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过程中，许某的辩护人称，许某具二甲级医院多年的接生经验，并具有助产士资格证书和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事故发生，主要是由于产妇延期妊娠造成的，许某在助产过程中操作不当只是次要因素。因此，这xx是一次医疗意外，许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许某执有助产士资格证书为产妇接生，为什么被认定为非法行医呢？就本案的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朱静飞。

   助产士只能为正常产妇接生

   朱静飞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所以，本案关键要看许某是否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是否擅自从事医疗活动。

   很多人往往把刑法中的“医生”与行政管理法规中的“医师”等同起来。由于“医师资格”与“医师执业资格”在医疗行政管理上的相互分离，刑法上“医生执业资格”是指“医师资格”还是“执业资格”，还是同时包含两种资格产生了争议。

   朱静飞说，《{zg}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dy}条采取了“医师”与“医生”、“接生员”并用的方法，但这样列举仍然不能与行政管理法规上的种种资格相互对应。并且，《解释》对于“资格”的规定，{dy}条{dy}项“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采用了“医师资格”标准，第三项“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采用了“执业资格”标准。标准的不统一导致两种资格的交互地带会出现法律漏洞，比如已经获得“医师资格”但尚没有注册获得“医师执业证”的人，能不能构成本罪主体？由于列举法本身的局限性，《解释》{dy}条也无法将本罪“医生”的外延全面揭示出来。

   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助产士资格”，“助产士资格”虽然不属于“医师资格”，但“助产士”是否属于“医生”呢？

   朱静飞说，从取得条件上看，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或取得执业护士资格，在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从事助产技术服务一年以上，经省辖市卫生局组织助产技术考核合格，可以取得助产士资格。所以医生、护士符合一定条件都可以取得助产士资格。从业务职责上来看，助产士其中一项职责就是“负责正常产妇接产工作，协助医师进行难产的接产工作，做好接产准备，注意产程进展和变化，遇产妇发生并发症或婴儿窒息时，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报告医师……”从助产士的资格取得条件与职责范围上，很难把其从“医生”这一大的概念中排除出去。另外《解释》{dy}条第五项“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显然是把“接生”归为“医疗行为”。虽然助产士并非在“医生”这一大概念的外延之外，助产士也可以从事一定范围的医疗活动，但其仅可以对“正常产妇接产”，而被告人为产妇所实施的催产素静滴、人工破膜以缩短产妇产程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助产士的执业范围与执业能力，因此，本案被告人的主体资格适格，客观方面其行为也构成了非法行医。

   因果关系影响定罪与量刑

   按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对非法行医罪规定，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本案为什么一审只判决许某有期徒刑两年呢？

   朱静飞说，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必须确认的事实，关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目前刑法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在非法行医案件中，就诊人受损结果除了非法行医行为外，往往与就诊人的病情、个体特异性等有关，所以认定因果关系变得尤为复杂。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存在非法行医行为，又发生了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两者之间就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非法行医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小，实际上要看被告人在非法行医行为中“手段错误”的大小，以及这种手段错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

   具体到本案而言，就诊人死亡的原因是发生了羊水栓塞。羊水栓塞属于医学上并发症的一种，对于并发症也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不可抗力，并发症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医学术语，是指某一种疾病在xx过程中，发生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另一种或几种疾病。而不可抗力是指难以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看一种并发症是不是不可抗力，关键还要看并发症这种介入因素能否被行为人预测，以及并发症发生后，医方是否投入了“{zd0}的努力”进行救治。羊水栓塞是产科一种常见的并发症，被告人作为曾长年在妇产科工作的助产士，应当预见。羊水栓塞虽然来势凶险，但并不是{jd1}不能医治，医学上给抗过敏、纠正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抗休克等抢救，仍然有一定的xx率，而被告人因为在不允许接生的个体诊所为就诊人接生，发生羊水栓塞之后，根本无条件抢救，作为助产士的被告人本身也无能力实施这些抢救措施。

   发生羊水栓塞的原因包括分娩自然风险、孕妇延期妊娠，还包括被告人使用催产素剂量过大、实施人工破膜的行为等诸多基础性条件和要素的总和，这一原因总和构成了事实因果关系的总体，而在这些事实因果关系总体中，被告人使用催产素剂量过大、实施人工破膜不是主要原因，因此，被告人非法行医行为并非必然、直接地导致就诊人因羊水栓塞而死亡，不宜认定被告人具有“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加重情节，不应按照加重的非法行医罪来处理。法院判决许某两年有期徒刑，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