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土地改革/姚国祥   

    抚顺师专离休干部 姚国祥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了！

     这是因为：1947年7月，我从北京经唐山、开平投奔冀东解放区；9月，又从冀东到原来的热河省，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参加建昌、赤西两地的两期土地改革。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的{dy}次战斗洗礼。这一段成长经历，应当记录下来，教育后人。我们的下一代，生长在红旗下，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土地改革？为什么要xx封建土地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十分遥远和陌生的事情了。他们的先辈，为了xx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包括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曾经怎样地披荆斩棘，英勇奋斗，……应当让他们有深刻的了解。“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博××讯 b-o-x-u-n.com)

    写这样一篇文章，更主要的原因是：有这样一些卑劣小人、民族败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梦想恢复地主阶级的天堂，造谣诽谤，恶毒攻击土地改革。

    有一篇名为“评中国共产党的xx历史”，竟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xx如麻”，“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土改xx大约在一千万人左右”， “农村干部趁机奸淫地主富农的妻女”，“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还有一个自称是大学生、名叫“尚轻”的人，在一篇《何谓海外敌对势力》的文章里，说什么“我自己年纪尚轻，并没有经历过那些‘土改’、‘资改’、‘’ 等惨绝人寰又荒诞不经的岁月”。还有一个名叫“胡平”的民族败类，发表了一篇“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的文章，说什么“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他还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的暴力土改，一方面是xx之威，杀鸡吓猴，一方面是掠富济贫”；“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多少群众的支持拥护，相反倒造成了‘脱离群众’的后果”! ；“一场土改，就有超过200万地富死于非命”；……。他声撕力竭地叫嚣：要调查地主富农所受“迫害”和“苦难”，要为地主、富农“平反”，要 “补偿”、“赔偿”地主、富农的“经济损失”，……一句话：要恢复地主、富农的天堂！

    我们这些参加过土地改革的老同志，有责任根据历史事实和亲身经历，回击他们的反攻倒算，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

（一）土地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1840年xx战争之后，中国又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

    封建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旧中国长期停滞不前、长期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封建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无穷苦难。这也是旧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揭露了“富者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等主张。

    土地改革，并非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民生主义的两项重要任务。

    封建制度的改革，也有利于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只有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为国民经济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劳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xx地主阶级，解放农村生产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农民占主体的农业大国，解决好土地问题，才能解决好农民问题这个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解放战争时期，彻底改革土地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支援革命战争。

（二）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做法，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47年2 月，各解放区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在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1947年2月1日，党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求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方，认真检查，“填平补齐”，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总之，要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

    为了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克服土地改革中的偏向，1947年7月至9月，由同志主持，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

    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的其他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房屋、农具、粮食等财产，征收农民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都大力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贫农团和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年内，解放区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房住，有了衣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使革命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见《中国革命史》）

    在向全国胜利进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即根据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精神，边战斗、边发动群众，着手土地改革。但是，大规模的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全国解放后，从1950年冬开始的。“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后在新解放区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贯彻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从而免除了每年向地主徼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见《中国革命史》）

（三）我所知道的土地改革

    1946年秋，我考入了当时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中等技术科，由于参加学生运动，院长徐佩琨（国民党中央委员）、训导长王芳荃、教务长熊大伟，一起来到中技科，对我发出严厉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我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于1947年7月，投奔到冀东解放区。当时先后来到冀东解放区的平津学生，大约有八十多人。

    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派杜星垣同志（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石峰同志（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把我们这些平津学生接到分局。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后曾任中央联络部部长）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动员我们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参加热河省的土地改革，在农村的大课堂里学习、锻炼、成长。

    经过短期的学习、讨论、研究，主要是学习政策、了解情况，研究做法，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土改工作团下分队、组，三~~五人一个工作组。我被派到建昌县平庄工作组，北京大学来的郑力同志担任组长，我们到了平庄开展工作，大约三个多月之后，原组人马，又北上到赤峰西边的赤西县大庙，进行第二期土改。

    这是我{dy}次深入中国农村，{dy}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土地制度的伟大变革，深深教育了我。

