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有几分真假，这一次，美国人都在说中国“超过”了他们。

　　自今年3月以来，仿佛有一根指挥棒在挥动，华盛顿多家智库不约而同发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超过美国”的声音。皮尤基金会宣布中国2009年清洁能源投资超过了美国。美国进步中心发布国际清洁能源竞争力排行榜，称中国在多项指标中拔得头筹。

　　部分白宫官员也加入公开“表扬”中国的队列中来。美国能源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桑德罗(David Sandler)4月初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对议员们说，中国正在赶超美国：“中国正在大举投资清洁能源产业……美国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是做领导还是拖后腿取决于我国的决策。”

　　接下来，下周，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将率领一批美国清洁能源企业访华“取经”。

　　新的“中国故事”引起了国会的注意。4月8日，美国国会领导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的能源政策举行了听证，听取10名美国专家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意见。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速度很快，我们正考虑将这一内容写入委员会今年的致国会年度报告当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菲德勒(Jeffrey Fiedler)对本报记者说。

　　这一切出现在常年对中国缺乏好感的国会山，显得有几分奇诡。而4月底，一批美国国会的能源立法专家前往中国进行工作考察。

　　这不是中国{dy}次充当美国政治进程中的炒作题材，只不过，这次是罕有地以“正面形象”出现。

　　“这是包含政治目的的。” 美国进步中心能源研究员黄立安(Julian Wong)对本报记者说。

　　“小心，中国人来了！”

　　“美国清洁能源竞争力排行榜周”，这是3月4日，本报记者收到的一封电邮的题目。寄件人是“美国进步中心”，一家位于华盛顿的自由派智库。

　　当天的排行指标是风力涡轮发电生产力，结果显示，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zd0}的风力涡轮发电机生产国，其次是德国。

　　随后的两周，记者陆续收到5封其他指标的榜单。该中心对世界主要国家风力涡轮发电机生产力、太阳能板生产力、清洁能源投资、清洁能源市场规模、清洁能源技术销售占GDP总量、绿色就业等6项指标进行了排名。排行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国会议员和立法专家和媒体代表。

　　出人意料地，中国的排名屡屡靠前，而美国则无一{lx1}。根据排名，中国是世界{zd0}的风力涡轮发电机生产国，{zd0}的清洁能源市场，{zd0}的清洁能源投资国和{sjlx}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

　　相比之下，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销售占国家总产值比重仅排名第19位，不仅落后于丹麦、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目前世界上尚无评估各国清洁能源竞争力的xx的指标。有意见认为，《美国清洁能源竞争力排行》受指标、数据来源的限制，评估结果未必全面客观。

　　但作为该排行榜的组织者，黄立安坚持认为，该榜单反映出一个明显的趋势。“美国清洁能源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快速赶超。”黄立安对本报记者说。

　　排行榜只是美国进步中心发动的旨在让美国政坛重视“中国赶超”现象的{dy}个行动步骤。接下来，这家智库在华盛顿就中美两国的新能源政策比较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国会议员、能源行业代表皆有参会。

　　与此同时，该中心在网站上刊登《掉队？》一文指出：“德国、西班牙和中国都抓住了新能源机会，唯美国尚未全面行动。”

　　其他美国智库、媒体和意见{lx}也纷纷加入其中。皮尤基金会今年3月推出报告，称2009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dy}。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去年11月的研究结果显示：亚洲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生产力上已经超过美国，而且这种优势会在未来五年内得到巩固。

　　“小心，中国人来了。”一位名叫霍奇的清洁能源独立记者在3月底写到，“他们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从各方面看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

　　“表扬中国”的幕后权谋

　　这股炒作“中国新能源故事”的舆论始于去年夏天。彼时，《xxxx》在去年7月的一篇报道中称中国风电发展快于美国。“当美国国会还在考虑如何制订风力发电指标时，中国两年前已经付诸实施了。”报道说。

　　黄立安当时正在国会参议院环境与公共事务委员会出席听证会，他以自己2008年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见闻告诉议员们：“现在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全面铺开发展清洁能源。”

　　黄立安解释道，美国政界长期以中国为借口推迟本国能源改革：“(在气候问题上)国会总是说，中国没做，所以我们也不做。但事实是中国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要让这些议员先生们赶紧行动起来。”

　　至于中国得以“超车”的原因，桑德罗是这样向美国国会解释的：一个三驾马车领衔的政策组合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是：强制的清洁能源标准(到2020年中国初级能源的15%来自非化石燃料)、强制的能效标准(到2010年末GDP能源利用效率比2005年增长20%)以及强制的碳浓度标准。

　　美国目前最缺的正是全国性的新能源政策，这需要国会的帮助。一项清洁能源立法从去年就已展开。但因国会内部分歧，这项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为加快立法进程，美国能源改革派决定用宣传中国的“先进事迹”的办法来刺激国会。

　　整套游说计划并非只炒作中国，德国、西班牙等在清洁能源上发展迅速的发达国家也被改革派人士挂在嘴边，用以警醒美国决策者。

　　形成这一气候的背景是，奥巴马总统已俨然成为“新能源总统”，他自去年初上台以来一直大力扶持新能源产业，包括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等。

　　“克林顿时代美国过上(1231.40,11.10,0.91%)日子，一靠新经济，二靠超强的金融霸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外溢效应没了，“奥巴马试图用新能源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新能源搞成产业，看能否再玩一轮金融游戏。”

　　无论是从总统政治诉求出发的舆论策划，还是真实地感觉到了中国新能源发展对美国新增长点战略的压力，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出现集中炒作中国新能源题材的现象都不足为怪。

　　自奥巴马去年11月中旬访华始，气候变化被放在中美双方会议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有观察人士认为，在两国气候问题合作与交锋的多重背景下，不排除这一轮对“中国新能源故事”的炒作中包含有制衡和博弈的复杂考量。

　　桑德罗的“百感交集”

　　美国立法者对“中国故事”的反应是复杂的。有人认可中国的成绩单，有人则指责中国是通过“不合理补贴”达到目的。

　　作为致力推动能源改革的人士，黄立安对国会反应的总体评价是——“漠不关心”。“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每个议员都优先从自己选区的利益出发，有时缺乏全局意识。”黄说，国会的各种委员会对地方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有一定帮助，但地方利益常在博弈中占上风。

　　“中国故事”在国会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的很多成功经验难以在美国的体制下被复制。比如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是白宫无法比拟的。

　　“中国政府可以指挥银行给清洁能源项目优惠xx，美国政府做不了这样的事。”黄立安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皆为私有，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其xx行为。

　　当然，他认为，也有一些中国经验是可以被复制的，比如税收优惠。但这又需要国会批准，而但凡牵涉税收的改革总是一场艰难战役。

　　比如奥巴马亲自支持的清洁能源立法。立法原本计划去年结束，但因为阻力过大而被迫终止。

　　国会原本计划在上周重启该立法进程，但因为中期选举逼近，这项工作被迫让位于更能博得民心的移民立法。

　　而如果美国不全面调整能源政策，5年后将很可能落后于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桑德罗在去年秋天访问中国，看着时速200英里的高铁从京津高速公路旁疾驰而过时，他说自己心中“百感交集”的原因。

　　“如果我们对清洁能源的投入不上一个台阶，五年之后我们必被中国等国超过无疑。”桑德罗4月对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们说。