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硕 文
一苇渡海的难度
——戏说诗人查耿
网名应该是某种意趣的外化。那达摩先前是位太子，富贵出家，下过很深功夫，得“正法眼藏”，后只身来震旦，有了“一苇渡江”的典故。古往今来，这位高僧的内证功夫借此传说得到了{zd0}程度的彰显。在查耿，是以一苇渡海，好生了得，不知是对奇迹抱有更大野心，还是出于一时的虚荣或逸乐？
野心就是难度。记得有朋友说过查耿的诗有种“枯瘦”，没有与该朋友为此详聊。我的理解是指一种苦心孤诣，专注于一缘的特质。如果嵌入出生年代和地域的指认进行阅读，我们会发现出生于60年代的安徽诗人整体水准都比较高，同时也不难想见某些安徽诗人为什么要被指心性紧缩，书写刻意。但我读查耿，品出的却是一种阳光和孤傲，那“枯瘦”是水墨丹青式的，非常的江南，有我所欣赏的那种硬度——对存在物当仁不让的指认，谨守自己理趣疆界的同时，又以那种江南书生所特有的文化训诫，把自己的意趣弥散、游移在感性事物之间。
我自以为是个很业余的诗歌读写者，偏爱“稀释的”行文，貌似轻淡随意，却又内力绵密，像“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一类。对肆意铺张，着墨浓，用心猛的东西好像已无力进入，过度理趣和依赖词语的文字都不再是我眼里的“厚度和深刻”。那么，是让事物在自我呈现中见到本来的寓意，还是在拟定的象征中去呈现事物呢？查耿的文字再次为我揭示了一个常理：法无定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诗人的“枯瘦”不仅并不刻板，还给了我这么一种奇特的境象：江边，残雪，碧空万里，斜刺出一枯枝，枯枝的末梢有一微微张开的花骨朵……
我以为，正是这枯枝尽头正在张开的一抹朱红，昭示了查耿的诗性彼岸：生与灭当等量齐观，寂灭处的真实况味就是“无生无灭”。
那么，实现一苇渡海的难度究竟在哪里呢？都说“笔不到而意到，墨未贯而气贯”。我觉得难度就在那飞白处，在其发生的前和后，创作主体常不知是进行一种真正隐身，还是换个身影的现形。这些疯话，当然只是我个人替查耿虚拟的一种创作态势。因此我并不能轻率地以为诗人依托的东西很“本土”，从查耿的文字里不难发现他涉猎的译诗和西洋镜也足够多。他应该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互挤兑下的新时代的意气书生。以至于这意气中我们有可能看不到他的真容，是学而优则仕后要悠然见南山，还是一定做“公器”，终生在红尘中担当大是大非，或是日常里也永远要进行自我的辨认和澄清？所以一苇渡海的难度，其实也是我们进入查耿的难度。
在字里行间的查耿，一会显得忧患，甚至溺于“时弊”，一会很哲思，一会又是现代主义，有时又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水墨丹青，对后现代的东西基本持批判态度。这些印象，有时只是出于题材使然，或是素材问题，一会又发现更应该是诗人现实中的真切动姿，或又是掉书袋后的衍生物，已然臆想成趣的样子（见查耿《伦理之光》、《雪落在街巷是个麻烦》、《宽度：男子构造》和《诗学的传达》等近作）。
回到审美本身，查耿的神来之笔非常多，有的堪称{jp}。这种记忆来自：《朗读》、《回声》、《爬满藤萝的墙》、《抟观音土》、《极端莫非草浆》、《纪念日》和《暗害》等。而《春乡夜》、《秋风》、《黄河源》一类，个人则以为与陈先发的一些短制有相近的修辞、语感和诗意空间、价值追问等。为此我甚至怀疑，同一年代和地域的男性诗写者在生存体验、写作策略上会有某种相通性？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相通性中查耿并不逊色，只是各自的文运不同，造化不同，相比查耿得到的关注实在太有限了。
不过，我从来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查耿只该是个寂寞的书生，有一日他会不再刻意去说明什么，他化合万象，对自己有更加纵深的觉知能力。最关键，诗人挣脱的已经不是日常，而是读书人特有的癖好——强行衍生一对天使的翅膀。如果查耿是一个回归心灵原生态的人，对“未知”永远有敬畏心，他的书写就一直会有缺失先验的惶惑，有苦难，但他并不为之丧失爱与快乐。作为诗人，他至少应该拥有书写的生趣吧？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的指认破坏了查耿的寂寞和修炼，我宁愿他永远拥有这样一份“一苇渡海”式的难度。
