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以美国为主，世界上很多国家生物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合作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中国也分到其中1%的工作，对人类3号染色体上大约3000万个碱基对进行测序。基因工程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如今广为人知的转基因食物，其实只是基因工程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局部领域。但是，从原理上说，基因工程的本质是相同的。当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工作时，本人还是一个记者。我当时采访了中国主持这项工作的杨焕明博士，与杨博士的一番对话，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当前转基因食物被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回忆当年对杨焕明博士的采访内容，再加一点本人对基因工程的理解，写一篇并不轻松的小文章。
    杨焕明博士当年在采访中告诉我，有外国科学家发明了一项基因技术，类似一种除草剂，针对的是罂粟这一植物。在中美洲地区，有些地方大量种植罂粟，成为美国社会xx的重要来源。为了打击xx犯罪，从事基因工程的某些科学家打算斩草除根，他们发明了一种基因xx，只要撒下去，罂粟就不会生长。按我的理解，它可以看成是一种除草剂，只不过，这种除草剂，只除某一种特定的草。在这个项目中，它xx的对象是有“罪恶之花”称号的罂粟。
    杨焕明博士还是联合国一个生物伦理机构的成员，这个机构的全称，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杨博士当年告诉我，他所在的生物伦理机构，最终否决了这项技术，禁止使用这项技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杨焕明博士以很严肃的神情对我说：这项基因技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以人为的方式，xx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对于罂粟，是否应该采用这项技术，人们似乎还可以争论。但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如果允许它使用，等于允许它继续深入研究。那么，如果有{yt}，这项技术要xx的物种对象，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动物，怎么办？更明确地说：如果这种技术最终可以针对带有某种特定基因的人，怎么办？这种生物技术就太可怕了。杨焕明博士当时接受采访较多，我记得他在其他采访中还说过一句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要亲手毁掉这个技术。杨焕明博士当年的这番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包括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在内，任何技术都是有风险的，它是否能造福人类，关键在于人们的道德。所谓生物伦理，就是以道德标准来管束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在我看来，专门针对罂粟的“除草剂”，可以看成是：只杀一种，其余不杀。因此，这项技术也可以看成是对于某一个物种的xx打击，或精准消灭。杨焕明博士所在的生物伦理机构之所以否定它，在于这项技术的道德风险。然而，时隔多年以后，我知道了美国人又一项基因技术，这就是如今已被广泛使用的农达和抗农达。农达是一种除草剂，它可以杀灭一切杂草。所谓抗农达，就是在一种植物中，用转基因技术加入了抵抗“农达”的成分，使得这种植物可以不被“农达”杀死。现在美国人发明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大概有大豆和玉米。然而，每当我想起杨焕明博士当年的话，我就会想，从道德风险上说，农达和抗农达，与专杀罂粟的基因技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果说，专门针对罂粟的除草剂是“只杀一种，其余不杀”，那么，农达和抗农达转基因技术就是：“只有一种不杀，其余通杀”。换句话说，如果前者是xx打击、精准消灭，那么，后者就是xx生存、精准安全。如果针对罂粟的基因专杀技术，要像杨焕明博士担心的那样，万一发展成熟，用来对付人怎么办？那么，农达和抗农达转基因技术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万一发展成熟，产生一种基因武器，只有一种特定基因的人不杀，其余全杀，怎么办？因此，我很想有机会再请教杨焕明博士，当初否决专杀罂粟这一基因技术的道德理由，为何不能用来否决农达和抗农达这一基因技术？事实上，生物技术发展到基因技术这一步，不管是克隆羊还是克隆人，不管是转基因植物还是转基因动物，人们的确可以想象很多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它同样具有极危险的害处。这种害处在我看来，甚至超过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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