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 左志英 发自唐山 烧开一锅水，锅底沉着一层灰白，拿瓢小心翼翼地把水舀到暖壶里；坐在土炕上，一抬眼，望见的是白墙上闪电状裂缝，而这房子，装修才两年；踩着梯子爬到屋顶，可见几道“创可贴”式的突起，那是房顶开裂后做的小手术……

    这是唐山市古冶区王辇庄乡甘雨沟村村民张树民每天要面对的，他一度宿命般忍受了多年，而今，他和全体村民一起维权——— 向大型央企陡河发电厂索赔。

    把张树民和陡河发电厂相连的是该厂的灰场，距甘雨沟只有四五百米。张坚信，水里有灰，房子开裂，全因灰场一边渗水一边飞灰。

    就污染损害问题，甘雨沟村曾和陡河发电厂签订赔偿协议，并如数拿到钱款。但村民转眼又发现新理由，继续索赔。

    像甘雨沟这样的山村，灰场四周散落着十几个，都以类似的方式维权多年。陡河发电厂一次次被叫回谈判桌，然而连续二十年为灰场之祸买单，却直到北京奥运会前才下重金从源头上根治。

    纠葛仍在继续。陡河发电厂迄今已赔付的金额并未透露，但有据可查的已过亿元，迟来的环保付出了巨大代价。

    渗水

    李家峪村东头、灰场西侧主坝下的两口水井，水位不断升高，直至自溢而出，各家各户的舀水瓢越来越白

    甘雨沟人为灰场所困已有20来年，但索赔是最近几年的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央规划在唐山修建大型火力发电厂。到70年代，随着京津唐地区严重缺电，建厂方案正式敲定，地址是陡河水库西岸，故而得名陡河发电厂。1976年，一号机组开始发电，到1986年，8台机组全部建成投运，成为当时全国{zd0}的火力发电厂，承担过北京四分之一的用电任务。

    煤灰和煤渣是火力发电必然产生的废料，统称粉煤灰。1吨煤进去，约产出0.3吨废料，8台机组全部运行时，陡河发电厂年产粉煤灰约200万吨。受历史条件所限，电厂起初是用水力除灰除渣，即用水将粉煤灰冲入陡河水库东岸巨大的灰场。这个灰场其实是个山凹，里面原本有个村庄———李家峪村，因此得名李家峪灰场。

    1982年，李家峪整体搬迁，挪到灰场西侧主坝外。第二年，灰场建成，第三年，正式运行。灰面设计标高99米，面积282万平方米，容积6800万立方米。出灰场，向东南翻过一个小山包，就是甘雨沟。

    李家峪灰场东投入运营时，陡河水库的水用于工农业，根据方案，灰场污水通过西侧主坝下的泄水沟西行至陡河水库。但从1986年开始，陡河水库的功能逐步向饮用水过渡，陡河发电厂对灰场的治理就此起步。

    李家峪灰场最早的病症是渗水厉害。陡河发电厂副总工程师张浩军说，当时冲灰，灰水比例是1：15，在视觉上，灰场一度更像水库，水面可行船，水里有鱼游。

    灰场东高西低，污水首先渗向西边的陡河水库。为阻止污染水库，陡河发电厂{zx0}采用的办法是，在灰场西侧主坝下修建临时收水泵房，回收附近灰水，然后打入灰场。到1989年，新装6台大功率回水泵，4台运行，2台备用，设计每小时回水1500吨。这次回收的污水，不再直接返往灰场，而是被打回厂内，进入冲灰水系统。

    灰场渗水危及的不止陡河水库，还有灰场四周的十几个山村，涉及唐山市两区一县，开平区、古冶区和滦县。其中，环抱着灰场的甘雨沟、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村尤为明显。

    灰场投运几年后，即有山村为水所困。李家峪村东头、灰场西侧主坝下的两口水井，水位不断升高，直至自溢而出。各家各户的舀水瓢越来越白，用手一撸，一指白灰，陡河发电厂不得不在村西头另打一眼井。

    渗水导致的另一大问题是，地基下沉，房屋开裂。当时李家峪村300来户人家，有60来户的房屋开裂严重。时任村主任的侯长江说，大概是从2000年起，陡河发电厂以多种名目补助该村，如建房费、过冬费、污染费。

    灰场西北角的宋家峪村，原本窝在山凹中，由于渗水厉害，1990年不得不集体挪动100多米，移到山包上。在该村村主任朱会荣记忆中，那时候，原本一直干涸的山沟，积水1米多深，各家各户的房子或大或小都裂缝，地面总是湿漉漉的。那次，陡河发电厂给了1500万元。

