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证“史”证“传”的荒谬

曲  沐 

一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红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92年辽宁宛情出版了《脂砚斋言行质疑》，1994年江苏欧阳健出版了《红楼新辨》和《红学辨伪论》，1997年四川克非出版了《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这三位学者生活在不同地区，工作在不同岗位，却不约而同的向脂砚斋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尽管这些著作在审视的角度和论述的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对脂砚斋作伪的认识却是相同的。这种“相同”说明什么呢？一是说明红学研究的深入，深入到破释红学“大谜”的阶段，深入到扫除红学雾瘴的阶段；二是说明作为“红坛一怪”的脂砚斋的末日的来临，他欺瞒了人们将近一个世纪，该是彻底揭露其骗子面孔的时候了；三也说明，曾经长期陷入脂砚斋设置的种种误区的人们，该是警醒的时候，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所以红学界这种新的变化和新的研究走向，标志着本世纪末红学的觉醒，也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红学光辉历程的到来。

脂砚斋这个红学界的神秘人物，“百年以来，不见其名”。1927年露面之后，因其批语证实了胡适的观点，旋即被胡适看重，迄今七十年间，人们都相信了胡适的话，将脂砚斋“奉为圣明”，其身价几过于曹雪芹；将脂本脂批奉为圭臬，他的话仿佛就是红坛的金科玉律，成为研红者所依据的准绳。据说他比曹雪芹还高明，不仅熟悉曹之家世，还参与《红楼梦》的创作，指令曹雪芹删改某些章节，是红学史上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作用的人物，因之倍受红学家们青睐。然而，其人究竟为谁？七十年来，红学家们像猜谜似的猜测不休而始终莫衷一是。胡适先是说：脂砚斋“为曹雪芹本家，与曹雪芹是好朋友”，“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兄或从堂兄弟”。后来又说：“我们可以推测脂砚斋即是《红楼梦》主人，也即是它的作者曹雪芹”，“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再后来又说：“脂砚斋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均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俞平伯早年亦“颇疑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被称之为裕瑞《枣窗闲笔》的写本则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父。周汝昌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女性，即小说中的史湘云，亦即曹雪芹的续弦妻。《红楼梦大辞典》曰：“脂砚斋究竟是谁，迄今尚无定论”。真可谓众说纷纭，大概有如“太虚幻境”中的一个幻相，永远难有“定论”，脂砚斋之神秘莫测，竟成了“谁都休想解得开”的一个“死结”。而且，他之署名也怪，布下种种迷阵，“脂斋”“脂砚”“脂研”“脂砚先生”等等，有谁会将自己的名字如此乱写一起呢？且又在以他的大名签署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经常出现“畸笏”“畸笏老人”“畸笏叟”甚至“老朽”等批语。脂砚斋和畸笏叟是一人还是两人，也使红学家们颇费疑猜。宛情从脂批中发现：“脂砚斋这个大名，是脂砚斋和畸笏叟的合称”，“畸笏叟里有脂砚斋，脂砚斋里有畸笏叟”（《脂砚斋言行质疑》）克非也从脂批中发现：“脂砚斋和畸笏是同一个人的化名，他不是两个人”（《红楼雾瘴》）。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一个批书人竞如此更换姓名，变换色相，比“狡兔三窟”还难以令人捉摸，还难以识其真面？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会有那么多障眼法，会如此迷惑观众吗？究竟他的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如此伪装？

