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历史悠久，且经久不衰。它之所以能在西医西药广泛应用的今天，得到延续和发展，xx有赖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及在际应用中的疗效显著。中药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基本形式，历代医药学家在漫长的实践中将中药配伍使用的规律总结为“君、臣、佐、使”、“七情”、“十八反、十九畏”等宝贵经验，流传深远，至今还为人们广泛采用；现代科学在对中药的研究中发现，某些中药配伍使用后作用增强，某些配伍则使作用减弱或消失，甚至产生不良反应，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各地对中医药研究的深入开展，重视对中药配伍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本文将近几年的有关资料总结归纳为：关于传统中药配伍理论的研究、中药配伍后有效成分变化的研究、中药配伍后的药理学研究进展三个问题，进一步阐述如下。 1 关于传统中药配伍理论的研究 传统的中药配伍理论例如“七情、十八反、十九畏”等分别首见于《本草经集注》、《蜀本草》、《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之中，早已作为经验性理论，被广大中医中药工作者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十八反、十九畏”已经成为中药临床应用中一条必须遵循的禁律。但事实上，古代医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而开具的xx中也有违反配伍禁忌的情况，而且为数不少，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中46方、《外台秘要》中45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46方、《圣济总录》中58方、《普济方》中248方。例如“医圣”张仲景的《金匾要略》中甘遂半夏汤，就是由甘遂、半夏、芍药等药组成；“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大五饮九就有人参、苦参与黎芦同用，风缓汤中乌头与半夏同用。事实早已证明一些十八反的xx经适量配伍后，在临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来良春射对“十八反”，提出他自己的见解：①依据病情用药，不可拘于“十八反”之说，只要确有疗效，不必受约束。古人的东西，应予批判地继承和收；②传统“十八反”理论的确定性值得怀疑，“诸参辛芍判黎芦”中“诸参”品种来源、成分、药理作用、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各异，甚至进入本草的年代各不相同，岂有一粘上“参”字便皆反“黎芦”的道理？③传统“十八反”只说了反，而未说明因何反？可能是古人把实践中的偶然当做了必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王家葵在经过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①《本草经集注》所论相反与后世不同，而且从汉xx始相反就不是{jd1}的配伍禁忌，对传统理论要正确解；②在“十八反”中，特别是在歌诀中药名过于简化，名称和品种没有仔细区分，同一xx的不同品种，无法全面反映，这就造成后世出现大戟不分京、红均战甘草；芍药不分赤、白，沙参不分南、北均叛黎芦；贝母不分川、浙、甚至土贝母均攻乌头的怪现象，在实用中肯定会造成疏漏的地方；③古人的认识能力有其必然的局限性和不可除的偶然因素干扰。并提出四个疑问：古人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靠；古人是如何确定中毒的原因一定是配伍，而不是某些毒药本身的原因；古人是如何确定致死原因是配伍后毒性的倍增而不是简单的毒性加和；古人仅从观察到的死亡现象就判断致死原因是配伍问题而不是其它？由此看来对包括“十八反”，在内的整个配伍理论都有必要再开展深入的研究，彻底了解其根源及历史沿革，为中药的合理应用建立更加科学的基础。 如果说前面有关配伍理论的研究是针对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中药化学和中药药理学的角度，运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方法观察并研究传统配伍理论，以证明其是否合理，从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针对其不足加以修改和完善。xxxx疾病的基础物质是其中所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中药所含化学成分不同于西药那么单一，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包括有机化学成分和无机化学成分，相当复杂。有学者提出：一方面采用现代高、精、尖及其相关技术对中药配伍煎煮前后的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另一方面是随着xx代谢动力学的发展研究化学成分在体内的吸收、代谢、排泄的变化。中药之所以能够xx疾病，其中发挥药效的基础物质就是其中所含化学成分。我们可以用化学分析的方法阐明中药配伍规律的实质，为中药配伍规提供科学依据。中药汤剂多是复方，配伍煮后，各种成分多数相互作用，发生多种化学物理变化，含量上升或下降，甚至产生的物质，只有极少数成份保持原有状态。袁久荣等认为由此反应而产生的新物质，足以导致量或质的变化；汤剂进入机体内又可发生因配伍而产生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中药化学成分及化学反应与中药配伍机理的研究，在阐明中药基本理论，和对改进中药配伍、增强疗效、创制新的更合理的方剂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还认为，该项研究要在中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并希望阐明中药复方的组成规律，揭示中药作用的本质，进而深入地阐述中医理论 2 中药配伍后有效成分变化的研究 配伍后有效成分含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疗效，可以从这一个方面证明传统配伍论是否合理、正确，也是中药合理配伍的一个依据。 