    与此同时，灰场北侧的韩家哨村，部分房屋出现类似症状，陡河发电厂又拿出300万元予以补偿。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政府本来答应另给300万，但{zh1}有130万没xx。

    灰场周围的村庄，陆续找上陡河发电厂的门，以同样的理由索赔。

    飞灰

    为遏制渗水而实施的高浓度除灰，却隐藏另一祸端。大风经过，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村庄

    陡河发电厂忙于遏制李家峪灰场渗水时，另一祸端悄然长成、肆虐，这就是飞灰。

    为从源头上掐断灰水，1992年，陡河发电厂改造除灰系统，将灰水比例骤变为1：5左右，高浓度除灰。

    灰水浓度提高、实现厂内循环污水后，灰场积水迅速减少，露出一片一片的灰白色。大风经过，裹挟着细小而轻盈的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甘家沟、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漫天飘舞的粉煤灰钻过窗缝落在炕上、柜子上，铺下一层厚厚的灰白色。

    在张树民印象中，飞灰成灾开始于90年代中期，“好家伙，像下雾一样，大风起大雾，小风起小雾。”

    大风呼呼，树枝抖动着弯腰低头，整个村子被白色笼罩。一段拍摄于2004年5月份的录像，佐证着张树民的说法。

    位于灰场东南角的甘雨沟，原本以种植白薯为主，每到秋季，家家户户房顶上晒白薯干。张树民说，飞灰越来越多，没法晒了。

    后来连种也没法种了。白薯一般是秋天收，在白薯井里过冬后，春天出来卖个好价钱。由于灰场渗水，2001年后的五六年，白薯井一度变成水井，白薯只能一收秋就贱卖，来年干脆不少种或不种。

    作为忍耐力极强的中国农民，甘雨沟人对渗水和飞灰的回应一度只有几句抱怨。按张树民的说法，谁让自己生在穷山沟，住在低洼处，如果有钱搬出去就不用遭这个罪。

    直到2005年，甘雨沟村民决心维权，告别住危房、吃飞灰的日子。那年春节，村民们聚在一起闲聊时，有人提议应该索赔。

    春节刚过，十来个村民首次结队前往陡河发电厂讨说法，没有结果。第二次，第三次，村民们前所未有地齐心协力，反复上门。张树民说，直到第四次才得知，自1995年起，村干部每年从陡河发电厂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补偿款，直到2005年，以扶贫、灰场维修等名目总共拿了90多万元。

    多年来被蒙在鼓里的村民们去找村干部问究竟，对方不给解释，只让村民们统一口径，要求发电厂出资整体移民。

    从村干部那里拿不回钱，甘雨沟人重新把矛头对准陡河发电站。

    索赔

    造访发电厂的村民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成群结队地造访陡河发电厂，甘雨沟人不是最早的。负责电厂保卫工作的武警干部林永奎说，2004年就有了，人数和频率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全年共有100多回，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那些日子，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维权在陡河发电厂不断重演。张树民说，刚开始去，大家愿意坐到电厂会议室，等待，辩理。几次过后，电厂仍不松口，村民们便聚集到厂区大门前，堵在那里不让电厂职工上下班，最长的一次，堵了三天三夜。有的村民甚至带上炉灶，在电厂门前生火做饭。

    拿过补偿款的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村村民，带着类似的诉求，采用类似的方式，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陡河发电厂。

    每个村都是全民参与，有过让人记忆深刻的举动。

    2006年10月份，韩家哨20来名村民站在陡河发电厂，要求解决渗水问题。“毫不夸张地讲，挖个半米深的坑能舀水出来。”该村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当时陡河发电厂没有明确表态，既不担责，也不推脱，20多个村民于是带着炉灶铺盖在电厂安营扎寨，白天堵住厂门口，晚上睡在会议室。大家一连坚守12天，仍无结果。到第13天，韩家哨三四百村民浩浩荡荡涌到电厂，惊得市里的县里的领导都赶过来。当天晚上11点多，政府有关人员和电厂负责人一起前往韩家哨察看渗水情况。

    2007年11月份，李家峪村主任侯庆利领着一群村民试图进入厂区，因为被值班武警拦住，侯等人大怒而动手。武警干部林永奎说，值班武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其中一个手骨受伤。

    强闯厂区，并非一两个村的事。韩家哨村民周恩说，有时候一连去几次，电厂接待人员都说领导不在，改日再来，“我们不相信，自然就想进里面看看领导到底在不在。

    “进去以后，我们就是呆在行政楼大厅或办公室里，等领导来。”张树民说。

    被闹得焦头烂额的陡河发电厂让步了：请专业队伍鉴定李家峪、韩家哨、甘雨沟等村的房屋受损情况，酌情补偿；从2006年到2012年，给李家峪灰场周边14个村的村民发放飞灰污染费，头3年每人每年500元，以后逐年递减。