二

    我们从脂砚斋的大量批语中，不难看出他的动机。胡适曾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是写曹家的历史。”（《全编》第228页），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提出的就是这种观点。胡适在和蔡元培的论战中，否定了蔡元培政治索隐派的意见，蔡    元培出同样否定胡适曹雪芹“自传”和“家史”的意见，而脂砚斋批语就是在证实胡适的“自传说”和 “家史说”是对的，以此迎合胡适之所好与所需，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胡适以康熙南巡与小说中所说“接驾”相附会，以坐实曹寅家世说，1922年蔡元培就批评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之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到1927年出笼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批于元妃省亲处批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此批语显然在为胡适作证，所以胡适高兴地说：“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设。”然而，所谓“忆昔感今”当指作者而言，而按胡适的考证，曹雪芹约生于康熙末叶即1715年，康熙第六次南巡也即{zh1}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即1707年，此时曹雪芹尚未出生，何来“忆昔感今”之说？再者，所谓“借省亲事写南巡”，也与小说描写不符。克非就尖锐地指出；“通读《红楼梦》，丝毫找不到曹雪芹想把南巡接驾作为书中一个内容来写的用意……哪来的‘借省亲事写南巡’呢。”而且明确指出：“小说是形象的艺术。离开具体作品的具体描写而去猜背后，挖背后，胡推乱猜，非闹笑话不可。”（《红楼雾瘴》），胡适闹的是这种笑话，脂砚斋别有用心，闹的也是这种笑话。再比如脂批中多次点出“西堂旧事”来，二十八回写贾宝玉与薛蟠等人在冯紫英家饮酒，宝玉说“我先喝一大海”，此处脂批曰：“谁曾见过？叹叹！西堂故事”。“西堂”是曹寅署中斋名，曹寅《楝亭集》中有不少描写于西堂宴集宾友的事，脂砚斋翻检过《楝亭集》，就在“西堂”问题上大作文章，其用心颇为良苦。然而，贾宝玉等人在冯紫英家饮酒，与“西堂”何干！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难道当年和曹寅一起饮宴的真有冯紫英、薛蟠、蒋玉函和锦香院的xx云儿吗？“西堂故事”是曹寅的事，曹寅于1712年就死了。他死时曹雪芹尚未出生，何来的“西堂故事”，这不是无的放矢吗。脂砚斋一味地只想证实“曹寅家事”，却忘记了曹雪芹和曹寅的时间距离，如此生拉活扯以提供伪证，其骗术何等低劣！如此伪证者甚多。再如五十二回于“只听自鸣钟敲了四下”句侧脂批曰：“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 （写）法，避讳也。”按脂砚斋这里的说法，小说所以要写“自鸣钟敲了四下”而不写“寅正初刻”就是在避违“寅”字。脂砚斋在这里明确告诉人们《红楼梦》小说写的是“曹寅家世”，在写曹家的历史，因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才避讳“寅”字。这是地地道道的伪证，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根本就不避讳“寅”字。{dy}回写贾雨村的“同寅”，第十回写秦可卿的病“寅卯间必然自汗”，第十四回写风姐“寅正起来梳洗”，第十五回写贾珍“诸同寅”，第二十六回写薛蟠将“唐寅”认作“庚黄”，如此等等，直书“寅”字何其多也！脂砚斋睁着眼睛说瞎话，实在欺人太甚！再者怡红院有自鸣钟，刘老老就听到过看到过。所以小说写晴雯补裘已很晚，宝玉“一时只昕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这是符合情理的，如果写“寅正初刻”是不合情理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脂砚斋却挖空心思以制造伪证。胡适说“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大概是曹雪芹的嫡堂兄或从堂兄弟——也许是曹宣或曹颀的儿子”，后来又说“我相信脂砚斋即是曹雪芹自己。”然而脂砚斋就不避讳“寅”字，可见胡适将脂砚斋和曹雪芹拉在一起，甚至合二而一是大错特错的，也可见脂砚斋千方百计以证实胡适的“假设”，证实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也是大错特错的，他在蓄意欺瞒世人。问题是：脂砚斋为什么要如此加批？他是批给读者看的吗？读者干嘛要知道这些事，于读者何益？他是批给作者看的吗？如果作者是曹寅后裔，如果作者在写家史，难道他写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吗？还用脂砚斋来点破吗，看来都不是，而是别有用心．他是在批给胡适看，批给“新红学家”们看，以此投合胡适之所需．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另外，脂批中也多次点出作者就是“石头”，“石兄”，“玉兄”，一句话作者就是贾宝玉，如第五回于曲子“谁为情种”句侧朱批：“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对此批生怕别人看不懂，又加墨批于后曰：“石头即作者耳”。又如二十六回脂砚斋于贾宝玉会见贾芸句侧批曰：“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这里又将作者指为“玉兄”，也即书中的贾宝玉。再如二十七回于《葬花词》上脂批曰：“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这里又将作者指为“石兄”，这些“石头”“玉兄”“石兄”，在脂批中经常出现，这即在强调胡适考证中的一个命意：“贾宝玉即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在写他自己。克非《红楼雾瘴》例举大量事例，指出“自传说”的荒谬，他讲脂批说贾府抄家后贾宝玉被捕关在狱神庙，难道曹雪芹也坐过牢吗？“脂批    说贾宝玉{zh1}悬崖撒手，出家做和尚，曹雪芹{zh1}撒手没有？入了空门没有？”并指出“自传说”将曹雪芹和贾宝玉合二为一，这种方法“越比越离谱，越合越荒唐”，“不把脂砚斋散布的迷雾及其影响破除，势必影响红学的深入发展。”这是说得很对的。

