的科学研究》季刊，(Journal of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 简称JSSR)。从学术性的标准看，SSSR可以说是北美最有影响的宗教学术研究组织之一。
宗教研究协会(Relig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简称RRA) CSSR与SSSR之外另一个颇有名气的宗教研究机构是RRA。这个组织的成员与特色可以说是介于CSSR与SSSR之间。RRA的成员资格也是对所有对宗教研究有兴趣的个人与组织开放，RRA自己声明的成员范围如下:社会科学家；教会研究人员；神学家；教会行政；管理人员；神职人员；编辑；宗教教育者。RRA与SSSR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与美国宗教社会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Sociology of Religion Section,ASA)等机构有良好的关系。RRA 的主要出版物是《宗教研究评论》(Review of Religions Research, 简称RRR，每年4期)。在研究资料的共享与利用方面，RRA除了与SSSR 互相联网外，还与各主要宗教教派的研究中心、美国政府统计局、人口普查局、民间的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公司、美国宗教数据档案中心(American Religion Data Archives, 简称 ARDA)等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RRA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这是RRA不同于CSSR与SSSR的另一个特点。
简而言之，RRA, SSSR与CSSR三大机构基本上包括了当代美国从各个方面、各种立场进行宗教研究的组织与个人，其成员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代美国宗教研究的水准。在这三大机构之外，虽然还有大量独立的、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但就其影响而言，尚不足以与这三大机构相提并论。
六历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这种史学适应冷战政策的需要，对美国大加美化，从历史上将美国描写成无重大利害冲突的和谐的理想国。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方面，一致论史学基本继承了西方传统史学的特点，即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和社会上层的活动为内容，以直观(或直觉)为主要方法来解释历史资料。在认识论方面，它要求历史研究者站在“超脱”、“中立”的立场上去追求“客观”历史的“真实”，这也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统史学的美好愿望，但对一致论史学来说，却表现了它的虚伪。
进入60年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平等权利的斗争，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以学生为主体的要求社会改革，反对侵越战争的新左派思潮和运动等等，风起云涌。虽然美国政府以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最终平息了风潮，但其后果是深远的。在史学界，群众斗争的活生生事实粉碎了一致论史学的梦呓，并终于将其送入坟墓，开辟了美国史学史的一个新时代。这个史学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在60年代各种群众运动环境下应运勃兴的新史学。从60年代直至今日，新史学虽然没能在美国史学中一统天下，与新史学相对立的传统史学仍占有一定空间，但在多元化的美国史学中，新史学却是中心的一环，自70年xx始它更在美国史坛占据了执牛耳的地位。
(一) 新史学
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新倾向。同是新史学家或新史学著作，其历史观、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我们称为美国新史学家的人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但是，作为一种要求史学革新的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新史学的 。
美国新史学之所以在60年xx始大发展，固然与当时社会大动荡密切相关。但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人类知识的学科，史学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部的原因。
美国史学与欧洲史学大体是同源同流的，它不过是整个西方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西方史学在19世纪末成为独立的学科后，在内容上与以前记载王朝更迭、战争进程的史学并无大的不同，主要是叙述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的政治史。因此这种史学被称为传统史学是颇为恰当的。在方法上，传统史学既已成为独立学科，自有一套规范，但在理解和解释档案资料方面却依旧只是依靠直观直觉。在认识论上，传统史学一方面相信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最终将会一劳永逸地获得客观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相信史学家可以做到xx的“客观”与“超脱”。
鉴于传统史学在内容上的狭隘，方法上的粗陋，和认识论上的幼稚，美国史学界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和30年代都有人向它提出挑战，其中最xx的依时间顺序先后是詹姆斯·鲁滨逊、哈里·巴恩斯、卡尔·贝克尔、查理·比尔德。他们实际上是美国新史学的先驱。此外，新史学发展较早的法国和英国也对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促进和带动作用。法国的年鉴派是西方新史学的先锋和典范，它在重点研究经济—人口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英国的xxx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于1964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研究社会下层人民历史经历的经典，它们都是美国新史学追随效法的榜样。
那么美国新史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下面分几个方面做个简略介绍。
