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 位 第二章

（十四）

    1968年4月11日上午，“市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在市人武部召开了形势报告会，作为单位的“抓促小组”组长，我也参加了会议。市人武部刘部长在报告透露近期要解决梧州的武斗问题。捕捉到来自军方的这个讯息，我分折，认为要解决越来越冲突的武斗，非以暴制暴不可，现我们造反组织正处“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高压之时。

    会后，一连跑了几个基层组织，通报了有关情况，我回到驻地，已经筋疲力竭了。

    为了朝见口晚见面的生死战友的安全，我以造反组织政宣部的名义，来到了武斗司令部找老王碰头。王司令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要求我整理组织成员的资料，并从后勤部伙食费中取出仅有的50元交给我，让我伺机外出，向南宁乃至中央反映情况，尽量保护战友的生命。

    4月13日晚大规模火烧和残酷的武斗开始。就在那天早上，我孤身一人，带着昨夜通宵整理好的资料离开了梧州市，准备先经桂林、后转南宁乘火车到北京，进行上访。

      离开梧州前的几小时里，我还记得老师的委托，办了一件事。

    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机关出来参加造反大军最出名的有袁威，郭福和高可，前两者从中央警校毕业，而高可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他是我读高中时教语文老师的爱人。老师时常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并要我时常关心帮助高可，我承诺了，所以我经常走访他们，与他们交换意见，通报消息。

    高可曾问我：“你在组织中已有了一定知名度，为什么不谋求一官半职呢？”

    我回答说：“这环境下，在造反大军的组织做个部长，副军长，就算做军长，又有何用？捆手缚脚的官，进退不由人，这样的官不好做。但我一定要知情况，明消息，不可两眼一抹黑，一头扎在战车上，到死都不知怎样死，所以我决心只做记者和政治宣传工作。”

    做个脑清楚心明白的自由人，对得住人，又对得住己，既响应xxx号召，又保护好自己，这是我的{wy}的选择和追求。

    他们资历丰富资格老，年纪比我大，我不好再讨论下去，点到即止。对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无为拗执。这是我的性格使然。

    和高袁郭等人这样的议谈进行过几次。

    临行前，一忙，到晚上十点多，方醒悟应通告高可他们知道。到他们驻地五坊路小学，和他们一说，但袁，郭，高没一个相信，认为形势不可能发展恶化到如此危险地步，犹豫不决，进退两难，都拿不定主意。想不到长期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人，对生死犹关问题的处决定却是如此忧犹寡断，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尚有许多资料要准备，也不好深议，匆匆作别。

    我心里十分明白：人生是条单行道，从来不买回程票。临时回头，是不可能的。

    在班车司机老周师傅的掩护帮助下，我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梧州。

    每次到桂林，我都与副市长以及几位xx组织的领导同住在漓江的游艇上，一起分折xx形势，研究梧州市“文攻武卫”的工作。

    就在这艘游艇上，副市长开着玩笑，把“黑高参”的“桂冠”戴到我的头上。

    可在桂林的漓江边，在原位置找不到十分熟悉的游艇。

    联系不到副市长和桂林造反派，我充满了惆怅和失落，心情十分沉重，望了一眼象鼻山和通过还珠洞里流出来的泛着漪涟的漓江水，这流向下游家乡的江水，让我更怀念战友，果断地转身向火车站走去。

    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风尘扑扑到了南宁，在广西造反组织指挥部取了介绍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经过近30个钟头的火车旅程，我终于到达首都北京，住进了和平里中央xx接待站，见到了早撤离梧州驻京的xx战友。

    在广西首次出现梧州屠杀武斗战俘的消息传到北京，驻守在中央xx接待站的战友无不震惊。

    我们把原来的“赴京代表团”改作“赴京控诉团”，我和大家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的地面上刷出了大标语，控诉非人道的暴行。

    此事惊动了中央。

    5月初的{yt}，得到了中央领导接见的通知，我便匆匆忙忙地拿起资料和梧州组织的宣传部长的苏震等人随广西代表团一起坐上了停在接待站门口的大客车。

    根据要求，广西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列队，一行十多人进了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落座坐下，肃穆地等待接见的时刻。一会，有个军人示意我们起立，并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没唱完，首长来了。

    周总理为首，后面是中央xx顾问康生，总参谋长黄永胜，广西的领导和几位负责广西xx的首长。首长们坐下后，歌也唱完了，满脸疲惫的周总理伸手向下，示意大家坐下。

    两派主要负责人开始分别汇报了各自的组织情况，开始情势还比较平和，但当提及挑起武斗的责任时，指责便出现了，越往后越激烈。周总理提醒“要多作自我批评”和“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同时指示两派各自支持的主要当权派也要作检查。

    总理的批评也难压激昂的群情，他摇了摇头，表示心中的不满。

    苏震申请要求发言，取得批准后他站了起来，反映对方用明抢暗发的枪支武器攻打我们。此时，说话不多的康生哪条神经被剌激了，伸手指向苏震，冒出一句让人毛骨悚然凶狠狠的话：“象你们这样的反革命，就是要镇压！”

    我听此言，停了记录，抬眼望去，康生那在镜片后面的是一双骄横的眼珠，发着凶狠狠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受尊敬的中央xx顾问康老吗？在这种公开场合，他公开发出镇压的信号，我打了一个激灵，震惊之余隐约感到了一场灭顶之灾就要到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xx的辉煌成果吗？

    我不顾一切，没得到准许便站起来说：“报告康老，党中央的文件一直指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没记错的话，刚才总理还提到呢。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听从中央的号召，早已上交了武器，停止了武装行动，希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想不通！”

    康生坐在那里不言不语，毫无表情，把责任推给了总理。广西首席代表觉得康生给盖上的帽子太大了，梧州的今天或许就是整个广西的明天，以后就算不被整死，一辈子也别想得到翻身。我们明白，现在不申述，将来追悔莫及，无法面对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所以纷纷要求发言，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黄永胜发言了。他说：“你们从梧州出来后，在广州围攻和火烧省总工会……。”

    苏震再次举手要求发言，他说：“报告黄总长，我们一些战士的确外逃到了广州，得到广东旗派战友的帮助，但据我们所知，火烧省总工会是广州地区xxx主义红卫兵所为，与我们无关。”

    实际上，这个主义兵的司令恰好就是黄永胜的儿子，正是他插手在广州制造的严重的事件。苏震的反击，让黄永胜在周总理面前挨了一闷棍，他不作声了，我们也舒缓了一口气。

    苏震接着说：“梧州大规模武斗已经结束，我们还有上千名战士被扣押在对方据点中，他们每天都被溺待被屠杀，没有安全的保障。希望中央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方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鼓了掌。

    苏震和我受到鼓舞，没了顾忌，不约而同地离开了座位，准备{zh1}的奋力一搏，但只见总理又抬起手，制止了我们的发言。

    出于对总理的尊重，此时我们无话可说，一筹莫展，象霜打的茄子—蔫了，只得坐了下来。

    事实上，周总理根据xxx的指示，正着手解决全国各地两派武斗，结束失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一场决定生死命运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