像《新年颂》和《舞台》一类，在我眼里则是查耿针对这种难度而行使的某种“行为艺术”。比如字里行间放任恣意的想象力，却又无法打通因密集语词、物象而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关节，有刻意的混乱，更有混乱的刻意。或是他从来就这样，要澄清的东西总是很多，但偏要笃信语言的智慧是形式主义的张扬？ “一苇渡海”究竟是何种气象呢？是所有诗人共通的一种成人童话？还是查耿本己的那些密集的物象和浓郁的词语终将回落的“大道至简”？还有，那些关联性中的所指来自诗人自身真实的生存境遇，还是胸纳苍生式的“{dy}人称写作”？其实，无论怎样眺望与猜想一个诗人，大抵都是无智亦无障，所有个人的辨析都是安立与破坏的悖论。
罢，此乃戏说。以一些内心的闲话付诸文字，肯定是过于主观了。想来查耿定不会当真，更不会着恼我这满纸的疯话。其实作为诗人的他也一样“主观”（在我眼里自有其可爱之处）。比如查耿在文章中写道“在钟硕寄给我的几十首抒情诗中，小长诗《原初或花儿与少年》放在{zh1}。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在试探我能否将她的作品读完；她希望能将我领到她的“原初”看看：故乡、花儿、少年。她想让我知道……”这些被他例举的诗作应该是先前准备给一朋友做民刊选用，朋友说以短制为主，有唯美一点的长诗也可来一两首。稍事整理后我就转发了几份给查耿在内的几位友人以作纪念。于此，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曾经非常酷爱的那些 “花儿”（ 西北民歌，“花儿”就是“少年”之意，大多以爱情为主），同时更想谬托知己地回赠这种“主观”：所有“{dy}人称写作”的读写难度都是双向的，唯有如人饮水一般的审美乐趣让我们得到安慰。大家都会心一笑吧。
（转自2010.5.16作者博客）
钟硕 文
一苇渡海的难度
——戏说诗人查耿
网名应该是某种意趣的外化。那达摩先前是位太子，富贵出家，下过很深功夫，得“正法眼藏”，后只身来震旦，有了“一苇渡江”的典故。古往今来，这位高僧的内证功夫借此传说得到了{zd0}程度的彰显。在查耿，是以一苇渡海，好生了得，不知是对奇迹抱有更大野心，还是出于一时的虚荣或逸乐？
野心就是难度。记得有朋友说过查耿的诗有种“枯瘦”，没有与该朋友为此详聊。我的理解是指一种苦心孤诣，专注于一缘的特质。如果嵌入出生年代和地域的指认进行阅读，我们会发现出生于60年代的安徽诗人整体水准都比较高，同时也不难想见某些安徽诗人为什么要被指心性紧缩，书写刻意。但我读查耿，品出的却是一种阳光和孤傲，那“枯瘦”是水墨丹青式的，非常的江南，有我所欣赏的那种硬度——对存在物当仁不让的指认，谨守自己理趣疆界的同时，又以那种江南书生所特有的文化训诫，把自己的意趣弥散、游移在感性事物之间。
我自以为是个很业余的诗歌读写者，偏爱“稀释的”行文，貌似轻淡随意，却又内力绵密，像“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一类。对肆意铺张，着墨浓，用心猛的东西好像已无力进入，过度理趣和依赖词语的文字都不再是我眼里的“厚度和深刻”。那么，是让事物在自我呈现中见到本来的寓意，还是在拟定的象征中去呈现事物呢？查耿的文字再次为我揭示了一个常理：法无定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诗人的“枯瘦”不仅并不刻板，还给了我这么一种奇特的境象：江边，残雪，碧空万里，斜刺出一枯枝，枯枝的末梢有一微微张开的花骨朵……
我以为，正是这枯枝尽头正在张开的一抹朱红，昭示了查耿的诗性彼岸：生与灭当等量齐观，寂灭处的真实况味就是“无生无灭”。
