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绿杨村边（上）
进大学以后，开初两年住在绿杨村边的一栋灰楼里。
这是学生宿舍楼，简陋自不必说。干打垒式的构建，楼内没有卫生间，方便要跑到绿杨村对面的大厕所去；洗脸刷牙是在楼外的一长溜水龙头前。洗澡则在更远的食堂后面的大浴室，因为全市自来水都来自岷江的雪水，市面上又普遍缺煤，四季洗澡都凉水刺骨。在信奉艰苦的年月，大学就以这样简便的姿势迎接着莘莘学子。
我从入学{dy}天起，还没觉得这算简陋。因为，我，以及更多的穷哥们穷姐们学生，在家的衣食住行还远不及这个条件，住茅草房、住潮湿泥屋的学生不在少数。能有大学这么“好”的待遇，大为满足。
走进这所大学，最初令我引以为傲的，是它八百多亩的大校园、几栋宫殿式的教学楼、风景别致的林荫道、荷花池和清幽的小园花径……还有教师们居住地的文雅名称：绿杨村、桃林村、望江村、竹林村、铮园……校内开设有小门脸的照相馆营业，照相师把各景点拍成照片，5分钱一套，8张，虽然只能洗印出黑白风景，但我已视为至宝，买了些来邮寄给考到其他院校的中学同学，在信纸上还免不了文采飞扬，把自己的大学夸得似乎并不弱于公园美景。
但事实上，校内的生活其时真正艰危，困难年月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绿杨村边的这栋灰楼叫5号楼，简称5舍。这是1960年代初期，是靠喝盐开水填饱肚子的时候。因此5号楼内xx是一道饥馑的风景线。5号楼内与楼外人们成天为争取食物填充肚子的景象，也相差无几。
我们这些不到20岁的小年轻，单吃学生食堂，远不能跟上身体的需要。虽说学生定量高，每月30斤粮，食堂也是按每天一斤开饭，但菜少，油水欠缺，哪能吃饱肚子？早中晚三顿饭，标准是3、4、3。看看早餐的3两粮吧，两个小馒头，一碗稀饭，加上点豆腐乳，和超咸的大头菜丝，便算一顿饭。这种伙食，好些人刚吃完饭，肚子就饿得慌。
一般家境的学生，常带一罐炒盐巴来，饿极了就化开水喝；家境稍好些的学生，会向家里要些零食带到学校里吃。5号楼302室的油罐，这个瘦猴儿一般的小个子男生，家在乡下。当时农村更是缺吃，主食吃谷糠、仙米（白鳝泥）和芭蕉根，荤菜只能吃到地里捉来烤吃的蚱蜢、香猢狲（螳螂）和癞格宝（癞蛤蟆），而他家担心这个体弱的“秀才”在校吃差了身体出问题，他娘就从牙缝里为他省出了红苕干、炒葫豆、葵瓜子一类好东西。油罐把这些干粮装在床头一个上了锁的木制衣箱里。
突然，有人在蚊帐里放了个响屁。
是谁呢？几乎所有睡上床的人都警醒了，开始查问。
“是油罐吧？他炒葫豆吃多了，才有这么响的屁！”
“哪是我呀？”油罐嘴里嚼着东西，慌忙辩解，“肯定是耗子！屁是从他那个方向传来的。”
这一来大家就把目标对准了耗子，开始分析他吃了什么东西。是奶粉？不对，眼下婴孩都很难吃到奶粉，他能吃得上？但那个屁的臭味确实很特别，一定是吃了富含高蛋白质成份的食物，才会有这种果效，而绝非一般的干粮所能企及。这点常识大家还是有的。{zh1}大家得出结论：耗子白天一定吃过咸鸭蛋！
可是咸鸭蛋在当时属于稀世品种，他小子凭什么能吃得到呢？
被人分析的耗子却不吱声，躲在蚊帐里任由别人猜测。他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
夜深了，多数人在饥肠辘辘中闭了嘴，302室才渐渐进入梦乡。
进大学的时候，我听政治辅导员介绍过，说这所西南{zd0}的大学，不仅校园秀美，四季有芬芳的桃李、莲荷、月桂、腊梅，而且更值得提及的是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教育家吴玉章，大作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等都曾经在本校从教或完成学业。但在食不果腹的艰难时日，师生都在为吃食烦心，能保住身体、不翘辫子就行，活着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饥荒使人的尊严落入低谷，知识者也被弄得斯文扫地。
在5舍302室外的校门边，有一卖熟红苕的歪嘴。他的腿还有点瘸。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红苕蒸得很甜美，土豆更是烤得足够诱人。许多教授也光顾他的小店铺，买上一包带回去全家分而食之。
{yt}早上，我早饭后去教学楼，背后总听见自行车轮碾过石子路的嚓嚓声，就是不见有人把车子骑过来。我回过身，只见靠路边的老槐树下，教语言学的罗先生正慢吞吞地骑车而行。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拿条红苕，边骑边啃。大约是看见我发现了他，他的脸上霎时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我招呼了一声“罗先生好”，他也下得车来，不知什么时候把没吃完的煮红苕已经用手绢包好，放进衣兜里了。
然后，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边的红苕嘎巴，很不自然地说：“早饭粥太稀了，到歪嘴那里加了点铁实的。”
我说：“罗先生时间抓得好紧，用餐都放在路上了。”
罗先生说：“上午有三节课，不补充些地洋参，要坚持到{zh1}那节课不容易。”
