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人才是{zd0}掣肘
　　种种迹象表明,继前几年海尔、联想投巨资办学后,新一波的企业办学潮正在涌动。
　　去年底,中兴通讯在河源产业转移园区投入3亿元办中兴通讯学院。不久前,真功夫宣布拟五年投资2亿在东莞成立米饭大学。麦当劳也决定未来五年投资2.5亿,在上海成立中国汉堡大学。做零售业的红谷集团、广百集团等均将“人才培养”作为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战略重点,巨资投入,自办大学,培养企业实用性人才……
　　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上升为国家方略。在此节点,企业“逆风”而动,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
　　“产业升级、3G广泛应用,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无法与企业对接,不得不自己动手。”中兴通讯有关负责人向南方日报记者表示。企业自主办学,固然可解一时之渴,但在分工专业化、细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一种经济的行为吗?这样“开倒车”是否对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造成浪费?
　　企业办学的无奈
　　21世纪什么最可贵?人才!
　　谈到创建米饭大学,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反复提及一个数字:“可以快速‘复制’门店,却无法快速‘复制’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每年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才和厨师,才能满足需求。”
　　“现在消费市场{yt}比{yt}旺,我们也清楚企业办学要花更多的精力和资金,不是一单合算的买卖。但到处闹‘用工荒’,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上岗也要重新培训,想来想去还不如自己办!”蔡达标说。
　　在制造业见长的珠三角,南方日报记者走访了多家企业,听到不少类似蔡达标式抱怨。
　　“企业依靠当下少数大学或技工院校等途径来培养行业人才,还远不能满足业内需求。”很多企业老总告诉记者,企业不得不主动“造血”。
　　广东的模具产业即是一例。
　　在金融危机中,广东模具行业果敢地推行产品升级、抢占国际xx市场,因此未陷入全国性的对外出口逆差泥潭,反而异军突起、领跑全国。然而,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人才缺口却成为“成长的烦恼”。
　　“我们现在{zd0}的苦恼就是技能人才非常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采访中,广东省模具协会会长杨国华毫不讳言。“现在的模具生产已经要求非常专业、xx、精准,没有一批高级技工是搞不掂的。”
　　“不少模具企业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高薪招来了几个拿着高级工证书的技工,但他们仍然不会开机器。”杨说。
　　广州机床厂副总经理李庆春也表示,随着珠三角的产业升级,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企业设备大都换成了进口的数控设备,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技工大多不会操作这些电脑控制的“洋玩意”。很多技工院校毕业生到工厂后,还得从头教起,“这就说明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要改变”。
　　拿了“高级工证”的技能人才仍然“水土不服”,这让杨国华一度考虑过由行业协会出面自办模具学院,但考察过一些企业办的学校,他{zh1}还是放弃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一所质量好的学校所要花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是那些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杨国华说。
　　盘算了企业的现实后,李庆春也不赞成自己办学。“像机床企业,广州机床厂对技工需求够大了,但每年要的也不超过300人,对人才的培训需求量不足以支撑一所学校。以前企业办技校就成了很大的包袱,好不容易才改革掉。现在不能走回头路。”
　　凌雁管理咨询公司首席咨询师林岳也说:“很多企业忙于创业绩,没有时间、精力投入,也没有完善的策划,更容易使办学流于形式。”
　　人力资源“大国”的困惑
　　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却频频喊“用工荒”,这是“中国式吊诡”的一大表征。
　　据2009年国家统计公报显示,去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达到7.8亿人,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大国。然而与此同时,“用工荒”却在东南沿海省份陆续上演,很多企业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只能令生产线停产减产。
　　“这是供求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根本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素质不足以适应岗位需求。”长期研究劳动问题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稽裘如是表示。
　　据了解,目前,全国城镇劳动者总数是3亿人,而其中技能型劳动者总量为1亿人,仅占劳动者总人数的1/3,距离发达国家1/2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有1.5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城,大部分没有经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素质亟待提高。每年还有600万的农村初中毕业生不能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如果直接进入就业岗位将极大地降低劳动者的素质。