    “为了这些事，我们村干部去交涉过无数次，一直不给解决。一大帮老百姓去上几回，很快就有眉目。”宋家峪村村主任朱会荣说。

    房屋受损鉴定结果出来后，陡河发电厂陆续拿出赔偿方案：韩家哨800万元；李家峪7500万元，就地翻建……

    甘雨沟村在2007年1月得到了30万元，但陡河发电厂方面并不承认该村房屋开裂与李家峪灰场有关，“通过专家观察，从裂纹形态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化失修造成。”

    “攀比”

    负责人王晓静说，因受损程度、历史原因等不同，各村所得赔偿不等，但村民就是要向高的看齐

    xx赔偿承诺后，能否就此了断与村民的纠纷，陡河发电厂并不乐观。

    陡河电厂专门负责解决厂村矛盾的王晓静说，灰场渗水和飞灰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有些已经补偿过，白纸黑字还有红手印，但村民不管这些，还是来索赔，张树民即是其中之一。

    对甘雨沟的30万元赔偿，协议是陡河发电厂和甘雨沟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当时张树民是村主任。其中明确写道，赔款用于弥补村民房屋、果窖、薯井、地上建筑物因灰场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赔款到位后，村民不得以上述事项为由再次索赔。

    甘雨沟村委会把钱分成若干份发给村民时，双方也签订了协议，内容仅仅是分配方案，没有提及赔款事由，更未附加其他条件。

    领钱时，村民们只知道这是陡河发电厂给的，并不清楚具体名目。张树民的邻居朱凤莲说，她压根就没见过协议书。

    左手刚把钱装进兜里，右手就推门直奔陡河发电厂，包括张树民在内的甘雨沟人今年1月又上门索赔，这次要求是：赔偿2005年之前的污染费，赔偿因果窖和薯井损坏导致水果和白薯贱卖甚至无法种植而遭受的损失，就地翻建或者整体搬迁。

    “我们村的受损程度不比李家峪轻，为什么给他们翻建，不给我们翻建？”张树民说，陡河发电厂是央企，每年赚很多很多钱，如果它穷得叮当响，谁还会去索赔。

    坊间传言又将得到巨额赔偿的宋家峪，也感到委屈。村主任朱会荣说，这两年，陡河发电厂花费几百万元给李家峪和韩家哨打深井，夹在这两个村当中的宋家峪，为什么被漏掉？

    “相互攀比。”王晓静说，因为受损程度、历史原因等不同，各村所得赔偿多少不等，有的几十万，有的几百万。但村民不管什么理由，就是要向高的看齐，连锁反应，没完没了。拿到巨额赔款的，也屡生事端，“就在前几天，李家峪把我们的车又拦了。”

    言语间，陡河发电厂方面还透露了另一层意思：周围村民对电厂的要求已经超出正常维权的范围。该厂一名戴姓负责人说，灰场种树，雇外面人，一棵8毛，但有村民不许电厂把活给别人，只能以一棵1.2元的价格让他们干，否则就搞破坏。

    迟到的环保

    2007年起发电厂投重金治理。“从去年开始，粉煤灰少多了，渗水也轻多了。”朱会荣觉得变化挺大

    灰场周边村民连年索赔，不可否认的一个原因是，灰场治理姗姗来迟。

    为抑制飞灰，陡河发电厂作出过种种努力：改变3个排灰口的位置，尽量沿灰场周边多口、轮流、倒换排灰，将灰水赶到灰场的中间地带，使灰水覆盖灰场大部分灰面，保持湿润，防止扬尘；安装喷淋设施；将整个灰场分成三大格，分期覆土；在靠近陡河水库的灰场西侧种植美国红柳；将水力除灰部分改为气力除灰，即干除灰，将灰简单处理后卖掉。

    这些工作从1998年陆续展开，但直到2007年，绿化面积不到灰场灰面的1/10，陡河发电厂半数机组仍用水力除灰。

    村民闹得最凶的2006年、2007年，正是李家峪灰场渗水、飞灰最厉害的时期，灰面面积达250万平方米，灰面标高80多米。

    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使李家峪灰场的治理速度猛然提到“动车级”。2007年，陡河发电厂倾囊而出搞环保，当年的“三大工程”中，有两大工程是为了粉煤灰治理。其一，改造除灰系统，所有机组均用气力除灰，同时进行湿渣脱水改造，把煤渣加工成煤灰卖掉，设备正常运转时，不再向李家峪灰场排灰，那里只作为事故备用灰场；其二，治理李家峪灰场，全面覆土、绿化，种上美国红柳、扶芳藤、沙棘等。

