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专栏04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为大清中央的一场路线斗争画上了句号：副总理级别的老干部倭仁从马上摔下来了，而且据说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还兼着工部尚书衔，一人执掌着大清国中央的宣传、文教、建设等大权，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师。尽管他是蒙古人，却成为（或表现得如同）一名坚定的“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在内忧外患激发出来的改革声浪中，逆流而上，抵御着从科学技术到制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这一年（1867年），倭仁已经64岁，究竟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位老迈龙钟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惜自残呢？

西学根源于中国？

这场交通事故的背后，是一场起因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扩大招生的改革大辩论，而在这场辩论中，恭亲王提出了一个雷人的论点，大大震慑了保守者们：西学根源于中国，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古代中国。

几个月前（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上奏，建议同文馆在讲授外文之外，添设一馆，专门讲授天文、算学等西方科学知识，而且扩大招生对象，从以往只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岁的少年，改为面向所有满汉举人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度递交了报告，建议将官方学术机构翰林院中的学者（庶吉士、编修、检讨等）纳入招生对象，因为这些人“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成功必易”。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大清“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大清国xx近代化干部学校，待遇十分优厚，远超之后的各级各类军校等。所有学生每月都能领取10两月薪，而且伙食、住宿、书本文具等，一律免费，每月考试合格者奖金就高达32两。学校专门配了厨师，学生甚至可以随时点菜送到寝室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规定，对于优秀学员，在干部任用、提拔等方面一律从优。这样的待遇，对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中坐冷板凳的穷干部们来说，当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那些还未进入仕途的举人们，更是充满了现实诱惑。

但是，这一举措却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高举政治挂帅的大旗，认为“气节”才是“自强之道”，而不是轮船和枪炮，只要有“气节”，就可以{wd}于天下，“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平”。他认为，科举正途人员是政权的接班人、干部的预备队，关键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xx不必去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机巧”，否则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至于天文、算学，只需将它们划归钦天监、工部等相关部门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

张盛藻奏折一上，立即遭到上谕的批驳，慈禧太后的批示明确指出同文馆就是“正途”，而天文算学 “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此举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已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 彼西土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Harold E. Gorst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耍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China in progress》）。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xx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xx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是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xx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xx”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发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江西，博采旁求必由精其术者，何必夷人？”，欢呼道：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慈禧太后照准，要求倭仁立即保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数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

倭仁这下急了，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中央却依然不放过他，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要求他随时留心人才，一旦发现此类人才，立即保荐，这等于给他套上了一个箍。接着，朝廷干脆任命倭仁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长期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人丁韪良，对恭亲王的这招请君入瓮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恭亲王为了让倭仁这个“老沙文主义者”能亲自通过跟他所谓的“洋鬼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xx，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zh0}打交道的人”。

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改悔”，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zh1}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dy}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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