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9)06-0114-08
    清代是广西主要粮食作物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清代以前，稻谷是广西的主粮。随着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的引种并逐渐推广，广西的主粮变成了水稻、玉米、番薯等的新组合。广西山多田少，坡岭旱地随处可见，适宜种植玉米、番薯。玉米、番薯加入广西主粮的行列，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广西粮食的总产量，为广西粮食作物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在清代特别是雍正以后，由于引种的玉米、番薯具有耐瘠、耐旱、高产等特点，成为广西土地特别是山地开发的助推器，促进了广西山地生态的巨大变迁。因此，玉米、番薯在广西农业经济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一些学者对历史上广西玉米、番薯的引种及推广做了一些研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能让人满意。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对玉米、番薯何时在广西引种的认识比较模糊，有些认识甚至是错误的；二是对玉米、番薯在广西传播的过程缺少基于不同时间尺度的分析，未能揭示出两种外来作物在不同时段的演进轨迹；三是对玉米、番薯在广西的空间分布缺乏系统的探讨，常以举例子的方法推导出结论，容易以偏概全，未看到两种外来作物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差异。有鉴于此，笔者拟针对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不足，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时空分布的分析，并进而探讨玉米、番薯的引种与传播对广西民生的作用，以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玉米在广西的引种、分布及其作用
    1.玉米传入广西时间的考证
    有关研究表明，玉米大约在明正德、嘉靖之际传入中国。但玉米何时传入广西，迄今的许多说法或含糊其词，或充满了错误，实在仍有予以研究的必要。万国鼎在《五谷史话》中称广西在明嘉靖十年已见玉米，却未注明资料出处，周宏伟认为万氏所据材料疑为嘉靖十年成书的《广西通志》，[1](P174)新编《广西通志·农业志》也指出广西最早记载玉米的文献见于明嘉靖十年的《广西通志》和嘉靖四十三年的《南宁府志》，[2](P233)但笔者仔细查阅两书，却未找到玉米的一丝踪迹。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笔者细加考究，原来上述研究将嘉靖《广西通志》和《南宁府志》中记载的“黍”当成了玉米。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十一《食货志》载：“黍，俗名粟米。”嘉靖《南宁府志》卷三《田赋志》亦载：“黍，俗呼粟米，有二种，曰粘、曰糯，茎如蔗高，实黑色。”如果单纯根据上述记载，很难判断出“黍”具体属于何种作物。而乾隆《南宁府志》则给出了答案，其载：“黍，俗呼曰高粱，茎高五六尺，如蔗，实黑色，可为酒。”[3]由此可见，嘉靖时广西的“黍”其实是指高粱，而非玉米。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出现上面的误判，原因在于混淆了蜀黍与玉蜀黍、高粱与玉高粱之间的区别，其实蜀黍是指高粱，而玉蜀黍、玉高粱才是指玉米，二者之间仅差一个“玉”字。既然明代嘉靖时广西尚无玉米，那么玉米究竟系何时传入广西，就有重新予以审视的必要。
    笔者通过系统爬梳明清至民国时期广西方志资料，发现记载广西境内已有玉米种植的最早文献出现在雍正年间，包括雍正《广西通志》、《平乐府志》、《太平府志》，但是除雍正《广西通志》对桂林府玉米的颜色、形状作了简略的描述外，其他两部府志都只是提到了玉米这一品种，而无任何阐释。雍正《广西通志》卷三十一《物产》记载桂林府玉米“白如雪，圆如珠，品之最贵者”，这句话提供的信息表明，雍正年间，玉米在桂林府还是一个很贵重的粮食品种，远未像后来那样普及，以致才会成为“品之最贵者”。一些乾隆年间的方志，也揭示出乾隆以前当地可能已有玉米种植，比如乾隆《镇安府志》卷四《赋役志》记载玉米“原果属，以食小儿。向惟天保县山野遍种，以其实磨粉为糊，可充一二月粮。近来汉土各属亦渐多种者。”该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而在此之前天保县山野已遍种玉米，既然已经达到普遍种植的程度，可见天保县种植玉米应该已有一段时间，极有可能开始于乾隆以前；同时从“原果属，以食小儿”的记载中，不难解读出最初镇安府的玉米并不是作为粮食作物，而是作为果蔬，专门用来喂养小孩，而且种植较少，也比较珍贵，这与雍正年间桂林府玉米为“品之最贵者”相呼应。