    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封建的地主阶级（包括贵族、皇室），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只拥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农民成年累月为地主耕种土地，辛勤劳动，大部分收获，都要缴纳地租、赋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目的皇帝，统治着封建国家，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所有这些，在东北，在热河，也不例外。

    冀察热辽分局所在的五家子，{zd0}的地主姓赵。群众称“老赵家”的财产是：“九岭十八沟，平地二百顷”（每顷约合现在的15亩），外加五家子的小煤窑（现已建平庄矿务局）。据说在清朝时皇上曾允许他们“走马圈地”。老赵家的闺女嫁给平庄的一个大地主，这个地主也拥有近千亩地。在这户地主家起出的“ 浮财”，使生长在江南丝绸之乡的我，也大开眼界。而许多农民，衣食无着。当时热河省的气候相当寒冷，赤西、大庙一带，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而不少农民，往往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这在热河贫苦农民中也很难做到。他们不得不以橡子面（一种叫橡树的果实磨成的面，味涩）、树叶、土豆（热河的土豆个儿大）等，维持半饥饱的生活。

    在东北、热河农村，更能体会到中国农民所身受的两重压迫和三重压迫。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接着又进攻热河、察哈尔。在日本统治下，一般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是“经济犯”。有点牢骚，说句怪话，是“思想犯”。在热河省的“集家并屯”地区，农民一家一户，只准许有一条裤子，谁出外干活谁穿，以防止同八路军、游击队联系，这更是断了贫苦农民的生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高玉宝、刘文采，现在看来，类似的情况，即农民的悲惨生活，地主的残酷剥削，在东北、热河的农村，在中国的农村，是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的！

    日本帝国主义还强迫热河的农民种xx，并且诱使他们xx。在两次土改中，我都见到一些身上有无数小疙瘩的农民，一问才知道，这是：一般农民，没有富贵人家的xx工具，只能调制点xx水，用注射器往身上扎的结果。日本统治者包藏着让中国亡国灭种的祸心啊！

    两次土改，进入村里，首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全村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倒苦水，挖穷根，召开诉苦会，从中发现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然后把苦大苗正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会和领导核心。同时，对地主、富农逐个排查，确定斗争大会的对象。经过以上一系列的细致工作，群众觉悟有了普遍提高，然后根据有关政策、原则，分浮财，分牲畜，丈量土地，平分土地。……{zh1}由工作队、工作团复查、验收。

    据我了解，我们平津同学组成的工作组也好，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也好，都是严格按照分局和工作团部署，进行土地改革，强调发动群众，强调执行政策。工作队（团）经常召开工作组会议，了解情况，安排下一步工作。杜星垣、石峰同志（当时已分别任冀察热辽联大教务长、行政学院院长，徐懋庸同志任校长）也曾多次到平庄听取汇报、研究工作。两次土改之后，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又组织全校师生，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结工作，提高认识。

    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要xx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四平八稳，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在土地改革中，也出现一些偏差，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部分农民热衷于“追浮财”，有时就出现打骂、追逼的现象。在分地的过程中，一度采用了当时宁城县委书记马洪同志（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主张：“老牛赶山”，打乱平分，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所谓“老牛赶山”，是指分地时将全村土地从好地到差地，按贫农—— 中农——富农——地主的顺序分配；地主分配最差的地）。但是，整个土地改革，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具体做法，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上述偏差，后来也得到了纠正。

    在这里，我还要为当时各村召开的斗争会说几句话。处在革命战争的严酷环境中，有些地方的地主、富农、组织了地主武装（如伙会、小鸡队等），反攻倒算。有些群众心存疑虑，害怕变天。召开斗争会，是为了揭露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坚定广大农民的斗争信心，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这种斗争会，实际上是诉苦会、控诉会、说理会。我参加二次土改，从没有见到也从没有听说在斗争会上或会下打死地主的情况。

