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9，)祥看可搜：爱思想 网_201老兵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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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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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来“莺歌燕舞”？
1976年元旦，按照“xx”以来的惯例，《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袂发表“两报一刊”社论，社论题目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为给一个失败的政权装点门面，为给几亿失望的百姓鼓劲打气，人民日报别出心裁，在这{yt}的头版首次公布xxx主席1965年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在“水调歌头”中，xxx以极其自信的口吻，描绘出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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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在“念奴娇”中，堂堂一国之尊，念及中国与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战，不惜引“国骂”入诗：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特别庄重的口吻，吟诵这样的诗句，想来就让人忍俊不禁。
元旦社论以{lx}的诗词为由头，试图让全国人民对当前形势“统一认识”：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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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如何呢？谁也没有想到，3个月后，上百万北京市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给出了让病榻上的xxx目瞪口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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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无望的春天
网友gosunsh在1976年只是翘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学生，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父母身边，她在博客中回忆那年初的首都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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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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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地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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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白纸坊礼堂宣讲xxx词《重上井冈山》时，一名工人走上台来不客气地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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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
工人理论组成员无言以对。当时的中国城镇，农副产品全面紧缺，从年轻人结婚渴望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布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盐，甚至区区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承认，此时的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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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实验，整整一代中国人作出了无可弥补的巨大牺牲。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从1957年开始工资冻结，奖金取消。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年华，伴随20年一成不变的工资清贫度日。一直到xxx逝世后的1977年，全国才{dy}次普调工资，{zg}每人可加薪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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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城镇1600万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约1/10的城镇人口，“xx”期间被驱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在集体化条件下垦荒、种地、修水库。当年美国牛仔身上也有过类似的冲动与豪迈，但私有化条件下的拓荒属于个人创业、发家致富，不会有这些中国“知识青年”体验到的乡村对城市文明的逆淘汰，青春被历史埋葬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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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三驾马车之一科尔特上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对巴黎Shopping
Mall的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赞不绝口。晚上回到大使馆，科尔特喝着闷酒感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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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可以说，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捷克共产党人真诚的忏悔，是一种良心的自赎。
1976年中国人民，包括几乎所有中共高层干部，无缘像捷共的科尔特那样，到紧闭的国门之外看一看，看一看被“xx”中的人民日报描绘为“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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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一年美国如何庆祝它的200周年国庆：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可见高桅船，咝咝作响的汉堡包以及无数的烟花。更多的美国民众开着小汽车，前往海滨、深山以及大自然怀抱中的公园，同家人共享宁静的时光。当上海人为自己发明半两粮票、节衣缩食过日子感到自豪的时候，美国参议院“营养与健康特别委员会”1976年发出警告：营养过剩已成为关系到美国人民健康的首要问题，千百万美国人塞进肚子里的东西很可能使他们患肥胖病、心脏病等“文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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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我们也不知道，比尔·盖茨在一年前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建了微软公司。二十年后，微软的计算机将成为全世界每个办公室、每个现代职业人士最重要的工具，并进入千家万户。比尔·盖茨赚得盆满钵满，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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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xx”中只剩下8个“样板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西方民众的文化生活是如何丰富多彩。这一年法国人让·米歇尔·雅尔出版专辑《氧气》，率先尝试将古典音乐与电子音乐融为一体，创造了累计销售1500万张唱片的法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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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来，我们有权为我们的童年，更为我们的父辈，责问一句当政的衮衮诸公：
“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当时的中国政坛，不乏明白人，比如早年留学法国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xxx。1975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xxx在会上公开指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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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xxx夫人、政治局委员江青脸上挂不住了，插话说：
“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xxx寸土不让：
“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事！”
1974年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风庆轮”回到黄浦江，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如获至宝，部署媒体大肆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借题发挥批判国务院系统的“崇洋卖国”、“洋奴哲学”。xxx又直言不讳地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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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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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中国，与物质匮乏同样严重的，是政治的肃杀气氛和人们精神的压抑。8亿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在城市是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街道居委会；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单位”领导决定你能否结婚，能否分配到住房。你不可能跳槽到别的“单位”找工作；连出门旅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一家宾馆敢接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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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直到1986年上海市民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这座曾经是远东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冒险家乐园”，在同样年龄和资历的人群中，能够接受的{zd0}收入差距是区区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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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家乡扬州人性格温和，“xx”中好像没有发生过成规模的武斗。只记得某天夜里响起几下枪声，也不知道是谁打谁，然后就是如茫茫夜色一样无边的沉闷。然而，即使在这样物质贫瘠、精神荒芜的小镇，也有无声的血和泪在暗自流淌、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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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有个老实巴交的篾匠，夏天夜里上茅房，黑灯瞎火的，扯了张报纸行方便，没想到天亮后发现报纸上竟然印着“伟大{lx}”的照片。此事传开来，没等领导兴师问罪，篾匠知趣地举起蔑刀xx了。听说{dy}刀没砍死，篾匠竟然忍痛朝自己砍下第二刀。如果不是出于天大的恐惧，第二刀是{jd1}砍不下去的。篾匠{zh1}如愿死了没有，小镇上很少有人知道，夫妻蚊帐里议论几句而已，白天没人敢去打听，也麻木懒得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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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的xxx主席在北京游泳池边俯瞰神州大地，面对“xx”后被人民日报称为“万马齐喑终可哀”的局面，满意又自豪地总结说：治理中国需要“xxx加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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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晚年经常以骄傲的口吻说：我们坑儒比秦始皇还多。
2000多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几个儒生，xxx一次“反右”运动就镇压了55万知识分子（一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约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0，囊括了当时中国几乎全部有成就的学者、作家、翻译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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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这些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凄惶落难，连众多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老将军，直至国家主席、元帅都未能幸免，被迫害至死时连亲友都不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潘汉年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直至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27年间搞得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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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指出：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组成：骗子、傻子、哑巴。“xx”高峰期，王亚南抚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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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
哑是哑，但中国人不都是傻子。早在1968年，“xx”高潮刚过的时候，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诗人郭路生用“食指”的笔名，感慨他这代人的命运坎坷，写下一首《相信未来》。据说连江青读到这首诗，也为“食指”倔强不羁的个性所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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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于是，在1976年的北京，在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群“相信未来”的中国人走到了一起，不再沉默，发出了令全中国、全世界骇异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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