综观之，至迟在雍正年间，广西境内已经有玉米种植，但是从数量上看还非常稀少，人们把它当做珍贵的品种，而且从认识上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玉米作为粮食作物的重要性，种植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直到乾隆年间，方志中关于玉米的记载才由雍正时的模糊描述转变为清晰的刻画，可以说，此时玉米的重要性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种植的范围也因之不断扩展开来。乾隆《全州志》卷一《舆地》中已经有关于玉米的详尽描述：“玉蜀黍，俗名玉米，苗叶似蜀秫而矮，高三四尺，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大如棕子，黄白色，可食。炒之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这段描述，无疑比雍正《广西通志》关于桂林府玉米“白如雪，圆如珠”的记载有价值得多。乾隆年间，也是镇安府玉米种植范围扩展开来的时期，镇安府最初是天保县种植较多，乾隆时其他汉土各属也逐渐开始引种。[4]在廉州府属灵山县，乾隆年间玉米种植也较为普遍，据乾隆《灵山县志》卷六《风俗》载：“苞粟茎叶如芦穗，从节生一穗苞，叶数重，粒如黄豆，煮熟可食，又可为粥。”但从总体上看，乾隆年间广西的玉米种植仍局限于少数几个府，而比较大的推广种植则出现在道光时期，下面笔者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年间广西一些地方关于“玉米”的记载，要么并非真正的玉米，要么高度存疑。雍正《广西通志》卷三十一《物产》记载浔州府玉米“各县出”，嘉庆《广西通志》也照搬此处的内容，但是县级资料却不能证明这里的“玉米”是否属于真正的玉米。笔者发现，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所记载的“玉米”实际上是一种叫做“岭禾”的旱稻，这一发现，使笔者有理由怀疑雍正《广西通志》所记载的浔州府“玉米”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玉米。直到道光年间，桂平县的岭禾才不再称为“玉米”，因为此时出现了称为包谷的真正玉米。据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卷四《杂志二》载：“岭禾，一名玉米，其种在于岭坡，耕地如畦町，播种散在地上，随生随熟，不用插，雨水时行则多熟，大暑后收成，俗名红米、亚秤。”道光《桂平县志》卷四《地理三》中亦有类似的表述：“岭禾种于岭坡，锄地如畦町，撒谷土中，随生随熟，性耐旱，米红色。”将前后两部方志加以对照，不难发现，这里的“岭禾”其实是一种旱稻，它不像水稻那样要先育秧，然后移栽，而是将坡岭地整理成畦町状，将谷种直接撒于土中即可，因为稻米成红色，故又被称为红米。资料表明，嘉庆年间浔州府境内的岭禾仍被称为“玉米”，嘉庆《武宣县志》卷五《物产》记载：“玉米，一名岭禾。”而岭禾不再被称为“玉米”出现在道光年间，在道光《桂平县志》中，不仅将真正的玉米(又称包谷)与岭禾并列，而且删除了乾隆志中关于“岭禾，一名玉米”的表述，这一现象表明，随着道光时期真正的玉米在桂平县被引种，为了避免人们认识上的混淆，岭禾就不再被称为“玉米”了。平乐府的情况也值得推敲，雍正《平乐府志》卷十二《食货》中记载有“玉米”，但在嘉庆《平乐府志》中却无记载，如果不是编纂者因疏忽而导致遗漏的话，那么雍正《平乐府志》中的“玉米”是否为真正的玉米就需要存疑了。由于雍正《平乐府志》中的“玉米”没有任何说明，而且缺少县级资料的证明，让人无法判定。一般而言，如果一地有新的粮食品种的引入，而且具有一定的种植范围，那么在地方文献中应当有所反映，嘉庆《平乐府志》没有延续雍正《平乐府志》关于“玉米”的记载，是否情况如浔州府一样，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玉米在明末已经传入广西的说法尚缺乏史料的直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雍正年间玉米已经传入广西。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清代前期广西玉米的种植范围还非常有限，产量也很稀少，人们把它当做珍贵的品种，而且从认识上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玉米作为粮食作物的重要性。直到乾隆年间，广西方志中才有关于玉米的清晰记载，玉米的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种植的范围因之不断扩展开来。但是从总体上看，清代广西普遍种植玉米应出现在道光时期。
