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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中国人很麻木。而我说，中国人太精明。中国人是因为精明而麻木。中国人又是因为生存的艰辛而精明。
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在一定的选择压力下，某些适应这个选择压力的生物将生存下来，某些物种可以通过或者基因修饰（表观遗传机制）以适应这种选择压力。中国历朝历代大规模的屠杀，比如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株连九族之类的暴政，对于中国人民就造成了长期的选择压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于正义感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杀身之祸。而那些唯唯诺诺的懦夫、奴才和顺民则可以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压环境，在这种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生存和繁衍下来。经过几千年的基因筛选，现在的中国人几乎都变成了懦夫、奴才和顺民的后代。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大多是懦夫、奴才和顺民，鲜见有勇敢而富于正义感的勇士。
的适者生存以及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精明而麻木的合理与正确。因为，非如此则难以适应如此之高的选择压力，也就难以生存下来。所以说，中国人的小精明实在是生存所必需，而麻木实在是生存智慧的{zg}境界。
在中国这种长期而强大的选择压力之下，人们不得不一切皆以能够活下来为{zg}价值。因此，那些有利于生存的个人品质比如不逞强、不冒险、乖巧听话等就就得到推崇，而勇敢和冒险等则常认为是“出风头”而遭到贬抑。此外，在这种选择压力下，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也会改变，变成一切以对自己生存有利的方式。比如，虽然每个人都是懦夫，胆小怕事，但是嘴巴上都假装大义凛然地鼓动别人去冒死。别人为大家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人们也不会把他们当作英雄，而是从内心里把他们当成傻瓜，庆幸自己的精明。比如，偶尔有那么几个英雄出现，血也是白流。人们看见的是血的恐怖，感受的是对死的恐惧，而不是英雄的伟大，庆幸的是死的不是自己。因此，中国文化是不推崇英雄的，人们都把英雄当作傻瓜看待。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虚伪、撒谎和欺骗，一方面在强大的选择压力下得以躲避危险，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虚伪、撒谎和欺骗中得益。由此，中国的伪君子假道学文化得以流传。中国几千年的其实就是生存文化。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怕出名猪怕壮”，“xxxxx”，“好死不如赖活”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就是中国生存文化的真实见证。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持续地维持着这种高强度的选择压力，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顺从和驯服，也得到了江山社稷。维持高强度的选择压力得到的好处，反过来又激励他们继续维持并加大选择压。但是，当选择压力大到一定的时候，老百姓便开始民不聊生。此时，反也是死，正也是死，反正都是死，陈胜吴广们便揭竿而起了，因为只有揭竿而起才有生的一线希望。所谓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们再也没有了恐惧，只有仇恨与愤怒，草莽英雄于是层出不穷。这似乎与农民使用农药之后，害虫或病菌产生了耐药性类似。为了杀灭害虫与病菌，农民们只有喷洒更多的农药才行。也就是说，选择压力必须越来越大才能把病虫害压制住。
中国几千年维持的强大选择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朝换代的筛选，中国人不断“进化”以适应专制高压的环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民族，也是最麻木的民族。高压使人民麻木，而麻木的人民让专制高压的政府得以持续统治，而高压的持续又进一步让人民麻木。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然而，究竟是麻木的人民产生专制高压的政府，还是专制高压的政府造就麻木的人民？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是一个超级循环。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wy}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循环链条断裂，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有时候，我在想，假如美国没有出现乔治·华盛顿，美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循环链条的断裂实在具有某种偶然性。那么，这种偶然性之中蕴含着的必然性何在呢？这或许是我们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本文转载自曾纪晴的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