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狭义地说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决策内容，广义地说还包括决策模式。
　　自从西方企业在20世纪中期明确引入战略概念后，围绕着战略管理，管理学界已形成大大小小十数个学派，如波特的行业结构学派，钱德勒的设计学派，战略资源学派等等。有关战略管理的书籍，也早已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因此，当作者要在这个成熟市场，提供一种新“产品”时，他必须严肃地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该产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它的与别的产品有何不同？这些不同处将会给人们什么独特的益处？
　　二、作者如何确保他的产品，能实现设定的战略目标？
　　这是二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希望读者诸君能带着它们，以严肃的心态审视本书，{zh1}再评估：
　　作者可曾达到他吹嘘的战略目标？！
　　在研究了众多战略管理理论后，作者发现：以往的理论在战略管理的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
　　但对这个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作者冒昧地认为：前人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似乎都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也许，西方管理学界认为那是心理学领域的工作。
　　也许，西方管理学界其实只是针对自己地域的企业研究战略管理，但他们却相当自大，认为这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中国的企业家则相当崇洋，也真的相信（或假装相信）这些理论放之中国而皆准。以致中国企业问题多多，企业家们却都认为战略管理没问题，所有的问题出在细节和执行上。
　　但作者以为：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为什么像IBM、微软、杜邦、沃尔玛、迪士尼、Google这些富有原创精神的企业，大多只会产生于美国，而不是欧洲或日本？
　　为什么日本人做的产品短小轻薄、质量{yl}，但他们却很少有非常原创的东西（日本人还是发明了方便面和卡拉OK）？
　　难道这只是由世界产业分工决定的吗？
　　难道这只是企业选择战略所决定的吗？
　　难道日本人不想搞原创发明，只想跟在美国人的原创后面，作二次开发？
　　作者认为，现实情况不xx是这么简单。
　　产业分工，表面取决于资金、技术、市场等等，但最终是由人决定的！
　　企业战略，似乎由对手、资源、目标等等决定，但最终是由人选择的！
　　世界产业分工并没有禁止任何民族的创意，日本人也很想做原创的东西，他们研发过高性能的第五代计算机和模拟高清数字电视，尽管这些项目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主流产品。
　　问题何在？！也许不单纯是日本人战略管理没有学好，或美国人的打压。因为日本人的学习精神是世界{yl}的，美国人戴明创造的全面质量管理，日本人做得比美国人还好。而美国施乐的复印技术，也被日本人买去抢占了美国复印机市场。
　　反过来，同等技术条件下，美国人做的东西，质量总比日本人差一点点。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非原创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质量他们不如日本，比价格他们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正在实施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什么样的战略，才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人性？为什么？
　　本书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为读者回答以上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作者将从历史和文化（包括科学精神）两个角度，对中国人的人性因素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会使人的决策产生路径依赖，文化会通过人的价值观影响决策。
　　这一纵一横两大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人的管理DNA.作者将在这个基础上，以案说法，解构中国最{dj1}企业家们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一套系统、独特的战略管理理论。
　　作者受过严谨的自然科学研究训练，曾在国企、私企、外企任中高层管理人员，遍历生产、销售、教育型企业的各主要部门，并自主创办、经营高科技公司。同时，作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独到的研究，并为资深财经杂志撰稿人，优秀商战小说作家。
　　作者深信，以其阅历和思想高度，足以完成本书的战略目标。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代前言）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选择！
　　竞底策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策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zx0}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xx、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yt}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1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他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地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志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
　　李志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元。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思维。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如果任正非也像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zj0}状态。”
　　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xx、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zpy}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他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战略选择的问题！
　　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
　　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
　　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
　　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
　　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zd0}的IC生产国。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
　　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
　　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
　　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
　　xxx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
　　美国37610美元排第5位
　　日本34510美元排第6位
　　中国1100美元排109位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两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忽悠。
　　这是一种什么质量的经济腾飞啊？！
　　如果有人不认可这个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2003-2006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居世界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数据来自网站，此处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为人均GDP，因为2006年的中国GDP是26452亿美元。）
　　假设这个数据不含水分的话，4年提升了3位！这还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年景！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GDP要再提升100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200年的光阴，因为靠竞底提升经济的速度，将越来越慢。
　　从2006年至2008年，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急剧恶化，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关门，单是香港的国企就巨亏上千亿。众多昔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企业家，面对成本上升，出口放缓，内需不振，均无计可施。
　　为什么会这样？竞底原理将告诉我们：竞底由于底线的限制，不可持续。
　　靠中国人传统的竞底模式，200年提升100名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继续我们的路子，中国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吗？
　　但不靠竞底模式，中国人还能有更好的思路吗？
　　能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正是拷问中国人智慧的大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竞底呢？和打工妹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相比，让我们看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
　　2008年3月8日，财政部发言人自豪地公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增长32%，而同期GDP只增长11.4%。
　　人们不禁又提出了长期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
　　1994年，中国GDP近5万亿，财政收入5000亿，财政收入占GDP10%；
　　2007年，中国GDP24.6万亿，财政收入5.13万亿，占GDP近21%，比2006年剧增1.2万亿。这些收费中，不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不合理的乱收费。
　　对于民间的质疑，财政部发言人坚定地认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如果刨去GDP中约13的外资贡献份额，以及外资对财政收入的9000多亿贡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仅在2007年，中国人承担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含乱收费）就超过36%，其中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承担。
　　中国什么行业每年的利润，能平均增长36%以上？
　　在如此剧烈的竞底之下，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而即使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中国人并不满意他们所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教育、治安等等所有的公共服务。
　　日本在30年腾飞之后，非常关键的半导体产业超过了美国，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产业状况。据调查，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如玻璃行业{zd0}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
　　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zd0}5家电梯厂商，已由外商控股；
　　汽车行业90%的销售额，来自外国品牌；
　　18家{gjj}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
　　只要假以时日，外资可能会把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行业（甚至大豆生产）统统收入囊中。
　　为什么会这样？
　　战略选择的误区所致。
　　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平安马明哲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6616.1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分配比较均等，0.3~0.4属于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xx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裸体”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裸体”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zh1}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像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像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裸体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腐败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xx，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是为了一味地把企业做大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企业家、员工的幸福感增加？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够她们吃{zd1}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有{yt}，企业进入了某某500强，企业家却心力交瘁，员工却怨声载道，这算是成功吗？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政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有关战略管理的理论，前人在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但他们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而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规划、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修正、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由人制定，为人服务，因此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管制，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原创性不多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质量他们可能不如日本，比价格他们一定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和问题？实施这些战略需要何种技术和技巧？
　　本书的目标，就是试图回答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