    2.清代广西玉米种植的时空分布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广西玉米的引种以始自清代前期为可靠，为了显示清代广西境内玉米种植的时空分布情况，笔者根据地方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列成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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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统计了清代广西十个府级政区和当时隶属于广东的廉州府境内玉米种植的情况。不难发现，就广西的府级政区而言，尚缺少柳州府和南宁府。尽管笔者几乎检索完了两府现存的所有地方志，但都未发现其在清代种植玉米的记载，因此两府的情况空缺。然而民国时期的情况表明，两府境内都有玉米种植，并且在局部地区还是重要的粮食作物。据此推断，两府在清代应该有玉米种植，只是记载有所缺失。从空间分布上看，清代广西玉米的种植以桂林府、太平府、思恩府、庆远府、镇安府、泗城府为多，平乐府、梧州府、浔州府、郁林直隶州、廉州府相对较少。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种植较多，东部地区相对较少。从时间分布上看，乾隆及以前广西的玉米种植主要位于桂林府、镇安府和廉州府；嘉庆年间增加了平乐府、思恩府；道光年间是广西玉米种植的大发展期，在乾隆嘉庆时期的基础上，庆远府、浔州府、郁林直隶州成为新兴的种植地区，而桂林府境内的玉米种植更是扩大到绝大多数州县；清代后期，广西玉米的种植范围继续拓展，在桂西的太平府、泗城府境内，玉米已经成为山区苗、瑶等民族的主粮，桂东的梧州府境内也种植了一些玉米。综观之，清代玉米在广西的种植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其中道光年间是一个重要发展期，奠定了此后广西玉米种植分布的空间基础。
    3.玉米引种对广西民生的作用
    玉米作为高产旱地作物，具有耐旱、耐寒、耐瘠，产量较高，病虫害较少，适宜山区种植等优点。正因为如此，清代广西的玉米种植由雍正、乾隆之际的小范围播种发展为清代中后期的大面积种植，并逐渐成为广西山地种植的重要作物。通过考察玉米在广西的时空分布，我们发现，清代桂西地区的玉米种植最为普遍，不仅山地遍植，而且成为了当地人民的重要口粮。而在东部地区，其种植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则相对较小。清代中后期，桂西地区庆远府、思恩府、镇安府、太平府的玉米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产量较大。在庆远府，道光时境内的山峒多种玉米，而且有早、晚两个品种；[5]天河县在光绪年间年产玉米160万斤，“贫民资以为粮”；[6]在思恩县，光绪时人们对偷窃稻谷、玉米的行为予以严惩，规定“凡偷田禾、包谷，拿获者，罚钱三千六百文”，[7]可见玉米与稻谷一样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思恩府，道光年间白山土司种植的玉米“列植相望，价甚廉，数文钱便足果腹”，人民将玉米“收子擣米炊，以充常食”；[8]在都阳土司、安定土司，当地的瑶族人以玉米为主粮，红薯、稻谷次之，而在此之前，他们以小米和子为主粮。[9]在镇安府，乾隆初玉米种植还仅局限于天保县“山野遍种，以其实磨粉为糊，可充一二月粮”，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汉土各属亦渐多种者”；[4]至道光年间，种植更盛，其中归顺州“包粟、杂粮前止种一造，今则连种两造。及山头坡脚，无不遍种，皆有收成，土人以之充饔飧、御匮乏”；[10]而到光绪时，镇安府出产的玉米已经“可充半年之食”，[11]可见玉米在镇安府人民生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太平府，玉米对xxx民生计的作用也很明显，特别是居住在山区的苗、瑶族更是以玉米为主粮。光绪初，居住在龙州厅山区的苗、瑶民“饮食以包粟及糯米为主”；[12]宣统年间，明江厅境内的瑶民“周岁皆吃包粟、杂粮”；[13]即使是在以稻谷为主粮的壮族地区，玉米也是青黄不接时的一种主要粮食，据民国《雷平县志》第五编《经济》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四月间，安平土州地方粮食缺乏，米价昂贵，饥民盈野，“幸而五月包粟丰收，粮值大跌，饥民藉以复苏”。
    虽然桂东地区的人民以稻谷为主粮，但在局部地方，特别是境内多山的州县，玉米的种植也较多，成为贫民资生的口粮。在浔州府属贵县，光绪年间山地玉米种植甚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据光绪《贵县志》卷一《纪地》载：“水南、怀西、四郭、南二三图各里岭多田少，多植此种谋生，终年碾粉熬粥糊口，少食稻者。”
    综观之，清代广西玉米的种植主要位于西部，而西部的种植又多位于山岭，成为西部山地居民的重要粮食，这充分说明了玉米在山区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从桂西山地农业的发展轨迹看，在玉米引种之前，主要种植小米、子、薯、芋、豆等杂粮作物，而这些杂粮作物的产量和食用价值明显不如玉米。因此，在清代中期玉米较为广泛地引种后，很快就取得了对这些杂粮作物的优势，成为当地重要的粮食作物。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深山穷谷区的苗、瑶民族来说，更是成为主粮。为了充分利用地力，一些地区还提高玉米的复种指数，栽种早、晚两造，比如道光年间归顺州“连种两造”玉米，庆远府的玉米品种也有早、晚两种。因此，玉米在促进广西山地开发，提高山地利用水平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并改变了山地农业生态的面貌。
