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对编史修志和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因为它具有其他资料所无法比拟的xx凭证作用。但原始的档案文献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加工处理才能利用，所以，加工处理原始档案的档案文献编研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档案文献编研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笔者想从这个角度谈点看法。

文献形成的三种形式

　　在古代文献形成的三种形式著、述、编中，古人对“著”（又称“作”）的形式要求是必须具有新的理论、新的认识。孔子曾谦虚地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司马迁的《史记》可谓“成一家之言”的杰作，但当别人把《史记》比之于《春秋》时，司马迁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故事，非所谓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也只说“述《高纪》{dy}，述《惠纪》第二”。可见，古人之所以不轻言著作，是因为著作的标准极高，绝非常人所能达到。
　　“述”是讲述、阐发已有的经典著作。《说文》：“述，循也。”即采用此义。前人开创，后人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或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或探微索隐，使之更明朗。有时候，“述”的难度并不亚于“著”，而且其价值也不低于“著”。比如《春秋左传》之杜注，《水经》之郦注，《史记》之三家注，《三国志》之裴注，价值都极高，是我们准确理解古代典籍必不可少的桥梁。
　　“编”也称“纂”、“辑”，是文献形成的第三种形式。它是根据一定的体例连缀旧文，使其成书。其主要特点是不改变文献的原始条文。“编”虽然列于“著”、“述”之下，但其重要性同样不可轻视。因为流传既久，宋代之前我国的印刷业又不发达，使得手工传抄的许多古代典籍很易散失，因此，文献编研对于保存中华民族典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科。

档案编研者必备的素质

　　表面上看，“编”只是对原始文献的抄写和编排，无须创造和阐发，比“著”和“述”简单多了。其实编研工作是一门大学问，它对编研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是相当高的。以历史档案为例，要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档案文献，我认为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dy}，古代汉语功底。我们编研古代的档案原件，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古文。因为很多古代的原始档案是没有句读的，直到近代才开始断句。要读懂古文，进行断句、标点和分段，才能整理和加工。另外，给档案原件拟写标题，更是一项被xx语言学家吕叔湘称为“要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的工作，完整、精练、适宜的标题，不仅需要古代汉语功底，而且需要语言概括能力。
　　第二，历史文化知识。错误的断句有些是属于古代汉语知识的欠缺，还有些是不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造成的。历史文化知识在档案原件的阅读和档案原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两个层面上，对编研者提出相应的要求。档案是哪个朝代的，要对那个朝代的历史熟悉，这样才能对档案有正确的理解和注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编研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比如清代文字狱档案之于清代文化政策的形成，xx战争档案之于近代禁烟运动，明清宫廷档案之于明清官制等等。
　　第三，历史文书知识。古代档案原件主要为官私文书，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档案，如保存在一史馆的“大内档案”。其中大都是公文文种，名目繁多，如诏书、谕旨、奏折、提本、揭帖、传牌、咨文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文种的特点、源流和格式，不掌握纷繁复杂的公文专门术语，不理清各级衙门之间盘根错节的公文层层照转关系，不了解古代文书抬头制度、避讳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就不能正确地断句，更谈不上编研了。
　　第四，校勘学知识。由于一些档案文献流传既久，不免出现各种文字上的变异和错误。所以，在档案文献的编研过程中，少不了对错、讹、脱、衍文字的订正，以恢复档案原件的本来面目。这便需要一定的文献学知识，特别是校勘学知识。否则，校勘时很容易出现错误，甚至会遗人笑柄。所以，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更甚”是非常有道理的。经过精审校勘的文献，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可据性。
　　第五，书法知识。在档案原件的转录工作中，正确识别原件的字体也是重要的一环，而不少档案原件的手写字体或不规范、或潦草、或为狂草、行草等难以识别的字体，所以还需要编研者具有一定的通假字、异体字、繁体字和草书字体的识别能力，才能保证原文转录的高质量完成，也就是说，古文字的辨识及书法的有关知识也是必备的。
　　第六，计算机操作能力。在计算机技术普及的今天，除了一部分无法用计算机技术加工和处理的档案原件，大部分历史档案都采用了电子化的方式对档案原件进行转录，这就需要档案文献的编研者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有较好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不仅转录速度要快，而且错误率要低。
　　{zh1}，良好的洞察力。除了以上具体的学识功底，对当今学术动态、社会文化走向的把握也很重要，要知道学术界、公众缺什么？要什么？自己能提供什么？这也是不可缺少的素质。
　　综上可见，档案文献的编研绝非易事，应该是集语言文字、历史、文书、文献、书法、计算机等各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通才。因此，要编研出高水平的精品，必须具有一只高水平的编研队伍。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流传的编研精品，无不出自大家之手。孔子删订《诗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楚辞》、《战国策》，昭明太子编纂《文选》，赵汝愚编纂《宋代诸臣奏议》，纪昀主修《四库全书》，鲁迅辑佚《古小说钩沉》等等都是如此。

