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纸并不总是真话纸

    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这是中国新闻人延续至今的困境和悲哀。

刘青松（文史学者）

            《申报》就为后世的中国新闻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1874年1月6日，创刊不到两年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报道。五六百字的报道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艳闻猎奇的卖点。《申报》由英商美查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此类抓眼球的市井新闻当然不会放过。不过，《申报》无意于只做一家低俗小报。美查聘请的主笔蒋芷湘曾为举人，也是维新人士，他在《申报》创刊词中写道：“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谁都没有想到，《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这样一篇看似低俗的报道，却为中国报业史上“新闻之作大有益于天下”的范例开了头。这则报道中所述的案件，正是清末四大名案之一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通过追踪，《申报》对案情的了解逐渐深入，发现其中疑点甚多。时隔仅一周，《申报》发表了一篇述评，对该案“由府过司，业成铁案”提出四点质疑。此后两天，又连续披露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况。由于《申报》发行量大，使得此案公诸天下，引起广泛xx。

    三年多时间里，《申报》对此案追踪报道，发表评论近80篇，在朝野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举人杨乃武受刑讯逼供，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言官激烈抨击。加上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正需借彻查此案立威，整肃朝纲，冤案终获平反，大小渎职官员均遭惩处。

    在对案件真相的追问中，《申报》开始以独立于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的“第四种权力”身份出现，有理有据，步步深入，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近代传媒、法治理念的启蒙。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运日益衰落，报人忧心忡忡，越来越敢言。

    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虽曾得到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干犯时忌”的文字却不断出现：“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

    《大公报》创刊之初，就发表题为《论归政之利》的评论，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大公报》还发文要求清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苏报》更是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

    鼓吹革专制统治者的命，触到了虚弱的晚清政权的底线。1903年6月9日，《苏报》向读者郑重推荐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称“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第二天又刊出章太炎为此书写的序。此后不久，章太炎等人被捕，主事者陈范避走日本，报馆被查封。

    而陈范“以清议救天下”的夙愿，在下一代报人身上延续。民国初年，办《民权报》的戴季陶说：“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