那么，实现一苇渡海的难度究竟在哪里呢？都说“笔不到而意到，墨未贯而气贯”。我觉得难度就在那飞白处，在其发生的前和后，创作主体常不知是进行一种真正隐身，还是换个身影的现形。这些疯话，当然只是我个人替查耿虚拟的一种创作态势。因此我并不能轻率地以为诗人依托的东西很“本土”，从查耿的文字里不难发现他涉猎的译诗和西洋镜也足够多。他应该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互挤兑下的新时代的意气书生。以至于这意气中我们有可能看不到他的真容，是学而优则仕后要悠然见南山，还是一定做“公器”，终生在红尘中担当大是大非，或是日常里也永远要进行自我的辨认和澄清？所以一苇渡海的难度，其实也是我们进入查耿的难度。
在字里行间的查耿，一会显得忧患，甚至溺于“时弊”，一会很哲思，一会又是现代主义，有时又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水墨丹青，对后现代的东西基本持批判态度。这些印象，有时只是出于题材使然，或是素材问题，一会又发现更应该是诗人现实中的真切动姿，或又是掉书袋后的衍生物，已然臆想成趣的样子（见查耿《伦理之光》、《雪落在街巷是个麻烦》、《宽度：男子构造》和《诗学的传达》等近作）。
回到审美本身，查耿的神来之笔非常多，有的堪称{jp}。这种记忆来自：《朗读》、《回声》、《爬满藤萝的墙》、《抟观音土》、《极端莫非草浆》、《纪念日》和《暗害》等。而《春乡夜》、《秋风》、《黄河源》一类，个人则以为与陈先发的一些短制有相近的修辞、语感和诗意空间、价值追问等。为此我甚至怀疑，同一年代和地域的男性诗写者在生存体验、写作策略上会有某种相通性？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相通性中查耿并不逊色，只是各自的文运不同，造化不同，相比查耿得到的关注实在太有限了。
不过，我从来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查耿只该是个寂寞的书生，有一日他会不再刻意去说明什么，他化合万象，对自己有更加纵深的觉知能力。最关键，诗人挣脱的已经不是日常，而是读书人特有的癖好——强行衍生一对天使的翅膀。如果查耿是一个回归心灵原生态的人，对“未知”永远有敬畏心，他的书写就一直会有缺失先验的惶惑，有苦难，但他并不为之丧失爱与快乐。作为诗人，他至少应该拥有书写的生趣吧？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的指认破坏了查耿的寂寞和修炼，我宁愿他永远拥有这样一份“一苇渡海”式的难度。
像《新年颂》和《舞台》一类，在我眼里则是查耿针对这种难度而行使的某种“行为艺术”。比如字里行间放任恣意的想象力，却又无法打通因密集语词、物象而结成的错综复杂的关节，有刻意的混乱，更有混乱的刻意。或是他从来就这样，要澄清的东西总是很多，但偏要笃信语言的智慧是形式主义的张扬？ “一苇渡海”究竟是何种气象呢？是所有诗人共通的一种成人童话？还是查耿本己的那些密集的物象和浓郁的词语终将回落的“大道至简”？还有，那些关联性中的所指来自诗人自身真实的生存境遇，还是胸纳苍生式的“{dy}人称写作”？其实，无论怎样眺望与猜想一个诗人，大抵都是无智亦无障，所有个人的辨析都是安立与破坏的悖论。
罢，此乃戏说。以一些内心的闲话付诸文字，肯定是过于主观了。想来查耿定不会当真，更不会着恼我这满纸的疯话。其实作为诗人的他也一样“主观”（在我眼里自有其可爱之处）。比如查耿在文章中写道“在钟硕寄给我的几十首抒情诗中，小长诗《原初或花儿与少年》放在{zh1}。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在试探我能否将她的作品读完；她希望能将我领到她的“原初”看看：故乡、花儿、少年。她想让我知道……”这些被他例举的诗作应该是先前准备给一朋友做民刊选用，朋友说以短制为主，有唯美一点的长诗也可来一两首。稍事整理后我就转发了几份给查耿在内的几位友人以作纪念。于此，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曾经非常酷爱的那些 “花儿”（ 西北民歌，“花儿”就是“少年”之意，大多以爱情为主），同时更想谬托知己地回赠这种“主观”：所有“{dy}人称写作”的读写难度都是双向的，唯有如人饮水一般的审美乐趣让我们得到安慰。大家都会心一笑吧。
（转自2010.5.16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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