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来看，作为世界{zd0}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 即使《南方xx》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正是因为不能用通常因果规律找出事件的成因，才使得同类事件连续发生，以至于公司高层采取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的无奈举措。 笔者正是从该公司请高僧做法事的无奈的“虔诚”中，感觉到当前许多企业对延长劳动时间来换取效益{zd0}化的心安理得，而这种严重偏离人性化管理的残酷劳动制度，已成为许多企业追求效益的共识，并已约定俗成到“合法”和被劳动者接受的程度。这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加班加点才可获取生存的需要的意识来看，要满足劳动者生活需求，只有通过超负荷的工作才能获取。所以，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而这份“自愿加班切结书”是没有多少“自愿”成分的，从签不签这份“自愿加班切结书”得出的结果，并不是在满足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再争取额外的酬劳，而是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的选择。

　　让人纠结的是，如此的用工现状和劳动管理，并非富士康“独门家法”，比之更甚的也有听闻。不要说黑煤矿、黑砖窑，就服装加工企业而言，都是不开夜工不称其为服装厂的。许多闲散社会青年，农村富余劳动力，都把服装厂的“多劳多得”作为获取较高报酬的xxxx，谁都知道这“多劳”指的就是超时的劳动时间。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样的剥削已成惯例，早让为了生存的人们彻底放弃了权力。如此低廉的经营成本，才使我们有了“制造大国”的称谓。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成不了特例。

　　那么，为什么只有富士康才发生“九连跳”的惊人事件？那就是它所面对的是一群尚存梦想而没有彻底麻木的年轻人。现实可以抹杀他们对权力的维护能力，但不能阻止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而这些本应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从一连串跳楼事件中，我们目前还无从获悉每个人的个体因素，但年龄上的共同点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事件当事人的年龄都在十几到二十多岁，而进入富士康这样一个企业，也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这是有着梦想的一代，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只满足于挣得赖以养家糊口的工钱。这一代人会把工作和快乐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辛勤的劳动付出和将会获得的生活能力做一个比对，也许还会追求劳动过程中的快乐。只要把人回归到应有的社会价值上，这样的要求是最基本的。而当现代企业把人当作智能机器的管理模式下，迫使这些“智能机器”把潜能发挥到{jz}，而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精神需求，社会活动空间的缩小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无不摧残着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本来脆弱的神经，与他们进入社会实现理想的初衷相比，挫折引起的失望，足以将他们推入自贱的泥淖。

　　沉湎于追求利润{zd0}化的企业管理层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原因是他们把企业员工当作了赚钱的机器，脱离了人性的管理制度在达到效率优化的同时，必定把具有思想的劳动者驯化成冷冰冰的机器。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血肉之躯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所以，富士康应该汲取教训并引起重视的问题，具有全社会的意义，如同校园凶案一样，不能作为个案来看。少数用极端行为表达对生活的绝望或对社会的仇视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人承受着生活的负重。如果再次把人比作机器，那就是这部分人的“丝”细了一点，而“保险丝”相对粗一些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了“保险丝”的人，他们同样是生存在不堪负重之下。我们不应该因为“连续事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