首先，新史学在内容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狭隘政治史和社会上层精英史的局限，扩大了研究范围，将重点转向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一般人民群众的经历。在美国新史学中尤以新社会史影响最为巨大。
新黑人史在新史学中具有典型意义。早在30-40年代，xx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和老左派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就发表过黑人史著作，但那时黑人史不仅受排斥，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潮流，而且在内容上也是有局限的。它们或者记载黑人优秀分子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或者描述奴隶制的残酷黑暗及黑人作出的积极或消极的反抗，其写作意图是促使白人作历史的反思，同时唤醒黑人奋发自强的意识，以达到xx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目的。然而在6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代新的黑人激进分子看来，上述那种xx种族隔离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它将白人摆在中心或主流地位，而将黑人看作是需要融入白人主体的“从属的”部分，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样，他们也反对另一类著作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黑人由于奴隶制的残害而变得身心不够键康，因而在心理上具有“依附性”。
新黑人史学强调美国黑人经历的特殊性，提倡“黑人的民族主义”，即不是要黑人融入白人主流社会，而是在美国“民族中组成一个民族”(a nation within a nation”)。因此新黑人史学著作将黑人写成是健康的，而非病态的；强调黑人的集体力量，而非个人的软弱；尤其强调黑人文化与社团的独立性。一批有关黑人宗教、民俗、音乐等的研究成果在60年代便得以出版，成为对新黑人史学的激励，并为其提供了某些资料。此外，新黑人史为强调黑人经历的特殊性还经常追溯其非洲起源和由那里带来的传统。这在以前的黑人史著作中是往往加以回避的，因为担心关于非洲“野蛮人”讲多了，会影响黑人融入白人社会。
美国新史学中还有其他一些象黑人史这样的领域，这些领域早有历史著作存在，但在60年代后却展现了全新的面貌，不仅有新的研究内容，而且有新的视角和资料，如新劳工史，新城市史等。当然也不乏xx是新开辟的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妇女史。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她们自有不同于男人的经历，但不管是妇女的全部还是其中各个部分，其历史经历却长期被史学忽略了，这是极不公平的，也有损于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新史学的妇女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意义十分巨大。
上述的新黑人史和妇女史中的某些部分虽然可以纳入政治史范畴，但其主要部分，和新史学的其他多数领域如新劳工史、新城市史、人口史、家庭史、儿童史、社区史、工厂史、医院史、监狱史、教会史等等却都属于新社会史的范畴。甚至“新军事史”、“新政治史”也纷纷探索军事政治的社会基础而向新社会史靠拢，可见新社会史在美国新史学中流行之盛。
新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特征是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模式、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最突出的例证是人口史研究。由于缺乏官方统计资料，人口史研究往往需要利用教会关于教徒洗礼、结婚和丧葬的记录，这些资料既分散又繁复，而且不是直接说明人口状况的，必须借助统计学理论并应用电脑运算才能加以妥当处理，分析出人口状况的历史演变，这便是所谓的计量方法。此外，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在新史学研究中有所应用。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导致了史学著作形式的改变。一般地说，传统史学是凭借直觉以时间为轴线对往昔政治事件的叙述，是叙述性的事件史；新史学中的典型著作则凭借其他学科的理论对往昔社会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计量方法加以分析解答，是分析性的问题史。虽然新史学中仍然存在大量叙述性著作，但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却多是分析性的，而且在80年代之前的新史学家中有一种成见，似乎那些可以提供新知识的学术研究著作必是分析性的，而叙述性著作则或是课本或是通俗性著作。
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彻底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幼稚客观主义，几乎无人再幻想在档案堆中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找到历史的真实，或者幻想历史家可以摆脱一切主观因素而做到{jd1}超脱和客观；相反，每一代人都有重写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倒是他们共同谈论的话题。
综上所述，新史学几乎全面革新了史学面貌，它除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对象和资料外，还取得下列两项进步。
其一，提高了史学阐释的xx性。一方面，计量方法以明确的数量化概念代替了传统的文字描述，xx了后者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史学界曾由于对某些常用概念(如“封建主义”、“中产阶级”等等)理解的不同而发生过一些无谓的争论，新史学则借助其他学科和帮助解决了这些名词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从而免除了不必要的争论。
其二，新史学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刻化。其主要表现是挖掘不为前人注意的“潜在的”历史因素，如人口史所研究的人口问题，便是突出的一例。在西方国家建立统计制度之前的漫长时代，人们并不认识人口数量及其年龄构成等问题的历史意义，因而也没有留下什么正式记载。但是现在人们终于知道，人口状况是估量各历史时期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其他与人口状况类似的“潜在的”历史因素还有土地、财富的占有和分配，等等，新史学对这些问题都做了一些有成效的研究。