    陡河发电厂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灰场治理工作全面结束，剩下的就是后期管理，以及对没有成活的树木进行补种。电厂负责人郑刚说，现在有20来人专门负责灰场维护。

    从甘雨沟北上几百米，翻过一座小山包便是李家峪灰场。今年4月份一个冷风嗖嗖的下午，记者走进灰场，满眼的灰白色。光秃秃的小树苗成行站立，一蓬一蓬的沙棘散落其间。环顾四周，灰场西南方向有片树林似成气候，透着淡淡的绿色。

    飞灰似有似无，远处偶尔会卷起一片白烟，未到“起雾”的程度。不过，踩着干燥疏松的粉煤灰转悠半个小时后，一摸脸，涩涩的一层灰。

    “从去年开始，粉煤灰少多了，渗水也轻多了。”朱会荣觉得变化挺大。

    “是好了不少，但问题还在。”朱凤莲拿起水瓢，伸出手指轻轻一擦，一指的白。

    对于灰场治理，张树民并不放心，“电厂照样在往灰场排灰水”。2008年8月22日，他亲眼看到灰水从直径四五十厘米粗的管子里倾泻而下，轰轰作响，像瀑布一般。去年9月2日，今年1月18日，有人拍到了灰水如注的画面。

    对此，陡河水电厂负责人刘刚解释说，北京奥运会期间，电厂因为发电任务重，所以临时启用李家峪灰场。至于另外两次，可能是干除灰系统有故障。记者两次前往李家峪灰场，没有发现灰水入场。

    “现在粉煤灰好卖，干嘛还要送到灰场。”王晓静说，一级灰90来块一吨，二级灰三四十块一吨，三级灰20来块一吨。一级二级灰可以用作水泥添加剂，三级灰一般用于铺路等。陡河发电厂一名工人也称，粉煤灰比较抢手，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

    分裂

    获7500万赔偿的李家峪，“幸运”得让其他村嫉妒，却同样鸡犬不宁

    最近两年，陡河发电站门前渐趋风平浪静，作为“胜利者”的村民之间反而暗流汹涌。

    在甘雨沟，30万元补偿款，按户分成若干份，5000元到7000元不等。其中7000元2户，6000元3户，大多数是5000元。时任村主任的张树民得6000元，另一个维权积极分子张明是5000元，两个曾经亲密合作的人就此结下梁子，分道扬镳。

    愤愤不平的“5000元户”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张树民的小姨子，他们曾到乡、区、市乃至北京上访，直至今日仍然耿耿于怀。

    获7500万赔偿、就地翻建的李家峪，“幸运”得让其他村嫉妒，却同样鸡犬不宁。2008年，该村正式确定按照统一样式就地翻建，材料由村委会购买，工程则交给建筑队。该村200多户人家，有30多户不同意这一方案，要求自己采购建材，前任村主任侯长江和前任村支书周江都是其中之一。“村委会买的料质量差，沙子都不给用好的，盖的房是豆腐渣工程。”

    反对者心里无法平衡的是，现任村主任兼村支书侯庆利可以盖豪华小洋楼，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买料建房？

    韩家哨，从陡河发电厂拿到800万元，用于补偿村民的房屋受损，村委会决定按照房屋面积平分。但周恩等六七户自认为房屋受损严重的人家，坚决不同意这种分配方案，他们四处上访，至今不肯领钱。

    虽然30万元的补偿在村人之间引起怀疑与指责，但并没有降低张树民等人的维权热情。通过结识诸多环保和媒体人士，甘雨沟人的思路逐渐开阔，试图举起法律武器实现诉求。今年1月份，58名村民联名到 北 京 起 诉 陡 河 发 电 厂 的 母 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但结果却令他们沮丧，“法院不给立案，也不解释原因，只是让我们去找唐山市政府。”

    张树民们至今仍在奔走。在诉状上，他们要求电厂对造成的损害进行治理，私底下则坦言，{zd0}愿望是对方能出巨资，让甘雨沟就地翻建或集体移民。

    污·治

    1984年，李家峪灰场正式运行，数年后即有山村为渗水所困；

    1992年，陡河发电厂为遏止渗水，高浓度除灰，灰场飞灰污染发端；

    2008年，陡河发电厂通过重金改造除灰系统、绿化灰场，称正常情况下不再向灰场排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