　　这样的人口结构现状,对于产业升级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改变这种结构必须要改变职业教育的模式”。周稽裘说。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拥有200多所技工学校,400多所职业院校,却远远不能满足珠三角制造产业升级的需要。而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却支撑了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于是有人感概:广东“200+400”却敌不过新加坡“5+4”!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说,为何我省有这么多的职业院校技能人才依然缺口很大,企业还不得不另起炉灶自己办学,关键是大多数技校“实训”不足,校企合作层次不高。要培养高技能人才,必须像新加坡一样走“校企”深层次合作之路。
　　拿“高级工证”却做不了高级工的工作,这一现象也引起广州高级技工学校校长骆子石的深思。
　　骆子石说:“传统技校的办学模式是学生在校办工厂或在工厂顶岗实习,只能培养普通的技工。而目前产业转型升级是需要大量高级工。”
　　他认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不能纸上谈兵而来。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要通过一个过程,有经验积累才能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隐性知识,但目前的考证制度,往往考显性知识,无法体现出隐性知识。
　　一份由国际组织给出的名为《中国职业能力开发政策》的测评报告,也印证了上述判断。在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四大不足,即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关系不密切以及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其中,职业教育与产业界脱钩现象尤为严重。
　　“勇敢者的游戏”
　　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抑制不住自主办学的冲动,但在采访中,许多专家认为这仍是“勇敢者的游戏”。
　　当然企业办学的新模式更适合产业升级需要,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承受巨大的短期投入和长期经营的消耗,面对遥遥无期的长远回报,大部分中小企业被迫放弃自主办学的尝试。有业内人士一语道破。
　　以中国平安集团的企业大学为例,耗时三年建成的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占地20万平方米,投资高达4.5亿,仅仅是前期投资就已经让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除了放弃办学的中小企业外,已经开始办学的企业学校也面临着不少发展瓶颈。无法负担巨额的硬件设施建设和采购费用、缺少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许多企业学校难免流于形式,得不到长远发展,难以有效配合企业的发展战略。
　　凯洛格(北京)咨询公司总裁王玥认为,95%的国内企业大学仅仅是将散乱的形式进行规整,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培训,进行简单的课程培训,远远谈不上解决企业当下和未来的技能人才需求。更关键的是企业大学需要持续的师资力量的投入、课程的开发是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因此企业办学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势。
　　花巨资引进教育培训人才、购买教学设备是一些大型企业的选择,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项投资的风险太大。
　　据统计,美国企业大学平均预算为1070万美元,大概是企业总工资的2.2%。根据麦当劳的内部估算,每年的人力训练费用预计超过总营收3%；而本土企业大学的培训投资经费平均只有工资总额的1.2%,远低于外资在华企业大学的2.3%和国外企业大学的2.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企业就有办技工院校的历史,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后来事实证明企业办学校、办医院等都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zh1}只得与企业脱钩,政府接手。现在政府好不容易把这些学校办出了规模。”省人力资源厅技工教育处处长刘正让说。
　　他认为,现在我们有这么庞大的职业技工院校,每年招生为了抢生源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有这么多资源闲置在哪里,企业却要投巨资办学,实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探索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体制的广东样本
　　行业企业办学校企深度合作
　　企业人才培养成本居高不下,而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又不符合企业要求,人才困局制约企业升级转型,有没有获取教育资源更经济的手段呢?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认为,职业教育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多元化的办学主体,行业企业也要来参与办学。
　　在同时拥有着庞大的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广东,校企合作办学成为一种务实尝试。日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内100所优质技工院校和企业共同搭建“百校千企”校企合作平台。
　　在记者采访中,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认为,校企合作教育形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新型专业工人的需求,此举有利于更好地使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培养{yl}技工。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体制是一大特点,这个体制特点能够保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保证决策符合实际的情况。打造‘校企合作’平台会带来新的资源,新的办学思路,这比单纯向企业要钱更重要。”余祖光对广东敞开大门办职业教育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