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

众所周知，<<五经>>并非孔子所作，这老家伙虽多才多艺，但毫无写作能力，终生无法以已之手著书立传。于是便实行拿来主义，将先贤文集占为己有，由其经手编辑重整而成。但孔子曾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便竟然为了布道中华而扬名于后世，不惜公然侵犯祖宗版权，随心尽意自安排地将先朝古籍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任意添加删改，导致了大量典籍丧失了作为原始资料的考古研究价值，开创了伪造篡改历史的先河。

其中的<<春秋>>更是成了孔子心中己道行去，光耀千秋的寄托。他曾对弟子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并且拒绝采纳诸如子夏等人任何一字的建议，由此可见孔子对此书的重视程度。

虽然只要参照<<左传>>，便可发现他所编录的<<春秋>>错漏百出，史学价值极低，但后代亚圣就是有本事无耻歌颂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历代乱臣贼子对此何惧之有？孟子似乎忘记了此书一出不久，便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后来秦室更是征讨六国，平定天下，干脆利落地将周王朝埋进了历史的坟墓之中。而太史公也并不是不知道此事，可硬是将“春秋之义行”在<<史记>>中肉麻吹捧了一番。

固然如今绝不会有人再相信这些弱智之言，只不过悲哀的是，正因为那套“为君者讳”的春秋大义受到了历代君王的推崇，从此名正言顺地横行于天下。以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伪造历史之风也伴随着春秋之道的光大，便成了千年来，本邦难以医治根除的病态文化。

所谓“诚如九重出真龙，一洗凡马万古空”，只要读过<<史记>>的同志都会不禁钦佩太史公超群绝伦的文学才能，与其说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百世不遇的天才文学家。其作品气势之宏大，想像之奇异，作文如行云流水，鬼斧神工，叫人叹为观止。一个人能把历史经传写成让人读之如痴如醉，回味无穷的文学杰作，使得历代子孙无不为其间一幕幕壮怀激烈，洋洋浩浩，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所陶醉征服，也无不为那些“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慷慨，心血沸腾且垂泪沾巾。或许古往今来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作品无愧于鲁老爷子“无韵之离骚”的赞誉。

但似乎从来不曾有多少人在发怀古之幽思的同时质疑过，在经历了焚书坑儒，火烧咸阳，大量{dy}手的周秦两代历史资料付之一炬之后，仅靠金匮石室中所保留的那点文献，司马迁何以能够将横跨数多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人物对话，战争场景还原描绘的如此生动透明，栩栩如生，而笔墨挥洒地恰到好处，从不浪费任何自己所设的伏笔和暗场交代？哪怕连某些事件里的宫廷秘谋，市井私语都被记述得都仿佛太史公身临其境，亲耳所闻一般。

即使司马迁本人也并不否认其中很多的情节来源于民间传说，诸如高祖斩白蛇起义等怪力乱神之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部“史家之绝唱”虽汪洋恣肆却严谨不足，由于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细节的记录上，搀杂了大量的虚构成分，而算不上是一本信史。

反观<<三国志>>就是一部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严谨的信史，史料选取的过程十分谨慎，陈寿遵照宁缺勿滥的原则，更是绝不制造虚构任何毫无根据的事件细节和人物对话。但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史学论文著作的作者，由于文学才能不如罗贯中，作品文采欠缺，枯燥无味，{zh1}还要靠裴松之写注力挺一把，导致后者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受人趋之若骛。从此<<三国演义>>中那些被艺术化的人物形象和虚构事件彻底取代了原来的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成了后世人心中理所当然的“信史”。

所以如若没有大史公的情有独钟，后世就绝不会有诸如“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众多流传千年的名句随之而出，让草莽匹夫项羽成了如今最为家喻户晓的悲剧英雄之一。同样若是没有了罗贯中的尽心刻画，原本刚愎自用的关羽便绝不可能官拜“关圣帝君”，成了一代又一代人所焚香跪拜的那位浩然正气，义薄云天的武圣爷爷。

而诸葛亮又几曾想过，原本自己一个凡臣俗子，竟然在这种“伪造历史”之风中，阴差阳错地在后代心中象征起了千年中华民族的{zg}智慧，代表著黑暗时代或是弱势困境中，出奇制胜，扭转乾坤的光辉形象。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那个硝烟四起，战祸连绵的乱世，诸葛亮是否怀念着过去那段羽扇纶巾，意气风发，每自比於管仲、乐毅的闲云野鹤的生活。南征北战数十载的他，又何曾不想自己也拥有“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来铲尽天下的逆臣反贼，从而为旧主一统中原，光复汉室。而要是自己真是能胸怀神机妙算之谋略，又何必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教后人忆起无不感触伤怀的的无奈之言。

诸葛亮是个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因此在关羽丢失荆州之后，他便应已预见到了重兴汉室无望的事实。而率军四出祁山无非是在徒劳地追求着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只要有心，谁都能感受到从那文采飞扬的前<<后出师表>>中，所透出的一纸的绝望。

就是这样一位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悲剧英雄，他的名字在<<三国演义>>的重新演绎描绘，使得那个被神化的人物已不再是历史上真实活过的诸葛亮，而成了一种承载了沉重于真实百倍的精神内容的特殊符号名词，化作了人民感情的宣泄处和附着点，全民心中的精神倚靠和民族图腾。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谁不有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似的感慨，谁不将希望寄予在了此时上天能赐予几位诸如诸葛亮，岳飞这样民间文学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期盼这些大救星能去xx民族走出灾难的深渊？

但一堆英雄横空出世或者民众崇拜英雄的情绪泛滥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只有当一个国家处在极度病态或是内外忧患，灾祸连连，动荡不安而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的黑暗状况下，才会有英雄的出现，即所谓的“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