当然新史学并非一切光明，它也有若干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史学的“碎化”，即历史研究“专”有余而“通”不足，缺乏综合性的研究与著作。碎化大体有下面三种情况或原因。{dy}，如黑人史、妇女史等分支学科各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对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的中心主线和基本框架缺乏共识，这样自然无法形成综合；第二，问题史研究以新颖的方法(和电脑)处理以前不为史学家注意的新资料，往往得出一些新知识，这对于有才干追求创新的学者，具有很大诱惑力，于是在人力和社会资源的使用上造成了不利于综合性研究的结果；第三，新史学各种专题研究不仅细碎，而且数量很多，又使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其结果很难纳入一个整体，因此综合性成果难于面世。
(二) {zx1}趋势
美国新史学勃兴于60年代，突飞猛进于70年代，80年代乃至今日仍在发展中。但大约就在新史学大发展的70年代后期，其内部便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种新趋势被劳伦斯·斯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国籍)称为“叙述的复兴”或“新的老史学”。同时，在法国也出现了相同的史学新趋势，在那里它被年鉴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称为“新的新史学”。可见这种趋势不是美国所独有，而是西方新史学的共同现象。那么这种“新的新史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它将研究重点转向人自身，探索一定环境下的某个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心态、感受和生活状况，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偏重于思想(心态)——文化史研究。虽然新史学中的新社会史也涉及上述内容，但就总体来说，新史学偏重于人们生活的客观社会环境而非人的主观状况的研究，因此有所不同。至于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史学发展要弥补前代阙遗的自然趋势外，还有社会的影响。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再无重大群众运动，气氛日益保守，史学家们在60年代具有的那种企盼社会改革的热情烟消云散，其中部分人对以往客观社会环境的研究也失去兴趣，于是转向人的主观因素或文化史的研究。
其次，新的新史学回到叙述的方法上来，而拒绝一般新史学的典型方法即分析和计量。与此相应，它所重点借鉴的学科也不再是新史学所偏重的社会学等等，而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如此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新史学某些重要著作由于是分析性的、计量的，结果xx失去了可读性，不仅一般群众读者，就是不属同一专业的史学家也读不下去，书的印数有的尚不足一千册。于是，史学的社会影响和威信迅速降低，愿意学习历史的学生数量也在减少，乃致史学本身面临日渐萎缩的危机，这一使部分史学家决定改弦易辙。其二，计量史学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始料不及的缺陷，在其实施过程中多自出现差错的环节，如所用资料是否完备准确，所采取的计量公式与方法是否妥当，众多助手是否严格遵循统一的方法，等等，每一差错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因此计量研究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借鉴其他学科的结果也令某些史学家失望，在从事若干年跨学科研究实践之后，一部分新史学家发现，社会科学“抽象的概念没有能力毫无遗漏和毫无歪曲地去理解和传达人类生存的质量方面”。因此开始转向。
在认识论方面，新的新史学与其母体新史学相比，并无什么大区别。但就这两者来说，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它们都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主旨是否定现代主义的观念和价值观，如后者所相信的语言的信号作用、文本意义的可确定性、语言和知识所反映的世界的真实存在等，这些它均加以否定。它认为历史证据并不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对过去的其他解释”，正是为了应付其他解释，证据才被应用。它甚至比喻说，证据不是“放大镜”。通过它可以观察过去；证据倒更象是“刷子”，可以被油漆匠用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一切史学都看作是实用主义的，其实质明显是历史虚无主义。
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由于强调文本和语言的分析，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有所助益。可见后现代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尚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如前所述，新的新史学是从新史学分化出来的，它是一部分新史学家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新史学又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第三种史学形态。它与新史学的区别在前面已经谈到。它与传统史学虽然都采用了叙述的表达方法和形式，但在内容方面，在借鉴其他学科的态度方面以及认识论方面，却都有所不同。然而“新的”新史学毕竟是最晚出现的，又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西方史学家虽然看到它存在的现象，但并不承认它是独立的史学形态，而只将它归于新史学。这说明对它的看法仍有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尚需慎重对待。
“叙述”的史学“复兴”了，计量的、分析的史学继续存在，同时还有少数史学家仍然坚持固守传统的政治史(不等于一致论史学，一致论早已破产)，这就是美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但这三种史学形态往往是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除了少数典范，多数史学著作不宜贴上这种形态或那种形态的标签。
当代美国历史研究的另一个{zx1}趋势是逐渐摆脱碎化危机，开始走向综合。
80年代，关于史学碎化问题的讨论在美国达到了高潮，不仅史学专业刊物，还有某些通俗性刊物甚至报纸(如《洛杉机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参与了讨论。论者不仅指出诸种碎化现象，而且有的还提出从事新的综合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中间，美国最重要的史学刊物之一《美国历史杂志》于1986年决定部分地调整它选用稿件的标准，开始优先选用那些“专业范围最宽”即较具综合性的文章。这是抑制碎化，促进综合的一个实际措施，自然会发生很大作用。
