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末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末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
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余家的后裔吧。那末，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末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zh1}的第八册。
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xx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 “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 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 “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 “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
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郑振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