    既然脂砚斋为“自传说”“家史说”提供的伪证如此荒谬，为什么几十年来能骗住不少人呢？一方面是胡适当时的xx性，胡适是以“新红学家”以“科学的考证”的姿态登上红坛舞台的，尽管他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看了一遍”，便“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全编》第158页），人们还是容易轻信胡适的话。再加上胡适的封锁，将此本秘藏了三十四年，人们对甲戌本未能睹其真面，也只得相信胡适的话，所以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另一方面，克非先生从传统文化的习惯心理揭示了这一原因，他说：“中国读小说，谈小说，评价小说，历来有和‘史’攀扯的习惯，可以说是一种摆不脱的心理，一种延绵不断的历史统”（《红楼雾瘴》）。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在古代，小说和历史关系密切，界线不清，畛域不严，人们常把小说着逸史、野史看待。俞平伯早在1925年《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就有悟道：“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讲的就是这种顽固的习惯心理。“旧红学家”以“信史”的观念索隐出种种牵附会的说法，胡适批评他们“走错道路”，在“猜笨谜”。但胡适也同样带着“信史”的观念考证出曹雪芹“自说”“家史说”“影子说”等等，也同样“走错道路”。俞平伯反省道：“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然而，脂砚斋就是在胡适错误的“信史”观念中，以批语方式来证实“自说”家史说”的错误结论，可谓“又向荒唐演大荒”，其别有用心和荒谬悖论是十分明显的。

三

    更为滑稽的是，脂砚斋为了证“史”证“传”，便将自己打扮成《红楼梦》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以此行径来欺瞒世人，可谓荒唐之极，可恶之极！克非一眼就看穿了脂砚斋这种可笑的“西洋镜”，并指出：“他对文学理解低能，不知小说为何物，以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史和自传，便在批语中冒充起曹家成员——当日生活的见证人来。”又说：“脂砚斋在多条批语里以贾宝玉的原型甚至以宝玉本人自命”，“死皮赖活要跟曹雪芹捆在一起”（《红楼雾瘴》），比如大家熟知的庚辰本二十二回脂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今知者聊聊（寥寥）矣，不怨夫！”这里脂砚斋装出一副悲戚的样子，冒充贾宝玉。岂不知这是根本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克非尖锐地指出：“凤姐乃是小说人物，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虚构、塑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你就找不到她这个‘实在’的女子…离开这部小说塑造的典型环境和人物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她就无法存在。作为现实中的一个批书人，脂砚斋进入不了荣国府的大门（除非他在作梦）”然而，脂砚斋就在玩弄这种梦幻般的骗人把戏。“无耻无聊，硬要朝荣国府里钻”（《红楼雾瘴》）。他不仅会摇身一变钻进《红楼梦》描写的艺术世界中去充当一个角色，还会像变戏法一样再摇身一变从《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中幻化出来。对于《红楼梦》，他可以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畅通无阻，比“西洋镜”还要好看。如二十七回《葬花词》上的批语：“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宝玉化身无疑。”好象脂砚斋就是活在世上的贾宝玉。接着他又批道：“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噫噫！客亦《石头记》化来之人，故掷笔以待。”这里明确告诉人们，批书人都是从《石头记》中幻化出来的。如今，人们对脂砚斋这种作伪的伎俩感到滑稽可笑，然而令人深思和不解的是，自胡适之后仍有人坚持这种研究方法。胡适搞贾政=曹頫，贾宝玉=曹雪芹，就有人搞脂砚斋=史湘云，并让史湘云最终和曹雪芹结缡。他们不是把小说人物拉到现实中来，就是把现实中的人推进小说中去，好像艺术和现实根本没有区别。实际上，脂砚斋的可笑伎俩正是从胡适那里学来的。现在有人还在坚持这种研究方法，难道不应当反省吗？再者，就拿脂砚斋冒充曹雪芹和贾宝玉来说，勿论如何是冒充不了的。从脂批表现的思想看，他有哪一点像贾宝玉和曹雪芹昵！他不喜欢《红楼梦》，骂它是“一部鬼话”（1回眉批），他也不喜欢林黛玉，二十七回薛宝钗“金蝉脱身”嫁祸于林黛玉，脂批“好极，妙极，妙煞！”徐迟说倾心爱慕薛宝钗的是庸人批家，脂砚斋对薛宝钗倾慕赞美倍至，批道；“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身心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对作者赞美之女儿他都恨，“一贯以谴责聪明乖巧的丫头为自得”，如骂小红是“奸邪婢”，骂四儿“有害无益”等等，脂砚斋之思想境界和曹雪芹、贾宝玉比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