单以甘草为例：甘草中含有化学成分现已清楚的就有萜类22种、黄酮类18种、氨基酸14种、栓皮醛、生物碱、香豆素、淀粉、纤维素、无机盐等60多种化合物。如此之多的成分，在多味中药配伍共煎后，肯定会有水解、中和、沉淀、助溶、挥发等化学物理变化，因此各成分含量变化很大。 通过对常用中药黄连与黄芩、甘草不同比例（1：0.5、、1:1、1:2）单煎液、合煎液中小檗碱溶出率测定结果来看，黄连与黄苓、甘草配伍合煎液中小檗碱溶出率要比在单煎液中高，更值得注意的是配伍后沉淀物中的小檗碱含量均高于上清液，以此可以说明黄连与黄芩、甘草配伍，合煎比单煎更有优势。 “十九畏”中肉桂畏赤石脂，不可同用。经气相色谱检测结果表明二药同用时，肉桂挥发油中的桂皮醛溶出率明显降低，为二药配伍使用后镇痛、xx作用降低或减弱提供了科学依据。 《金匾要略》的大黄蛰虫丸中平肝息风药牡蛎与同方中熟大黄、黄芩、枳实共煎，测定其各自成分含量，证实仅黄芩有含量的变化，其它各味中药指标成分未见损失。 xx祛瘀药虎杖与茵陈、大枣共同组成复方虎茵场，具有xxxx、祛湿利胆、健脾而达到xx肝炎的目的，但经薄层扫描测定含量显示，虎杖单煎时有效成分总蒽醌、总大黄素、游离大黄素的含量{zg}，配伍共煎后，有效成分含量{zd1}，主要原因是虎杖与茵陈配伍所致，为该方的剂型改进提供了依据。 张仲景的名方四逆场由附子、甘草、干姜组成，强心、升压作用甚佳。经定量分析，附子与甘草配伍，乌头类生物碱含量降低28.68％，而三味药配伍后其含量增加17.54％，为《伤寒论》中所述“附子无干姜不热，得甘草则缓”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经HPLC法测定甘草单煎时甘草黄酮的溶出率为52.9％，而甘草与附子配伍共煎后，甘草黄酮的溶出率为83.0％，比单煎液含量明显提高，说明甘草与附子配伍有利于xx成分甘草黄酮的溶出。 四物汤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养血xx的{sx}方，由当归（xx、xx）、芎（人血分理血中之气）、白芍（敛阴养血）和熟地（xx为主）组成，当归、熟地为其主药。熟地含有的梓醇、地黄素、甘露醇、维生素A、地黄多糖等成分，与当归配伍后，可使当归的主要成分阿魏酸含量增加，使疗效增强。 大黄牡丹汤由大黄、牡丹皮、芒硝、桃仁、冬瓜仁组成，经研究发现，大黄与其余四味药分别共煎后，结合型大黄酸含量下降，游离型含量上升。这可能是配伍药材中某些成分加速结合型大黄酸氧化、水解、甚至生成其它物质，对游离型大黄酸产生动溶和增溶作用。另外，当归可使大黄注射液中总蒽醌含量增加，且总蒽醌含量与当归的加入量呈正比关系。 黄芩和明矾配伍，黄芩苷与铝盐形成络合物黄芩苷铝，兼有黄芩苷xx和铝盐收敛作用的双重功效而应用于临床。 3 中药配伍后的药理学研究进展 中药配伍后的药理学研究是一种能直观、确切地反映中药配伍是否合理的方法。 小鼠腹腔刺激性实验结果表明，生姜可以降低半夏对小鼠腹腔的刺激性，减少扭体的发生率；比色法和紫外分光光度法表明，生姜可显著抑制生半夏所致的动物xxxx通透性增加及足部炎症组织中PGE2的含量增加，降低该组织的肿胀程度；增加动物胃液中的PGE2含量，拮抗半夏所致的动物胃液中PGE2含量降低，从而保护胃粘膜；生姜与半夏配伍可以减轻其毒性。 常用中药玄参、黄芪在生理条件下，及环磷酰胺所致免疫功能抑制条件下，同剂量配伍后对小鼠的影响表明：二药合用时其痛、xx、凝血、白细胞数、胸腺指数、耐缺氧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或减弱。二药配伍似属“相恶” 肉桂与赤石脂据“十九畏”中所讲配伍使用可增强毒副作用。肉桂能抑制小鼠肠蠕动，有镇痛作用，赤石脂无此效果，合用后，赤石脂对肉挂上述作用光明显影响。急性毒性实验，3种给药途径（po，im，iv）肉桂20g/kg均显较强毒性，赤石脂60g/kg无明显毒性反应，二者配伍后，毒性显著降低，结论与传统理论xx相反。 抗应激实验（游泳耗竭时间、缺氧耐受能力、低温存活时间）表明，人参和五灵脂合用，作用弱于单用人参，呈相畏效应；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无明显相畏影响；对小鼠文氏腹水癌细胞（EAC）有抑制作用，并能延长荷瘤小鼠的存活期。另据定量分析表明，人参和五灵脂配伍共煎，人参皂苷粗品Rg1的溶出率明显增高，从而可以说明人参畏五灵脂理论有局限性，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丁香、郁金配伍前后的xx、镇痛、止泻、抗溃疡等指标进行的动物药效学试验表明：配伍后xx、镇痛、止泻有下降趋势，抗溃疡作用不受影响，对试验动物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无明显影响。二药似属“七情”中“相恶”，而非“相反”。 通过甘草、海藻配伍（1：1、1：3、3：1）合煎剂对小鼠肝药酶的影响结果表明：甘草与海藻比例为1：1时对小鼠肝药酶的影响不明显，当甘草与海藻比例为3：1和1：3时能显著提高小鼠肝匀浆细胞色素P450含量，对肝药酶有诱导作用。一定比例的甘草与海藻配伍，能影响方剂中xx的代谢，并且中药的煮煎方法不同也能影响到xx的代谢，进而影响xx的疗效。说明“十八反”中甘草与海藻的配伍禁忌有其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中药配伍的研究迄今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不系统，缺乏明确的主攻方向，因而难以形成新的配伍理论。目前国外已经凭借高技术分析仪器对六神丸等传统方剂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走在我国前面。对此，我们在对中药配伍的研究上除需新技术、新仪器外，还要有中医理论指导，结合病情和药效，辩证地看待和研究传统配伍理论，破除认识上的误区，探讨新的中药复方配伍方法，以期形成更加完善、实用的新配伍理论。（解放军总医院，顾苏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