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05-11
到今年6月1日，“限塑令”就整整实施两年了。这两年内，执行情况又如何？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商场和超市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减少了75%左右，每年大约可减少塑料消耗27万吨以上，相当于节约石油160万吨。“限塑令”的实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限塑令”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很多农贸市场，成了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
“限塑令”盲区不少
4月22日，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区东郊市场食品批发商场，发现每个摊位上方都挂着统一印制的蓝底白字的“限塑牌”：本摊位坚决执行“限塑令”，有偿使用塑料购物袋……上面还详细列明了不同规格塑料袋的价格。然而在近半个小时内，没有一位摊主向顾客收取塑料袋的费用，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似乎成了一种“默契”。在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农贸市场，一位正在买黄瓜的大妈一下子跟摊主要了三个袋子，说是怕袋子不结实，半路上破了。摊主表示：“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再说几个塑料袋也不值钱，要几个就给几个，反正很少有人过来检查。”在地铁4号线公益西桥的西南出站口，一位烤肉串的青年男子告诉记者，他每天基本上都要用掉一百多个袋子，这些塑料袋每沓50个，只要打个电话，很快就有人送来。
即使在“限塑令”执行较好的大型连锁超市，塑料袋的使用数量也在攀升。在北京朝阳区乐天玛特超市，记者在其中一个收银口发现，半个小时内，一共有9位顾客买了14个袋子，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告诉记者：“家里也有环保购物袋，不过随身带着不方便，塑料袋花不了多少钱，在家里还能当垃圾袋用，也不算浪费。”收银员小陈也表示，尽管袋子收费，还有不少人过来买，一个收银口每天大概有一百个袋子卖出去。记者在超市中发现，食品专区会提供大小不同的“手撕袋”，一位促销员告诉记者，购物高峰时，一卷100个的袋子一眨眼就用光了。
此前一个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在哈尔滨、兰州、郑州、成都、广州、杭州6个城市也做了详尽调查，结果发现，超市对“限塑令”的执行度大都比较好，而农贸市场是“限塑令”执行度最为薄弱的地方。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毛达参与了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他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他们在北京不同区县，对连锁超市、品牌商店以及个体商户进行过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尽管大规模连锁超市对“限塑令”的执行力度{zh0}，但塑料袋的使用率还是比政策刚推行时有所上升，品牌商店和个体商户执行的效果不是很好，尤其在农贸市场，“限塑令”根本无法实施。
“限塑令”效力为何减弱
对此，有人称，“限塑令”似乎只是一针“xx剂”，药效持续时间不长。记者发现，有三个原因使得限塑令的效力明显减弱。
商家的不作为或变相xx。在农贸、小商品市场中，不少商家虽然知道有“限塑令”存在，但为了降低成本，还在使用不合格塑料袋，或是为了迁就顾客，使用了合格的塑料袋也不另行收费。例如，农贸市场的主办者应负起“限塑”的管理责任，但是很多经营者并没有严格执行规定，既不统一进购环保购物袋，也不对商户进行管理。这些不作为或变相的xx措施使得政策xx被架空。
监督、执行力度不够。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表示，如果厂家没有说明产品的用途，或者塑料袋不用于购物，那么质监部门所依据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就没有效力。所以，工商部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公众对“限塑”意义认识模糊。目前，还有许多人不了解“白色污染”的危害，也就对“限塑”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正确认识。此外，如果没有政策的约束和提醒，有一定认识的公民也往往不能自觉地改变其旧有的购物习惯。
如何把“限塑”贯彻好
大家都注意到，“限塑令”刚开始推行时不少人能身体力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塑料袋使用又逐渐增多。原因为何？
毛达告诉记者，他们在调研中发现，80%以上的人是支持“限塑令”的，这说明该政策是有群众基础的，可以很好地推广下去。他建议，首先应针对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例如，用厚度规定塑料袋是否环保还没有充分依据；塑料袋收费是否给消费者带来了经济负担，商家是否因收费获利等。在鼓励塑料袋回收利用方法，毛达和他们的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建议：应该制定更多的细则，如塑料袋规格、标识等，便于执法人员履行职责；应限制所有的一次性购物袋等。
其次，针对农贸市场这一薄弱环节，董金狮说，可由工商部门要求各个市场跟其签订承诺书。市场开办者指定塑料袋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对要进入市场的塑料袋厂家进行资质考核，否则就要受罚。
{zh1}，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最关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只有全社会都讲环保，才会从根本上防治“白色污染”，让消费者从简单的产品替代转变为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替代。政策制定者应时刻跟踪已有措施的效力，在效力减退的时候，考虑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是强化，从“提醒”、“鼓励”和“约束”三个方面改变消费者的塑料袋使用习惯。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政策的目的和意义一定会认识得越来越清晰，配合度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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