    二、番薯在广西的引种、分布及其作用
    1.番薯传入广西的时间及路线考证
    关于番薯何时传入广西的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约是在明末传入，[1](P172)另一种认为大约在明末清初引种，[14](P160)但这两种看法都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缺乏实证的材料加以说明。笔者认为，要弄清楚番薯传入广西的时间，首要的工作应是对史料中那些近似番薯的记载加以辨析，排除干扰因素，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番薯又名红薯、甘薯，属于旋花科牵牛属，块根可供食用，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中国的甘薯包括本地薯和外来的番薯两个品种，由于本地薯在中国文献中常被称为甘薯，而番薯也称为甘薯，因此单从名称上看，很容易产生混淆。比如晋人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载：“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这里所描述的甘薯显然是指本地薯。本地薯又包括山薯和其他栽培薯两大类，其中山薯与番薯的区别较为明显，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瓜部》中指出：“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植援附树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相对于山薯的较易识别，其他本地栽培薯则容易被误认为番薯。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番薯传入广西的时间判断失之准确，关键就在于没有将本地薯与番薯区别开来，刘祥学就将康熙《西林县志》中的“红薯”解读为番薯，[15](P151)实际上该红薯是一种表皮为红色的本地薯，而非外来的番薯。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一些广西方志中所记载的“红薯”并非番薯。比如万历《宾州志》卷四《赋役志》记载“种于田”的薯类有红、白、甜三种，而山薯则“采于山”。表面上看，宾州的红、白、甜薯似乎就是番薯。但据《金薯传习录》所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人陈振龙才将番薯苗从吕宋带入福建引种，[16](P18)而万历《宾州志》成书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广西种植番薯不可能比福建等地还早，因此从时间上看，万历《宾州志》所载红、白薯不是番薯无疑。史料显示，即使清代番薯在广西较为广泛引种后，广西栽种的本地薯仍有红薯、白薯之分。乾隆《灵山县志》卷六《风俗》和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卷四《杂志二》将番薯、薯、山薯三者并列记载，并指出“薯”有红、白两种，这里的“薯”无疑是本地薯，这也有力地证明万历《宾州志》中的红、白、甜薯应是本地薯的三个品种，而不是番薯。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将史料中记载的红薯、甘薯不加辨析地认为是番薯，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不了解历史上广西本地薯类相当发达的事实，但这些名称繁多的本地薯在今天很多已渐趋消失；二是受到了今天番薯又称为红薯的影响，以为史料中的红薯都是番薯，以致犯了以今推古的错误。
    检索广西现存的明代方志，没有证据显示明代番薯已经传入广西。嘉靖、万历《广西通志》记载的薯类包括“薯”和“山薯”，如前所论，此处的“薯”应是广西栽种的本地薯。府、州、县志的记载也不支持明代广西已有番薯引种。那么，番薯究竟在何时传入广西的呢？笔者认为，至迟在康熙初年，广西境内已经有了番薯种植。康熙时人汪森在《粤西丛载》卷二十一中引用明末徐光启《甘薯疏》的记载：“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故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绞入汲水绳中，因得渡海，分种移植，遂开闽广之境。”徐光启所说的甘薯即指番薯，汪森在这里是借用《甘薯疏》的记载来说明康熙年间广西已有番薯的种植。