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谓“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云“玩物丧志”，是以虚耗时日为耻，鄙夷玩世心态。但即便正人君子、墨客雅士，也不免独有嗜好，珍赏、把玩一些小物器。因其与功名勋绩、文章经济无关，只一应美名曰“雅玩”。这特意标举的“雅”字，不仅隔离雅、俗两境，而且避开了“丧志”之虞，让文人士子沉湎其中，全无忌惮，终至倾尽才情风流于所玩之物。这一“玩”，往往让简简单单的寻常物什俗气脱尽，成为堪入芝兰雅室的艺术作品。因其“不俗”，市值就远过于原物，身价百倍。

　　扇面即如此。扇子原不过御风消暑、逐迫蚊蝇之物，不光达官贵人用，庄户人家也用，大约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起先自然以采用xx材质制作的居多，诸如香蒲叶制成的蒲扇、芭蕉枝叶制作的芭蕉扇，大抵稍作剪裁修饰，即付使用。随后布、帛等材料用于制作扇子，制扇的工艺也逐渐提高。纸被发明后，很快被用以糊作扇面，汉代诗句“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中的“合欢扇”似以纸为材料。既然是纸质，自不免用于涂写、编印图案和文字。古人求不朽，凡能留字留画的地方一般不会轻易放过（明以后“到此一游”的泛滥可为一证），风雅之士看到如此好的材料，没有不先动心而后用以遣兴抒怀、运笔寄思的道理。于是扇面成为一方保存字画诗词的自由土地，经过近两千年的演进，逐渐成为中国书画中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承载了无数大家小家、名士俗子的精心之作或信手涂鸦。可以说，自扇面成为文人字画的特殊载体之一，它就一直在古人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绵延千载未曾衰绝。

　　扇面书画在中国是相当发展的一种书画形式，在中国画中，扇面书画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扇面书画，源远流长。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三国时，汉恒帝曾赐曹操一柄“九华扇”，十分名贵，曹子建为此写了一篇《九华扇赋》，曹操请主簿杨修为他画扇，发生“误点成蝇”的趣事。

　　唐代画扇之风更盛。从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上，可以看到跟随贵妇的侍女们，手中所持之扇就是有画的，不过当时的扇子还是圆形的纨扇，亦名团扇。唐代王建《调笑令》：“团扇，团扇，美人频来遮面。”当时少年女子，常常喜欢用绘上画的纨扇半遮面，而被人形容得更美丽，于是扇子又有了“便面”、“障面”等别名。

　　宋代以前，扇面书、画在圆扇面上开展。史料有载，宋、元时期，扇面书画极为流行，名作精品不少，其中不乏大气之作。不过，真正将扇面书画艺术推向{jz}的，是折扇面。在折扇上作书画的风气，约始于南宋。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记载，南宋时“马远竹鹤，马麟桂花二册，本是一折叠扇的两面，与今折叠式无异，扇式折痕尚在，皆绢素为之。”以此看来，南宋折扇比北宋折扇有所改进，扇骨已插在扇面中间，也就便于书画家们大显身手了。折扇自宋代产生以后，即受到文人墨客的极大青睐。很多人极愿在这方不盈尺、周围扇形的区域一逞毫末。

　　明清时期，折扇书画艺术开始盛行，并在东方艺坛独领风骚。传世最早的折扇画，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明宣德二年（1427）宣宗朱瞻基所绘的《松下读书图》。

　　扇面画的内容非常广泛，神话故事、人物动态、峰峦叠石、曲溪流水、村舍楼阁、闲草野花等皆能入画。明、清扇面画则高度反映了这个领域的艺术成就。明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代的“四王吴恽”六家和“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都有扇画佳作传世。xxx总理生前曾鉴赏过一批明清扇画，其中有明代仇英的《松泉煮茗》、《临流偃坐》，沈石田的《秋浦泛舟》，清代石涛的《长干秋色》，唐岱的《山猿捞月》等名家杰作，可谓扇中珍品。故宫博物院珍藏一柄明代大折扇，扇面纵长59．5厘米，横宽152厘米，两面均为纸本设色人物画。一面画的是《柳荫赏花》，另一面画的是《松下读书》，这是当时{zd0}的扇面画。

　　扇面上画与字是分不开的，名扇名画必有书法家的墨迹。扇面之字，与扇子的声誉攸关，因而不少扇子常常是诗画并重。宋代画家王晋卿和文学家苏东坡，就是一人作画一人题字。

　　扇面作为书画艺术载体自然是有缺憾的。团扇、折扇不仅形制固定，面积也有限度。更受欢迎的折扇更如此，它上宽下窄，呈半圆状，且尺幅小，容易造成形象的倾斜和总体画面的不平衡，显然不宜以平常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书画家行笔之前，必须长时间揣摩构思，精心布局，下笔落墨时要求明快简洁，流畅多变，不能稍有迟疑。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整个作品的不协调。对于扇面而言，画面的疏密有致，艺术内涵的丰富多彩，是极为重要的。做到了，往往最能表现出艺术家高超的创作水平。从另一方面看，扇形的折扇面比起固定的卷轴、尺幅显得更加灵动自然。文字、山水、人物、花卉、建筑种种，甫入扇面，即呈别样风采，生动而别致。以至几百年来，热衷折扇书画的人前赴后继。难怪风流才俊、墨客骚人乃至青楼娇娘都要随时手执一扇，以示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