   四 

    四川学者王珏先生指出：要认清脂砚斋作伪的真面目，还要对其进行心理分析。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而意识分自觉意识和不自觉意识，也即显意识与潜意识，脂砚斋的批语就是其意识流动的过程。当他自觉地进行作伪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扮成“石头”“宝玉”和曹雪芹。他还生怕别人不相信，便声称自己是从《石头记》“化来之人”，这显然是其显意识自觉的作伪行为，在骗人，因为谁都不可能钻近荣国府去，也不可能从《石头记》中“化来”。艺术和现实不同，这无情的法则就宣告了他伪装的破产，也暴露了他作伪的马脚。所以，所谓“凤姐点戏，脂砚执笔”，所谓“宝玉的化身”，所谓从《石头记》“化来之人”，全是假的，根本是不可信的，是一个无知者的骗人术。但是，当他在批书的过程中，由于小说中某些情节的感染，使他经常也有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流露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比较真实。比如他对女儿的恨与骂，就是其下意识真实感情的流露。再如：脂批中常常出现“今”与“昔”、“古”与“近”的时间概念差，这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然流露。如甲戌本第五回于“清净女儿之境”句上眉批：“奇笔摅奇文。作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这些“今”与“近”，皆对昔之曹雪芹《红楼梦》而言。这就很自然地将脂砚斋与作者，将脂砚斋和《红楼梦》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有多远？根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避清朝国讳判断，“不可能出之清代”，又根据其中不少批语抄自有正本而故意加上“脂砚”“脂研”之署名看，有正本出版于1911—1912年，那末脂砚斋定在1912年之后；再根据欧阳健先生考察脂本的出笼是为了迎合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需要的论断，而《红楼梦考证》作于1921年，则脂砚斋定在1921年之后，脂本{dy}次露面是在1927年，则脂砚斋之作伪定在192l—1927年之间。俞平伯说“百年以来不见‘脂研’之名”，所谓“百年”，即指1927年以前，有红学史以来之“百年”，所以他又说：“《红楼梦》行世以来从未见脂砚斋之名”，那末这个脂砚斋在1921年到1927年之间的作伪活动就比较准确。前几年有的学者怀疑脂砚斋是刘铨福伪托，刘铨福是光绪年间人，脂本恐怕不会那么早。欧阳健先生已发现甲戌本上孙桐生的笔迹是假的，那末刘铨福的笔迹就一定是真的吗，实在大可怀疑。再从脂本产生的社会背景看，本世纪之初的旧上海，藏污纳垢，社会成员是极为复杂的。1997年{dy}期《上海滩》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旧上海出版商诈骗奇术》的文章，披露了旧上海书业界和出版界弄虚作假的大量事实，最典型的是所谓“武侯xx”的发现。“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上海xx《申报》《新闻报》相继刊登广告，说是在“关中某宦门其家子孙处”发现了诸葛武侯所著xx，这“xx”乃武侯在行军途中用以占卜战事胜败的宝书，“其中预测的汉代以来重大事件与后来的历史事实xx相符”，并说初版已销售一空，再版十多次，仍供不应求。云云。“后来才得知是两个贫穷的无聊文人精心设计的闹剧，”他俩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占卜书籍改头换面，汇总编选，而伪托“武侯xx”，所谓“关中显宦，均是乌有先生”，“报上广告及律师声明，都是这两个家伙一手炮制的”。这个时间就在1921年前后。甲戌本之卖书人也在看到“新月书店”成立的广告之后，就把书送到书店，转交给了胡适。大概那时间上海就有那么一些无聊文人专搞这种事情，以投合某些人之所好而渔利。“武侯xx”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而脂本和脂砚斋，由于胡适的包藏，不仅隐瞒了卖书人胡星垣的真实情况（见欧阳健《红学辨伪论·红学ABC25问求答》），并且将其隐藏了三十四年。三十四年的沧桑巨变，一切线索都断了。所以脂砚斋作伪的真相一直未被揭露，竟然使其混迹红坛，欺骗了人们将近一个世纪！这不仅是红学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荒唐的奇迹，一大空前的耻辱！或许胡适们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红学界的一些人终于觉醒了，出现了几部专著以揭露和讨伐脂砚斋，这就预示了脂砚斋的好景不长并将一败涂地。

                        1998年5月12日于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