同样，岳飞无可厚非乃是后世少数几个能受万人敬仰和家喻户晓的英雄，可惜仅论战功，其毫不能与那些名气与他相逊较多的一些各世武将相比。论战略眼光以至收场的冤屈程度，拍马都赶不上明将袁崇焕。何以其的名字和事迹如今却成了正义和勇气书写而成的佳话？在终于“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的叹息声背后，又有多少人想过，哪怕其时他的岳家军不被召回，他{zh1}是否能率军那么顺利地便直捣黄龙，收复中原？而从当时的国力情况来看，如若耗尽资源财力仍收复不了失地，反而失去议和偏安的机会，难道陷入到无法支撑局面的南宋就不可能被金国大举入侵而彻底灭亡？即使收复了失地，谁又能保证南宋{zh1}被蒙古铁骑所踏灭的历史不会发生？

似乎没有人关心过这些问题，有的只是对所制设出来的英雄的盲目崇拜。

记得清朝先人戴名世曾一眼洞察“党祸”：“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年祸国殃民的全是那些满口民族大义的清流。以至诸如史可法这类貌似爱国，口中德字义辞不离。实则行为上懦弱不堪，对大清一味弃地退让。{zh1}更是为一己私义，将几十万无辜黎庶性命搭上的典型混帐，竟就是能名留青史，受万人景仰朝拜。而那竟然一枪未放，拱手将东四省相让与鬼子，更是趁民族危难之刻，为保住自己的权力，意图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军阀土匪张学良又何尝不是。

可饶是如此，这些人至今却成了咱们历史教科书上的光荣典型，教所有人顶礼膜拜，却从没有人发现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哪怕历史上这样的英雄再多上几倍，又何尝不是民族xx能抹去的悲哀？只要明白这一点，便可以发现，过往的战火连天之处，多如恒河之沙，过江之鲫的诸葛亮们的出现，除了为这个民族的历史增添了一点浪漫气息和悲剧色彩以外，不仅毫无任何的社会价值，相反凸显了这个民族尴尬和失常。

几个世纪前，英伦蛮夷仅仅在短时间内，靠一场利益损失极小的资产阶级革命，便完成了社会改造，确立了民主制度，从此走上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观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我们不得不承认，咱们的老祖宗确实不怎么聪明。而千年的历史只用“斗争”二字便可高度概括，华夏大地动辄血流漂杵，哀鸿遍野。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不堪受迫之下，只会主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造反革命之中，以至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大规模的破坏。所有好战分子们只想着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甚至“杀入京城，夺了鸟位”，以期取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土匪式的伟大成就。这个民族却从来没有能力在内部危机四起之时，想着从社会制度上去进行有效改造，摆脱内战的周期性循环，使天下由乱进入治的状态。以至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不仅毫厘未进，相反社会发展被xx冰冻，最终被开化晚上咱们上千年的西方人拔得头筹，并且逐渐拉大了彼此间的差距。或许若不是当年鬼子们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天朝上国那锈迹斑斑的大门，被强灌而入的西方文明与文化为这个没落的帝国续上了一口救命的仙气，则庶几咱们仍在重复着那段段肮脏黑暗的历史。

只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泥塑木雕终究活在了众人的精神圣庙中，以至我们再也不愿回头查寻历史的真相，而是沉迷于被驱赶出真实历史的伪造的英雄形象之中。在如此英雄情结旺盛的情况之下，万民的敬仰逐渐化成了一种精神xx。一个个被越捧越高的英雄形象，成了我们满足虚荣。抚慰自尊的国产xx，而逐渐丧失了正视反省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勇气和责任。而这恰恰是民族新一页所再也无法被xx的灾难根源。

屈辱的百年帝国侵略史，如今在我们眼里成了至高无上的光辉。如果咱们有半点羞耻之心，就{jd1}只会将那段难堪xx的历史化作枕边苦胆，从而痛定思痛，靠全民脚踏实地的努力去谋取点滴的进步。

诸葛亮的无奈在<<后出师表>>中早已显露，“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可在如今并非危急存亡之秋的太平盛世之下，相当数量的国人唯恐天下不乱，愣是将先贤邓公“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的教诲抛在脑后，而硬充当代孔明，试图去完成老诸葛们未尽的事业。从而躲进解放区的地道内，用{wn}的想象力来发见与证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灭的阴谋企图，用满肚肠的智慧去设计出戳穿反动派纸老虎的奇招异式。然后发挥唾液优势，去煽动排外思潮，专门与这个如今发展依靠着西方资金与技术的民族的利益过不去，将之逼向祸乱的边缘，从而自命于危难之间，以为用高分贝的嗓门“运筹于帷幄之中”，便可以轻松，安全而无后顾之忧地换来西方各国诚心诚意的俯首，使民族重新木秀于林，登顶于世界的美好前程，从而完成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壮举。

这固然不是诸葛亮们的错，他们又何尝不愿将自己不为人见的悲哀显露。但到了现代人的眼中，他们便成了咱们刻舟求剑的记号，摸象盲人的倚仗。这正是诸葛亮们的悲哀，他们的出现，不仅使得中国历史最黑暗的那部分被描绘地绚烂xx，让人根本难以从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警世教训。而且逼迫后人东施效颦，无时无刻不去崇拜与充当这些大救星与大英雄们，为千年来分合无常的民族悲剧，搭建{zx1}式的表演舞台。

所以在一个个悲剧中所诞生的英雄究竟是后世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是所有人应该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这个答案再浅显不过的问题，在普罗米修斯将智慧的火种走私贩售到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之前，暂时成了国人无法解答的哥德巴赫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