    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当时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1947年十二月会议以后的几个月时间内，中－共中央集中主要精力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1947年12月，重新发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详细规定了划分成分的具体办法和标准。1948年初，、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为党内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着重阐述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能胜利。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巨大教育的有两篇文章：一是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是1948年4月1 日，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解决当时在各个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任弼时同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书面报告的细心研究，到处亲自进行直接的调查与访问，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 饧缓蠹右苑治雠校龀鼋崧邸Ｋ羧竦刈プ∠笮讼夭碳已履茄牡湫屠永唇锌蒲У姆治觯顾呐卸嫌虢崧鄣於ㄔ诓豢啥〉幕∩稀薄＃度五鍪蓖臼攀兰湍罴罚?a href=javascript:dl("http%3a%2f%2fwww%2eb%2do%2dx%2du%2dn%2ecom%2fmy%2dcgi%2fpost%2fdisplay_all%2ecgi%3fcat%3dmao",1);>xxx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同志指出：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谁真正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xx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工作。这两篇文章，当时就公开发表，对整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和指导作用。对于我这样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来讲，更如同心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

    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郑重的党。党领导土地改革，极为严肃认真，十分注意政策。如果真象某些卑劣小人所污蔑的那样： “xx如麻”、“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不用说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就是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没有可能。

    热河地区，原来就极为落后、贫困。国民党xx占领辽西沿海一带，群众连吃盐都困难。加上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闹起了春荒。某些地区还闹起了鼠疫。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当时冀察热辽分局决定，全区取消领导干部的“小灶”，每人的粮食定量由每天一斤半减为一斤。尽管这样，由于实现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欢天喜地，节衣缩食，支援前方，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壮大人民xx和担架队伍。仅平庄一地，以农会主席为首的十多名青壮年参军入伍。辽沈战役打响之后，锦州解放之后，我亲眼目睹浩浩荡荡的人民xx和担架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所有这些，没有土地改革的完成，没有广大群众的自觉支持，是很难实现的。那个名叫“胡平”的人，胡说什么：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没有赢得多少群众的支持拥护，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至于这个“胡平”要为地主、富农所受的“迫害”平反，要为地主、富农坚碑立传，更说明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和丧尽了天良！

    我还要强调指出，当时不仅在土地改革中、而且在其他工作中，也十分注意政策。二次土改之后，辽沈战役打响了，我们一部分冀察热辽联大的平津同学，奉调到冀察热辽xx政治部解放军官团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由于战争环境，供给困难，直到十月深秋，辽西大地寒风凛冽，我们还没有穿上棉衣。尽管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身穿呢大衣、大氅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仅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而且对这些国民党俘虏也“秋毫无犯”，不打人骂人，不拿一针一线，没有碰过他们一个指头。党教育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的党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的党。至于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发生的事情，就连我这个194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也是很难理解的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我们重温土地改革的历史，不仅是为了批驳某些宵小之徒的无耻谰言，也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四）xx“三农”问题，做好农村工作。

    中国是农民占人口主体的大国。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农村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需要高度xx的重大问题。对于我来说，农村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dy}个大课堂。农民、农村，也为我奠定了成长的基础。

    辽沈战役之后，我就进入了城市工作，但是，仍然有多次机会到农村去。

    1949年春夏之交，我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到锦县（现凌海县）石山一带，在农村开展反对会道门的宣传教育。那时，我们对于受骗误入反动会道门的群众，重在教育，启发他们自觉认识反动会道门的祸害。我们演出节目，深入农户，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那时刚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全国解放，大局已定，因此，根据中央的部署，采取了更加稳健的政策，新区土改的任务，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原来有些群众受国民党欺骗宣传，说共产党土地改革搞“流血斗争”等等，新区的土改，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对土地改革，也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

    1960年5月，由于在反右倾中“向党交心”，我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我被下放到当时章党公社上年大队后窑沟养猪场。我的具体任务是早晚放猪、喂猪。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一切都要从头学习。老乡们丝毫没有岐视我、排斥我，热情地告诉我：怎么放猪，把猪赶到那里去吃食、休息，哪些是可以喂猪的野菜，什么时候往回赶… …等等。后来又告诉我怎么种地、间苗、铲地，边教边做，边做边学。二个多月之后，当时的抚顺县委又将我们这些还是共产党员的“下放干部”，抽调到各公社，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即人民公社条例等）以及退赔等工作。一直到1961年7月，原来曾一起在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的抚顺市委组织部长冯培夫同志下乡见到了我，才通知中学党委、市委文教部将我调回市内。

