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sjj}的富豪所选择的,都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所有东西都捐光光。省却了一干亲人友朋,为那一笔或多或少的款子,在媒体面前摊晒自己的面子里子。季羡林的遗产风波还没过去,又曝出一年前驾鹤西去的侯耀文的遗产发生了纠纷,而在大洋彼岸,同样被争得不亦乐乎。这个星期,充斥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北京健身器材这两个字。

一干亲人友朋,为那一笔或多或少的款子,在媒体面前摊晒自己的面子里子。看来,小沈阳那句“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应该改成“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分好”。北京健身器材的确属于直指人心的事物之一。在我看来,不论法律上规定的继承人究竟如何合理,这些北京健身器材的受益者,也总逃不过一个不劳而获的说法。毕竟创造这些财富的是名人本人,而不是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但在名人死后,不管是谁,跳出来宣布要继承这份“别人的财富”时,却都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说过一句很好的话,“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伦理。”而在北京健身器材这个问题上,大到文化大师的家人,小到升斗小民的子女,其实都没有体现出任何道德上的高尚。其中争斗的几方核心,原本都应是挚爱的亲人。到底是一家人的亲情重要,还是一笔庞大的金钱更重要?按照传统的东方伦理,很多人都会说,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说这些话的自然不乏家财万贯的名人们。但在真正面对这些财富的时候,名人们的家人似乎并没有他们本人这样的思想。当然,你可以说这其中牵扯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和抚养,但又怎么能肯定,在因为分割这些财富时,那些未成年人不会因为亲人的反目而在心灵上受到伤害?

就财富的积累与分配而言,现代中国人其实仍有向西方借鉴的必要。虽然自古而今,我们对于财产继承与分配曾经有过一套成熟的方法———比如长子继承制之类,但事实上,我们对于财富的继承,并没有明确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方案。而在这一点上,西方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很多西方名人认为,太多的财产非但不利于孩子们成长,反而会毁了他们的前途。所以很多{sjj}的富豪所选择的,都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所有东西都捐光光,比如美国的大富翁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前段时间,美国的有线电视公司老板约翰·马隆也说,他准备把15亿美元的家产全部捐给慈善事业,而不给自己的子女留下半个子儿。

这当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虽然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未免有点太狠了。名人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临死之前又回报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也自然就没有了任何可能导致家庭争端的原由。只可惜,这种方法现在还没有一位中国名人敢于运用,因为我们的慈善事业远不如西方发达,名人们对于慈善的想法也远远不如西方开明,甚至,我们的慈善财产监管制度也不是那么严密。所以,现在的纠纷,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体现象,但更容易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把它看成后者,一切针对名人遗孀的指责也就相对苍白了,健全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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