而且康熙初期南宁府已有番薯种植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试将嘉靖至乾隆年间南宁府境内薯类种植演变的情况列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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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列举了嘉靖、康熙、乾隆三个时期南宁府境内薯类种植的情况，其价值在于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南宁府在三个不同时期薯类品种的前后演变。通过前后对比，不难发现，嘉靖末年南宁府尚无番薯种植，方志中所记载的薯类都为本地薯。到了康熙初期，除了嘉靖时所记载的本地薯，还增加了一个叫“京薯”的品种，但此时我们尚不能判定它是否为番薯。可贵的是，乾隆《南宁府志》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因为它明确指出京薯“一名番薯”，并且还补充了两条信息：一是京薯可生食；二是京薯除了红皮，还有白皮者。可见至迟在康熙初期，广西境内已有番薯种植。
    关于番薯传入广西的路线，乾隆年间编修的《灵山县志》、《桂平县资治图志》和《梧州府志》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上述三部方志都明确指出番薯在福建{zx0}引种，然后传播到广东、广西。乾隆《灵山县志》卷六《风俗》记载：“番薯种自吕宋而来，由闽而粤，万历始有之。”乾隆《梧州府志》卷三《舆地志》记载：“番薯瘠土沙中最易生，其种得自海外，万历间闽中始有之，今扬粤山地广种。”而桂平县更是明确地指出县内的番薯品种是直接由福建人带来的，据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卷四《杂志二》记载：“番薯有紫、白二色，闽人携种至浔，故有种。”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另外两种观点作一辨析。有人认为广西番薯的来源存在从安南传入之一途，虽然从区位上看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有关文献的记载却不支持这种看法。比如廉州府毗邻安南，但所属灵山县却说番薯是从福建传过来的。镇安府也接壤安南，但光绪《镇安府志》卷十二《舆地志》和光绪《归顺直隶州志》卷三《山川志》却都说“其番薯由吕宋来”，而未提到安南。当然镇安府的番薯也不可能是由吕宋直接传入，中间应经过了许多环节，其中{zd0}的可能是由广东人传入，因为镇安府境内的广东移民较多，而且光绪《镇安府志》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该志的记载顺序看，先说“东粤多薯，镇属山中亦生”，然后介绍了白鸠(即土山药)和番薯两个品种，[11]将广东与镇安府联系起来，难道仅是一种偶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广西的番薯是万历年间由林怀兰从安南传入广东高州府，再由高州传入广西，但这一说法同样值得怀疑。以桂平县为例，乾隆时的县志明确指出是由福建人将番薯种带入桂平，而一百五十年后编修的民国《桂平县志》却认为是林怀兰先传入高州，[17]然后再传入广西。很显然，若在乾隆时的记载与民国时的记载中作一选择的话，笔者更愿意相信前者，因为前者离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更近，而且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成书时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是番薯在岭南地区广为传播的时期，其真实性是相当高的。此外，从南宁府称番薯为“京薯”一事，也可发现蛛丝马迹。据《金薯传习录》载，福建人陈振龙将番薯苗从吕宋带回福建后，其子陈经纶向时任福建巡抚的金学曾上书推荐并试种成功，由金学曾下令各属推广，人民感恩，而将番薯称为金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发音之讹，而误“金”为“京”，如果属实，也可认定番薯由福建向广西传播的事实。
    综观之，笔者认为，清代番薯传入广西的路线主要包括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由广东传入广西以及由福建直接传入广西三种途径。而由安南直接传入的可能性很小。
    2.清代广西番薯种植的时空分布
    番薯传入广西后，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得到了快速的传播。从方志资料的记载看，在乾隆以前，各地有关番薯的记录很少，固然有方志数量不多的因素，但从清初广西的实际情况分析，至少在驱动力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嘉庆以前，广西一直向广东输出大米，甚至在嘉庆时期的正常年份，广西向广东出售的稻米数量也很大。嘉庆十六年(1811年)，广西巡抚成林奏称：“每年粤西米谷贩运粤东者，查历届册报数目，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上，征收米谷税银约计一万八九千两不等。”[18]尽管不是广西的每个地方稻米都有剩余，但至少表明，广西在嘉庆以前尚不存在较为严重的粮食短缺。这种情况，无疑会抑制番薯在广西的传播。同时也可看到，在广西一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番薯的种植较先兴盛起来。为了直观显示清代广西番薯种植的时空分布，笔者试将有关记载列成表3。