提xx案编研者素质的有效途径

　　如果用以上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大多数档案文献编研者的素质是比较低的。个人认为，这是造成目前不少编研成果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队伍的建设抓起，提高人员的整体素质。
　　首先，需要扎实的业务基本功和计算机操作技能。如上所述，丰富的学识功底是必不可少的。目前的情况是，既精通档案编研业务，又懂计算机的全面人才缺乏。比如，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计算机操作很熟练，但是，古代汉语、历史文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很欠缺，所以无法读懂原文，成为档案的开发和利用的一大障碍，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另一些人员则相反，历史档案方面很内行，但计算机操作能力却较差，录入速度跟不上，也严重影响了档案文献编研的效率。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培训班等形式对编研人员进行“全能型”培养和训练，编研者自身也要不断更新知识，与时俱进。此外，通过网络知识的学习，了解{zx1}的文献汇编出版情况，又能激发选题的灵感，使知识的学习和观念的更新形成良性的互动。
　　其次，与外单位合作编研档案文献，也是一个提高人员素质的途径。在合作中，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以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形成好的想法，改进档案文献编研的水平。比如，业务单位和研究人员合作，业务人员可以从中提升自己的编研理论水平，而研究人员则可以学到有关的业务知识。从一些单位合作编研档案文献的实践来看，这一形式的优点是明显的。
　　再次，是要更新编研观念和培养信息意识。从现代信息学的角度讲，档案文献编研就是围绕一定选题，对档案信息进行选择、加工、输出的活动。在整个过程中，人员的信息素质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档案文献编研中，具备了良好的信息素质，就意味着独具慧眼，能发现别人之未发现。以往的档案文献编研基本上是封闭的、被动的，有些档案部门不管社会需求，关起门来搞编研，搞了一大堆汇编却没人用，白白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或者是你要什么，我就编什么，你不上门要，我就不编，观念陈旧而被动。我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化的时代，档案文献编研者应改变观念，关注社会发展的动态，要对档案信息有足够的敏感度。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社会和现实生活对档案文献编研的新要求，捕捉新的档案文献编研信息，变封闭为开放，变被动为主动。选题内容好，契合社会的需要，自然就会有好的反响和好的效益。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蒙古档案馆编研室根据牧区的实际，结合党的牧区方针，选编了《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政策资料摘编》，有特色，实用性强，所以很受欢迎。
　　此外，新的编研意识还体现在能利用多种媒体形式，使编研成果更加生动和直观，使人们喜闻乐见。如近年来，密云县利用地处密云水库，接待过国家三代领导人的特殊优势，编辑了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的珍贵照片档案，就极具特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清宫密档》和《帝国商行》也是成功的尝试，反响强烈。笔者认为，这些成功的编研选题和形式首先体现的是编研者灵敏的信息意识，它决定了编研出版物的生命力。档案部门应该走出去，积极参加各种档案信息新动态、新问题的报告会，包括相关学科的研讨会，开阔视野，了解社会，对建立新的档案编研观念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笔者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时常要利用一些档案汇编资料，而这些汇编的质量良莠不齐，反映出一些问题，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篇短文，希望能对档案管理者和从事档案编研工作的人员有所启示。

　　【作者简介】  何庄，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历史文化教研室副教授，博士，主要教学和科研方向：历史文书与历史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5月17日   总第2003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