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出现。

对这些“成功人士”，我们不应给予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靠勾结、欺诈、残酷来获取肮脏的暴利的。他们是钱的化身，是消费的化身。他们缺乏道义，绝少责任，没有对贫穷、生态及人文价值的关切。他们是胜利了的狼，最温顺的时候是舔自己身上的别人的血的时候。

2．

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想显显威风，要抓一禁卫军军官的衣领，军官威严地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语将尼古拉击退。

斯塔阿尔将军受命主审赫尔岑一案，在审读案卷后向皇上直言：这些青年是无罪的，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玷污了满头白发。

面对强势，我们有谁敢说我的佩刀在手里呢？面对邪恶，我们有谁拒不玷污自己的满头白发呢？

3．

十二月党的起义被镇压了，俄罗斯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黑暗和道德堕落。但这个民族对正义事业的崇仰和对英雄人物的热爱仍在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赫尔岑写道：“那些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力，抛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可怕的气候和当地xx的更加可怕的压迫……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保留着对受害者的热爱。”特鲁别茨卡雅夫人{dy}个动身去西伯利亚，追随她的英雄丈夫并死在那里。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得知昔日情人流放西伯利亚，立即来到俄国要求与昔日情人结婚。这对年轻情侣{zh1}都死在西伯利亚。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执行象征性死刑的刑场边上，一位少女把一束鲜花递给了这位囚徒。在随后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一位车夫用这样的话与他告别：“谁拥护人民，谁就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每读俄罗斯近代史的这些章节，我都会泪雨滂沱。俄罗斯的革命家好幸福，这幸福足以使他们微笑着面对苦役和死亡。

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是：秋谨被自己的父亲告密，死后老百姓吃了她的鲜血。徐锡麟更是给办案者分吃了心肝。在中国做一条好汉很难，决不像刘欢唱得那样轻松和潇洒。作为一个文化英雄，顾准入狱后，其子女们纷纷与他断绝关系，并逼迫他签字同意。应当说，这是一个民族在遗弃他，拒绝他。

两相观照，我们怎能不仰天长叹，我们的心头怎能不弥漫着巨大而沉重的悲哀。

4．

“政绩”是很可怕的东西。某些“政绩”干部比那些尸位素餐者更恶劣，更卑下。中国官多，又都要政绩，成本自然是百姓的血汗。无怪老百姓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领导要政绩。

实际上，节用爱民，无为而治，与民生息，何尝不是一种政绩呢？

5．

人与土地的脱离是现代人的一种畸形，一种病态，是一种悄然而来的大危机和大悲哀的根源。

离开了土地的坚实与芳香，人类将整体地变成神话中的巨人安泰。

6．

读清史的感想：腐败的政府绝难产生杰出的官员，任用之人多是用不尊严的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饭桶，除了弄权和勒索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7．

我们有古老的文明，但也更有古老的愚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古老的文明正好转化为现代愚昧。在许多场合，它们的力量远远超过年轻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