    从表3可知，在清代广西12个府级政区中、方志中没有番薯记载的有两个府，即太平府和泗城府，但从民国时期的记载看，两府境内都有番薯种植，甚至在一些县份成为贫民的主要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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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两府缺载的主要原因应是境内清代方志的缺乏，从而导致两府缺少在清代种植番薯的记载，我们不能因为两府方志在时间分布上的这种断线而得出其没有番薯种植的结论。从广西番薯种植的时空分布来看，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康熙初期，比如修于康熙初期的《南宁府志》和《阳朔县志》都有关于番薯的记载。但康熙时期广西番薯的种植范围还较为有限，到了乾隆年间，广西番薯的传播进入扩散期，这一时期广西种植番薯的府级政区从康熙时的2个增加到乾隆时的7个，包括桂林府、梧州府、郁林直隶州、浔州府、南宁府、柳州府、思恩府。可以说，乾隆时期广西番薯的种植已由清初的点状分布发展成面状分布，涵盖了广西东、中部地区。嘉庆、道光时期，广西的番薯种植进一步拓展，这应与乾隆帝在后期下令全国各地广为种植番薯有关。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要求将陆燿刊刻的《甘薯录》广为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19]这对推动全国各地种植番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光以前，桂西广大地区缺少番薯种植的记录。到了道光年间，庆远府境内才在外来移民的推动下种植番薯，据道光《庆远府志》卷三《地理志下》载：“其蛮溪山峒，近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包谷、薯、芋、瓜菜等物，行见生齿日繁，地无遗利矣。”该处的薯类就包括红薯。而桂西太平府、镇安府、泗城府及思恩府西部土司地区仍缺乏相关记载。清代后期是广西番薯种植的又一扩散期，不仅原有种植区如梧州府、浔州府、郁林直隶州的番薯种植范围不断扩大，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种植区，比如镇安府。
    从总体上看，清代广西的番薯种植主要位于东部、中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则种植较少且晚，这与桂西地区在清代作为广西玉米主产区的地位刚好相反。笔者认为，探讨清代广西东、中部地区种植番薯较多，而桂西种植番薯较少的原因，应从自然环境、人地关系、种植传统等方面综合考察。桂西地区多崇山峻岭，且有大片石山地区，耕地以坡岭旱地为主，坡度大，土层浅，保水性能差，种植玉米相对较为适宜，而番薯虽也能在坡岭地种植，但因结实于土中，对土层的要求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桂西山地的本地薯类较为发达，而且产量不低，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番薯的引种，比如道光时白山土司境内的薯类有数种，“曰人薯、牛脚薯、箩洞薯，细而长者曰山薯，一名蓣，大者重六七斤，名狗脚蓣”。[8]直到清末，桂西地区的山区居民多种植山薯为食，比如光绪年间百色厅境内的瑶民“食惟山薯、芋、粟，垦种余闲别无事”。[20]在笔者看来，除非番薯具有对本地薯类的{jd1}优势，并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才有可能促成当地居民改变其种植习惯。很显然，在桂西地区番薯缺少这种优势。综观清代广西各地薯类的种植情况，很少出现番薯独大的情况，说明每种薯都有其种植的价值及生存的环境。桂东南地区番薯种植较盛，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反映。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粮田向地主阶级的集中，广大贫民不得不依赖番薯、玉米等杂粮为生。
    3.番薯引种对广西民生的作用
