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的120年，可以分为4个时代，即梁启超、蒋介石、xxx、xxx时代，各占30年。用它们拼出两个60年，有两种拼法：1），梁和蒋时代拼成一个60年，毛和邓时代拼成一个60年；2），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60年，蒋和毛时代拼成一个60年。

主张{dy}种拼法的人，是为了避免对新中国前30年的否定。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xxx时代来否定xxx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30年来否定其后30年。因此，主张{dy}种拼法的人，既反对用xxx时代否定xxx时代，也反对用xxx时代否定xxx时代，而这，正是30年前xxx的改革观。

xxx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很多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中的潜在含义，就是要把xxx的改革与xxx的革命衔接起来，也就是要强调中共{dy}代领导核心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历史连贯性与继承正统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体制内外都存在着强劲的“非毛化”倾向，体制外是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体制内是理论务虚会、4千人讨论。正是在xxx的主持下，遏止了体制内的“非毛化”呼吁，镇压了体制外的“非毛化”分子，制定了模糊历史是非、强调毛邓一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改革路线披上了革命道统的外衣。

然而近年来，重新活跃起来的“xx”派对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质疑。他们反对决议中有关“xxx思想”和“xxx晚年的错误”的区分，认为xxx晚年思想才是xxx思想的精华所在。他们肯定xxx去世前夕对xxx的政治定性——“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xxx背叛了xxx，复辟了资本主义。

如主张第二种拼法，将蒋介石时代与xxx时代衔接在一起、xxx时代与梁启超时代前后呼应，就意味在过去的120年中有两个历史转折点；前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后一个转折点是四五运动。而且，也意味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中能看到中国人所走过的弯路，昭示今后的方向。

对于梁启超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胡适在1933年曾有如下概括：“在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19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lx}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也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

事实上，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是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的产物。

1918年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dy}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dy}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不到半年，陈独秀就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yj}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随后，他对西方列强国际政策的不满情绪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19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20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xx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dy}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思想政治转向，不仅体现在陈独秀身上，也影响到晚年梁启超、孙中山，中年戴季陶、蒋介石，青年xxx、xxx。这一转向，跨越60年。

从五四运动之后，主张模仿苏俄的一派，包括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长期占据着中国学界政界的主导地位。苏俄模式之所以能够征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它的理论体系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一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成就的对比。计划经济在短期内，的确占了上风。

中国现代化追随苏俄模式步入歧途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列宁化、斯大林化和xxx化。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lx}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xxx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时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

1926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称：“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xx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绑上了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的战车。孙中山还把党专政即党国制作为苏俄模式的主要经验吸取了过来。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xx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胡汉民说：“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而且“党内无派”。国民党和中共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熟练地运用了恐怖政治手段；张君励曾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红色恐怖”更加厉害。xxx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了当时的种种情景：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出境，由特别法庭判决枪毙，抄家“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滚一滚”……。

国共两党曾经在列宁化的道路上携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阶段，则是由中共独自担负了历史责任。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的幕后背景，是xxx追随斯大林的反美新战略。1949年，毛又拒绝了美国伸过来的橄榄枝，明确表达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军人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流血牺牲，成为斯大林全球棋局中的马前卒。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诺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中共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从1952年开始单方面撕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搞“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农民吃不饱饭（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人买不到衣裤鞋帽（轻工业品凭票供应）的现象也随之来到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异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lx}独裁制度。一方面是搞个人崇拜，把{lx}神话化；一方面是鼓吹“阴谋论”，把政敌妖魔化为“人民公敌”、“外国间谍”。经过“延安整风”，按照《联共（布）党史》所提供的套路，xxx也在中共党内确立了“万岁”的地位。1949年以后，这种独裁体制又从党内延伸至党外。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归。xxx则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动的东西；同时，他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从今以后，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导师”了。