    在那段时间里，我承担了抚南公社小林大队大房子村、苏子大队瓦房村、安家大队前陡村三个村的改造落后村工作。我一直把农民群众看作是自己的老师，社员们也尊重我，关心我，叫我“老姚”，愿意同我唠家常喀。1960年——1961年，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户口、粮食关系按要求全部转到农村，{yt}五两毛粮（在农村食堂吃饭只能吃五碗糊涂粥），还要四处奔走、工作，头、脚浮肿。村干部十分同情地说，我们社员，园子地里还有点土豆、萝卜、白菜，贴补贴补，你只靠这五两粮，怎么办呢？这样吧！那天往市里送菜，给你捎上一麻袋茄子，你再串换串换吧……。县委，公社也为我们想点办法。就这样，总算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这十四个月，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大跃进时期有些地方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痴人说梦。大房子村地处抚顺、本溪交界，交通闭塞，有些老大娘、老大爷，不仅没有坐过火车，连汽车也没有见过。我住在一户社员家的北炕，发现南炕住了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娘，总觉得有点不正常。一问，才知道这是“拉帮套”。旧社会贫苦农民，没钱娶媳妇，只好两个人合伙娶一个媳妇。那时还没有农村医疗队下乡，更没有现在的“三下乡”。旧社会，贫苦农民下地干活，经常饱一顿、饥一顿，“和着凉水吃冻饽饽”，因而得胃病、腰腿疼病的人不在少数。不少社员，由于看病难或无力求医，胃疼就喝小苏打，腰腿疼就忍一忍，……。一些村子，近亲结合，傻呆孩子不少。……所有这些，都使我心疼不已啊。尽管当时我是“带罪在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提起笔来，向市委、向中央反映了这些情况，特别是希望组织医疗队，为农民解除疾苦。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在劫难逃。后来，“恢复”工作之后，一度让我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我深入到抚顺县、新宾县农村，同公社、大队、生产队联系，访问各青年点，访问下乡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为下乡青年解决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等方面的问题、困难，……前后也有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农村。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是，我还要强调指出，这些经过农村“广阔天地”锻炼的下乡青年，在许多方面，确实远胜于从进学校门到出学校门的一些青年。这也说明农村确实是一所大学校啊！

    现在，一些组织人事部门，热衷于派干部出国考察、留学。据说美国哈佛就有不少这样的“高级留学生”。他们耗费了大量人民的血汗。我看莫不如请这些干部，到西部去、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深入农村、工厂，深入农民、工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在群众中，从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否则，学来一些洋教条，不深入人民群众，不了解中国实际，又有什么用处呢？

    后来，我同农村的联系少了。1990年，我从市艺术幼师离休了，又创办了一所学前教育的高教自考学校。1995年开始，我接过了市艺术幼师帮扶新宾县城郊乡尹家小学的任务，以办学所得和个人收入，每年帮扶三名贫困学生（2001 年以后，因力量所限，改为每年帮扶一名贫困学生），每人五百元。截至2004年，已帮扶了十八名贫困学生。同时，还给尹家小学送去了八台旧电脑以及图书、文具、师生捐献的衣物，还组织七个团支部对口帮扶尹家小学的七个班级，有的同学每学期给对口帮扶班级寄50元，直到毕业。我还访问了几所农村小学、将农村小学缺乏教学设备、缺乏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很差等情况，反映给有关领导机关。

    总之，希望大家都来关心“三农”，为农村多办点实事。有两位作家写了《中国农村调查》，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更多的作家到农村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大声疾呼。有关领导机关，应当重视这些调查研究报告，符合实际的，就应当及时研究解决，改进工作，不符合实际的，也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947年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这些老人，在有生之年，总还想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竭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健康成长！这篇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