    清代番薯在广西较大范围的引种，一方面推动了广西土地利用的拓展和山区土地的开发，另一方面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特别是贫民对粮食的需求。吴慧认为，清代番薯的平均亩产约一千斤，在南方相当于稻谷500斤或3.84石，[21](P186)可见其对粮食增产的作用非常明显。总体而言，引种番薯对广西东、中部的影响大于西部，对山区的影响大于平地。从文献的记载看，清中期桂东北地区的番薯种植较多，比如乾隆时全州的番薯种植“遍地是矣”；[22]道光年间灌阳县的番薯种植也很广，称为“近来种者几遍地”；[23]道光十二年(1832年)阳朔县广和里白沙堡、立郎二村将不得偷窃番薯等作物列入了《村规民约》。[24](P461)在桂东南的桂平县，番薯、芋头被称为“非菜而类于菜，非谷而可佐夫谷者”，成为农村贫民的重要口粮，“日可代食谷之半”。[25]在沿海的廉州府，“三廉处处皆种薯、芋，齐民口食资之，可当米谷三分之一，大可救荒，是薯、芋之利甚溥也”，[26]其中番薯排在薯类中的{dy}位。可见，清代中期番薯在广西人民的生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后期，番薯甚至在广西稻作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桂东南地区是广西传统的水稻产区，清代中、前期曾有大量稻米销往广东，比如道光年间平南县称为“余米之乡”，境内普遍种植双季稻，稻谷“xx东去，岁约二十余万石”，该县之所以能输出这么多的稻谷，修志者的解释是：“第两河高下皆艺稻地，粒米之多甲于他邑，故虽贩出境，而本处尚可足食。”[27]但是咸同战乱后，人民的生计渐趋艰难，对番薯的种植逐渐增多，并影响到稻米的价格，故光绪《平南县志》卷六《舆地略》记载番薯“乡人布种甚多，可备口粮，日可代食谷之半。霜陨叶槁则米贵，大熟则米贱，所系甚重”。贵县是清代向广东输出稻谷的一大集散地，据彭泰来《说赈下》载：“肇庆、广州，岁即稔，必移粟于广西。……自浔、梧达于南宁，皆东方泛舟之役所必至。浔之贵县，南宁之横州，尤市贩所聚。”[28]但在清末，由于贵县人地关系渐趋紧张和生计日益艰难，人们在种稻之外，还必须大量种植番薯等杂粮作物，据光绪《贵县志》卷一《纪地》载：“贵邑贫民多粜谷完粮，及服用所需，留此薯充饥，可代一季粮食。”郁林州的情况也差不多，光绪时郁林州番薯“四时可种，味甜，贫家常用充饥，亦可生食”，而且由于番薯和芋头的产量高，当地老百姓在平地上广为种植，时称“一亩之圃，蔬菜出其中，薯、芋可数千斤，足佐八口数月粮”。[29]正因如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清末在桂东南产米之区番薯的种植为何兴盛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玉米、番薯作为外来的高产旱地作物，在明代中后期已经相继传入中国，但对广西而言，传入的时间却明显滞后。以前的一些观点认为玉米、番薯在明代中后期已经传入广西，但却缺少史料的直接证明，一些研究者由于对史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导致结论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而某些后来的研究者不加辨析，简单照抄照搬，使得错误的认识未能得到纠正，影响到有关研究的深入发展。笔者通过系统的探讨，认为玉米、番薯传入广西较为确定的时间是清代初，而且传入初期的种植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到了清代中期，广西玉米、番薯的种植才出现较大的发展，而在清代后期进一步扩展。从空间分布上看，玉米、番薯在广西的分布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清代广西玉米的种植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并逐渐成为西部山地居民的重要粮食，而在东部地区，玉米种植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仅在局部地方种植较多，成为贫民资生的口粮。与清代桂西地区作为广西玉米主产区的地位刚好相反，清代广西的番薯种植主要位于东部、中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则种植较少且晚。笔者认为桂西山地石多土少的自然条件和本地薯类较为发达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番薯的引种，而桂东、桂中地区之所以在清代中后期番薯种植较盛，是因为这些地区人地关系相对紧张，外来移民较多，倾向于种植高产的番薯，特别是贫民更资以为生。综观之，玉米、番薯在广西的引种和传播，推动了广西土地利用的拓展和山区土地的开发，促进了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特别是贫民对粮食的需求，对解决广西人民的生计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廓清玉米、番薯在广西传播的过程，有助于复原清代广西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农业经济史的角度认识清代广西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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