进入90年代，关于碎化的讨论和对于史学综合的呼吁转趋沉寂。大约就在1990年，xx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甚至觉得“史学研究的碎化可能被夸大了”。方纳之所以有此感觉，一方面可能与其本人的学术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史学碎化的危机已经趋于缓和，而在探索史学综合方面已经有了确实的进展，方纳所表达的，可能正是危机过后人们通常所有的那种“事情不过如此而已”的感觉。
史学综合的出现，首先表现在专题史研究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某些专题(或领域)的研究终于开始互相交叉和融合，有的研究还涉及到本领域发展同美国制度与社会发展大局之间的关系。如新劳工史便是一例。随着新劳工史的发展，除了白人男性劳工之外，它还探索妇女和少数民族劳工的历史经历，还探索困挠劳动群众的诸种外部条件，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经营管理战略和立法司法权力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总之，近年来劳工史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劳动群众何时及如何影响了美国社会的问题”，这当然是走向史学综合的表现。
其次，史学研究走向综合还表现在断代史研究上。如1815-1848年这段历史，传统史学曾以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称呼这段历史为杰克逊时代”，或以象征民主的含义指称它为“普通人的时代”。新史学家们对这个时代重新作了多方面的仔细研究，在他们看，以总统的名字概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抛弃；而以“普通人”这个名称来颂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民主，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杰克逊在边疆大举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同时奴隶制也大为扩展。于是一时间这段历史的研究陷于散乱碎化的状态。但近来人们终于开始认同一个主题，认为它可以将此段历史整合起来，这就是“市场革命”。恰在1815-1850年间，美国建立了公路、水路和铁路交通的初步网络，实现了制造业的产业化，并为发展商贸开拓了大片西部土地，为美国成为经济大国准备了某些先决条件。“市场革命”不仅可以反映上述的这段历史的主流，而且可以涵盖此时期各种各样美国人的历史经历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甚至可以预示美国于此后不久走向内战的道路。这自然是在新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史学新综合的正确途径HZ[59]>。
无论是各个研究专题互相靠拢，还是各断代史研究实现新的整合，其最终目标都是要把全部美国历史重新整合起来，写出具有新面貌的新型美国通史。目前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三) 史学与社会
美国史学家中大多数人具有关心社会发展的良好传统；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具有某些便于吸纳和发挥史学家才智的机制，这样，双方相结合便创造了一些史学直接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事业或领域。
史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dy}项事业是“公共史学”。所谓公共史学，就是“历史学家受雇于非学术性机构所做的工作及其史学方法的运用”，如美国xx和国务院等政府机构雇用史学家为其整理编纂文献档案，私人企业雇请历史学家为其整理保管档案等等，这是早已存在的一项事业。但它在史学界却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进入70年代，由于学院史学(即与公共史学相对存在的一般史学)面临日益萎缩的危机，才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转向公共史学寻求就业机会，于是公共史学得以发展壮大。1978年，公共史学的专业刊物《公共史学家》诞生了，次年成立了“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有了自己的刊物和组织，公共史学于是成为史学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立领域，从此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此后公共史学家就业的范围也大为扩展，如国家的文化历史资源管理部门、某些咨询服务机构，以及私营企业中的情报分析、人才开发、计划等部门都有他们的身影。
美国史学直接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第二项事业，是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影视片制作的关心与干预。
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片、电视片大约在影视事业产生之后即已出现，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专业史学家们的认真对待。史学家们这种冷漠态度的转变同他们转向公共史学一样源于70年xx始的史学危机。当史学著作遭到社会冷遇的时候，表现历史内容的影视片却大为流行，受到群众的欢迎。据调查，美国大多数群众的历史知识既不是来自历史著作，也不是来自学校课堂，而是来自历史影视片。这使史学家们一方面由于受到冷落而心有不甘，另一方面由于看到影视片传播的历史知识多有不准确的问题而感到焦虑，因此产生了主动干预历史影视片制作的愿望。
于是美国史学界在进入80年代后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探讨影视片传播历史知识的利与弊。美国两份最重要的史学刊物《美国历史杂志》和《美国史学评论》还先后于80年代中末期开辟了评论历史影视的专栏，象评论史学著作那样定期评论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片。这说明史学界已经大体承认历史影视片象史学著作一样是历史学的载体，承认了它在历史研究与传播中的地位。
史学家们通过研讨和对既有历史影视片的观察评论，欣喜地发现历史影视片具有一些史学著作无法企及的优点。但同时也发现了历史影视片存在的一些缺陷。为了使历史影视片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史学家们相互鼓励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去亲自参与历史影视片的制作。生产出一些优秀的历史影视片，如电视连续剧《隐蔽的敌人》，电影纪录片《xxx的电波》，等等。