在与苏联彻底决裂后，xxx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在“xx”中，他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论名字怎么叫，实质都一样，就是要把苏联开除出世界革命阵营，组成一个由他领导下的中国“当头”的世界“新兴力量”。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好歹还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阵营却是清一色的不发达国家。但是，承认以苏联为首可以得到经济技术援助的实惠，以自己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补贴小兄弟；因此，当时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就雪上加霜。

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主要推行者是刘少奇、xxx和陈云。对于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搞计划经济，xxx觉得没味道、不过瘾，为了超英赶美（实际上是为了赶超苏联），xxx打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战争经济。他把“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首要目标，在规划“四五计划”时更提出“军工{dy}”的口号。其次，他把战争规律运用于经济工作，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什么“元帅升帐”，让一切部门都为“大办钢铁”让路，结果是“砸锅炼铁”、“毁林炼渣”，不仅血本无归，而且遗患无穷。再次，他排斥专家，藐视科学，鼓吹“知识无用”论，在经济建设上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不惜几千万人、几千亿元地“交学费”，还美其名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斯大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还是追随世界主流文明的，而xxx为了强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不惜以牺牲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价，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通过户籍、档案和票证购粮购物的控制体系，xxx在20世纪的中国重建了人身依附制度。他“全面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制”。虽然他自称“我就是xxx加秦始皇”，但称之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加贴切。

xxx对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发展是“群众专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赖“克格勃专政”，抓捕和枪毙“人民公敌”还需要“三人小组”批准。xxx则“两条腿走路”，公检法是一条腿，群众专政是另一条腿。他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是执行“xxx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在揪“黑帮”、破“四旧”、批判“资反路线”，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就可以随心所欲将运动对象“戴高帽”、“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罚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现在有些年轻人拿出1949至1978年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来为xxx时代评功摆好，把上述种种视为经济高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人xx缺乏对那个时代的亲身体验和最起码的经济学知识。首先，他们不知道xxx时代的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xxx亲自提倡“两本账”、“三本账”，把中国的统计数字搞成了谁也不相信的糊涂账，“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其次，当时统计经济增长率是根据固定价格也就是根据产品数量。现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都知道，大屏幕液晶彩电刚推出时的价格是几万元，几年以后就降到了万元以下。而在xxx时代，八管半导体收音机年产量一万台时和年产量一百万台时是同样的价格。所以，xxx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销售是脱节的，只要生产出来了就算产值，而不管有多少傻大黑粗的劣质产品积压在仓库里。比如目前，仍然以国家计划和国营企业为主渠道的图书发行行业，卖不出去的库存图书总金额已经超过了自有资产总额，也就是新华书店整个系统已经破产。第四，即使是已经建成的项目，也不一定真正投产，投产了的项目，有些很快就下马了，例如大量的“大小三线”项目，约有一半的投资，最终是没有产生效益的。第五，xxx时代一直实行固定资产的超低折旧率，造成了大量的虚假利润，这些“利润”都拿去进行新的投资了，而没有作为折旧基金留在企业中，结果到了1990年代，“一五”、“二五”时期的设备到达了报废期，老企业只能以xx方式来更新设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大批国营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

xxx时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最差的时期。有许多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dy}，中国的经济总量曾长期处于世界{dy}位，一直到19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过。中国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xx”高潮的1968年。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xxx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再看与印度的对比：1936年中国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经低于印度,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第二，在1949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广州比，到了1960年代，广东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偷渡乃至闯关香港。在xxx时代，台湾与大陆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四倍；不到二千万人口的台湾，GDP总量曾经达到过8亿大陆人的四分之一。第三，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进入xxx时代，恩格尔系数才开始稳步下降。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的城市化率是17.4%。xxx时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是开倒车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走到极端。于是，出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四五”运动。随着xxx的去世，中国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xxx当时就说过：“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历史，就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的；只有等到苏俄模式在实践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才会被世人所抛弃。

由于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转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通常需要经过代际的更迭。因此，将梁启超时代和xxx时代拼成一个60年，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五四以后的蒋介石时代和四五以前的xxx时代，只能是中国人走弯路的时代；但它们的存在，却对中国人走好今后60年的旅途，有着清醒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