罗先生为人和蔼、风趣，和学生特别谈得来。他所说的“地洋参”，是大家那时对红苕的戏称。我和罗先生熟，知道正值中年的他，个子高大，又是排球的校队队员，需要特别补充能量。而商店凭票证供应的食品，只有点红糖、水果糖以及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等。肉食，有教授感叹为“三月不知肉味”。其实，不知肉味，许多人已远不止三月。我是半年多也没见过肉是啥模样了。商店里倒是有高级点心出售，得5块钱一小块，外加一两粮票。那时学生的伙食费一月才5.10元，有多少人吃得起高级点心呢？
我想，罗先生作为歪嘴店铺的常客，花几毛钱买几条红苕，应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一位教文选课的马洞庭先生，年纪也不大，但人很清瘦，总穿一件洗败了色的蓝棉衣上课，腰间还爱扎一条麻织腰带，腰也就越显细瘦。他一般不会在外吃东西。大约他熟知《礼记》有“席不正不食”、“共饭不泽手”之类的雅训，学生不易见到他外露吃相。
但有{yt}黄昏，我和几位同学出后校门散步，远远看见有个人影从歪嘴那家小店出来，急匆匆地拐进了校门。看手上的动作，他是在边走边吃东西。走近了些，我们看出来，那正是马洞庭老先生。大约他也早早发现了我们，很快就把手上拿的食物，一下子缩到他那旧棉衣的长袖里去了。而他一直低着头，看见我们才抬起头来约略地点了一下继续走路，以避免互相寒暄、露了嘴里吃食的尴尬。
可是，等我们走过去了，我回头一看，忽见明亮的路灯下，这马先生的手迅速从衣袖里伸了出来，把一块烤土豆送到嘴里去，大嚼起来。我想先生一定是饿极了，饿极了又要维持好教学业务，就顾不上体面；否则，马先生是不会有这种急不可待的饕餮相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之中的。
学生们比教师的日子自然更难熬。因为教师还有薪水，能买零食；学生缺钱，除了吃食堂，能有点钱买红苕的学生，一个班顶多就七八个。
小资产家在本市，父母都工作，有些钱。他是全班惟一有自行车的学生，但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他还从家里拿来一个锈迹斑斑的暖水瓶。那时其他学生口渴了，都是拿碗去开水房打开水龙头，接上一碗来喝，而他能骑着车，拎着个暖水瓶招摇着去打开水，那他就活该落下一个“小资产”的绰号。
当时，上边把知识分子划在“小资产阶级”之列，称呼上明确地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升级版的知识分子，就该是资产阶级了。比如把右派分子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其实这个称呼真的很不恰当，很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专家、教授，家里一贫如洗，算得什么有资产的阶级！我们命名的这个“小资产”，即小资产阶级的简缩式称呼，有点类似今天小资的叫法。虽然他也有破自行车、旧暖壶等一点“资产”，但我们给他这个称呼，并无嘲笑之类的恶意，只图搞笑而已。
我们经常当着小资产的面开他的玩笑。油罐说：“现而今眼目下，一只上海牌手表能换几斤鱼，一辆飞鸽（自行车）可以换一只鹅。你的车子破了点，我们弄去换点鸡腿来打牙祭如何？几个月没沾油星了啊！”
小资产说：“你休想。我的自行车和暖壶是配套使用的，一样都不能少。要吃肉，你去茅房逮盐老鼠呀！”
但我们根本不相信小资产的“配套”之说。也许他就是为了骑着、拎着同学们没有的东西在外显摆，从而达到吸引女生眼球的目的吧。
事实上小资产也和大家一样，一般还是靠三顿伙食。他饭量大，比其他同学更容易饿。每当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别的同学还能支撑着听课，但他必须用手挤压着空瘪的肚子，才能坚持到下课铃响。
当下课的学生鱼贯而出，离开教学楼时，我看见小资产总是冲锋式地率先跑进食堂，而且到了不必定量取用的、热腾腾的汤桶前，还要大呼一声：“同志们，舀皮面！”
这时，他的小资产阶级风度就不复存在了。
汤桶是一种现在已经少见大黄桶，里面每顿饭装的，基本都是开水加酱油的清汤。只不过大师傅在抬到食堂中来前，撒上一把葱花，有时也滴上几滴热油浮在表面。这就使得汤的“皮面”有了分量，格外惹眼。如果某{yt}汤里还有菜叶、菜杆，或者零星豆腐块之类的东西，那不仅是舀皮面，而且还要深度打捞了。女生一般都比较矜持，没有小资产一类男生那么大的动作，舀上一点热汤，随便喝了就走人。
舀上不定量的汤后，饭桌上分饭、分菜的精彩就开始了。
照例中午是吃细粮，有用面盆蒸好的大米饭。一般是一个寝室8个人围成一桌。分饭、分菜是轮流坐庄，坐庄的要用小竹刀把饭划成8块，为了做到{jd1}公平，要让每个人把饭从面盆里撬起来后口服心服，还得“叫号”。
这天是耗子坐庄，只见他把饭划好，就自觉地背过身去。饭桌上另外的人迅速拿起小竹刀，随意地插在一块饭上。耗子高声叫了一个“2号”，然后转过身来，他按顺时针方向把紧挨竹刀的2号饭块撬了起来，其余的人，再按顺序一一地把饭撬到了自己碗里。撬饭的时候，每人只能取自己的那一块，不能把刀斜着削到别的饭块，否则就会被视为“挖墙脚”，那是要被众人不齿的。
桌上还有一盆菜，几乎每顿都是难见油星的白菜、瓢儿菜，或者胡萝卜白萝卜。菜也得在盆子里分为8份，照样“叫号”取用。
遵循这个游戏规则，大家还算相安无事，极少发生争吵。
（未完，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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