美国史学服务于社会实践的第三件事是将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写进教材，以图改进和加强中小学的历史教学。
美国中小学长期以来没有开设专门的历史课程，而将其合并于“社会研究”课程中，历史教学的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十分陈旧。同时由于中小学教学管理权分散在各州及各地，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标准。这种情况早已引起史学界的不满与忧虑，尤其进入70年代以后，他们更希望将大量的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传授给年青一代，于是通过史学组织和刊物频频向社会作出呼吁和宣传鼓动。80年代末，各州及xx政府官方终于作出积极回应，它们提出教学改革的任务，并要求制定各重要科目的全国教学标准。199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的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心在官方首肯和资助下开始了制定历史教学标准的工程。这一行动受到史学界热烈广泛的欢迎和支持，参与此事的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竟达数百人之多。1994年10月，该项工程告竣，公布了一套《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分三卷，即美国史、世界史和幼儿历史教学各占一卷。其中尤以《美国历史教学标准》最受关注。
《美国历史教学标准》吸收了史学研究的大量新成果，更替了陈旧的教材内容。比如关于美国的历史起源，《标准》将其表述为是“三个世界的交汇”，因而，将美洲印第安文明和非洲文明放在同欧洲文明相同的位置。其用意是使学生们能够认识，美国人民从一开始便是由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组成的，美国文明从一开始便是多元化的文明，以使他们克服种族主义偏见。这是同强调欧洲文明中心论的传统教材不同的全新内容。此外，《标准》还对于某些老的历史问题的解释提出了新视角，做了新补充。如关于美国《独立宣言》，它在肯定其重要进步原则的同时，又指出《独立宣言》并不废止奴隶制的事实，让学生们看到，为美国独立而战的革命者一方面主张平等自由，另一方面又容许奴隶制存在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样，便使学生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出乎意料的是，《标准》立刻遭到美国政界、舆论界和史学界内部保守派的激烈攻击，他们一方面指责《标准》抛弃了美国历史中“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内容”，因此贬低了美国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标准》不适当地抬高了“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美国社会中的“低等阶层”。于是围绕《标准》的是与非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辨论，直至1998年方才平息。
在辩论中，《标准》做了一些修改，于1996年出了修订版。这场辩论固然说明美国社会对于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还存有不少分歧，但同时它也提供了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历史研究新成果的大好机会。近来许多州(目前美国中小学教学仍归各州政府管理)制定的具体教学标准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原版《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内容，可见美国史学界为改进历史教学所作的努力已经取得成效，已经推进了历史教学跟进历史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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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姚介厚撰写。
“美国考古学”这一节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李润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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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单位作者用了fucus,aspect,phase,pattern 和base等词，但是除了fucus可以认为是地点或遗址，phase可以勉强和“类型”相对应之外，其它几个单词都很难在中国考古学现成的术语里找到对应词汇，这里不再勉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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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朱世达撰写。
“美国语言学”这一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赵世开撰写。
“美国宗教学”这一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鹏撰写。
“美国历史学”这一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罗凤礼撰写。
传统史学(或老史学)同新史学一样，也不是单一的史学学派，而是将具有大体相同特征的同类归拢到一起的总称，比如一致论史学便在形态上大体属于传统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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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前引书；参见伊格纳西奥·奥拉巴里:《“新的”新史学》(Ignacio Olabarri,“‘New’New History”)，载《史学与理论》，第34卷，1995年第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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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前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